一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旬，八军团随五军团，随五军团，翻过连绵起伏的五岭山脉，进入了湖南省通道县境。

　　这时，蒋介石已经觉察我军准备北上会合二、六军团的意图，在绥宁、武冈一带集结了二十万重兵，专等我军钻他的口袋。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的主张，得到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的赞同。十二月十五日，红军攻占贵州省东部的黎平县。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在政治局开会期间，部队进行休整，红军指战员们都放下心来睡了个从中央根据地出发以来难得碰到的好觉。

　　休整期间，罗荣桓听了上级传达黎平会议精神，知道中央已经采纳了毛泽东向贵州进军的建议，感到十分欣慰。在中央根据地，罗荣桓便听说，毛泽东离开军队领导岗位后，仍然时刻挂念着战争的形势。他曾就如何粉碎敌人的“围剿”，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议。但遗憾的是，这些建议都被李德等人拒绝。在李德的错误指导下，根据地日益收缩，结果是实行战略大转移。经过红军将士浴血奋战，虽然冲出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部队已经大伤元气。此时如果再钻进敌人的包围圈，后果将不堪设想。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毛泽东曾带领红军多次脱离险境；如今，部队又面临危急关头，毛泽东的建议终于被采纳，这难道不正是红军绝处逢生的一个转机吗?

　　几天来，罗荣桓同直属队的干部们一见面就谈毛泽东的建议。他对电台政委袁光说：“毛主席这个建议十分英明。现在蒋介石有两怕。一怕我们同二、六军团会合，二怕红军重新返回中央根据地。他把主力都摆在这两个方面，等着我们撞到他的网上去。可是，毛主席看透了他的五脏六腑，偏偏要打到贵州去。这一着是蒋介石始料所不及的。我军进入贵州，北可与川陕根据地的四方面军呼应，东可与二、六军团配合，四面都有回旋余地，战争的主动权又转回到我们手里了。”

　　罗荣桓一向沉静稳重，长征以来由于部队伤亡很大，心情不好，更是不苟言笑。但当他谈起毛泽东的建议时，却不禁爽朗地笑起来。周围的同志听他一讲，也都眉飞色舞，顿觉眼前豁然开朗。

　　十二月十八日，军委命令撤销八军团建制，部队并入五军团。罗荣桓任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未到职，又调到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军团长周昆和政委黄逆则又调回一军团工作。后来这两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结局。黄廷任一军团一师政委，在长征的最后一仗——直罗镇战斗中英勇牺牲，名垂青史；而周昆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当了一一五师参谋长后，竟携款潜逃，背离革命。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强渡乌江，攻克遵义。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方面的错误，会后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当罗荣桓听取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时，他的眼睛不禁湿润了，一面听一面摘下眼镜用衣襟缓缓地擦着……这时，他的欣慰的心情更甚于在黎平的时候。在黎平，他还只是从中央采纳毛泽东建议这一件事上预感到这可能是一个转机。而在遵义，这一预感终于成为事实。罗荣桓从切身经验中得知，毛泽东重新走上红军的领导岗位，这就意味着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遵义会议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结束。但是，这次会议是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戎马倥偬，不可能全面清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这一情况下，罗荣桓和当时许多受“左”倾冒险主义排挤的同志一样，要重新得到重视并充分发挥作用，还需要一个过程。他在代理了很短时间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又调回总政治部任巡视员。

　　当时，总政还有一位巡视员是冯文彬。他们两个也没有什么工作，天天跟着干部团行军。跟干部团行军可又不归干部团领导，两人就互称“独立巡视员”。他们二人经常骑着骡子边走边议论“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议论李德的错误指挥使得部队天天打败仗。罗荣桓谈起这些问题时经常不胜感慨地说：“我们的部队过去从来没有到过这一步田地。”

　　经过思考和同许多干部交谈，罗荣桓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伟大意义。他是在党内较早认识毛泽东的作用和毛泽东思想的作用的高级干部之一。早在一九四四年，他就发表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出：

　　苏维埃后期在教条宗派主义的错误指导之下，军事方针是过早地提出阶级决战，发展扮命主义。结果是苏区损失了十分之九。在长征中最后又回到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之下，革命才得到挽救。

　　他还回顾了党内经历“左”倾错误的历史，明确指出：

　　每当党在领导上犯了错误，使革命招致损失的时候，总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代表党的正确方向的同志，挽救了革命，团结了全党，巩固和发展了革命势力，使革命取得新的胜利。

　　正因为他看到了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个人处境如何就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了。他丝毫不计较当时仍然处于逆境，始终保持了革命乐观主义情绪。

　　五月初，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罗荣桓奉命下部队巡视。他骑着小黑骡子来到二师。这时，风传供给部要收掉罗荣桓的骡子。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都为罗荣桓打抱不平。他们对罗荣桓说：“你不要回去了，就跟我们二师一起走吧！跟我们走比跟机关走还要安全一些。”但是罗荣桓摇摇头笑呵呵地说：“骡子现在并没有收。即便收了，我还有两条腿嘛!有么子要紧！”他在了解了部队情况后，还没有过大渡河，便又返回总政。

　　一九三五年六月，罗荣桓拄着一根棍子，顶着狂风、冰雹、雨雪的侵袭，忍受着酷寒、气喘，随红军大队一步一步翻越了空气稀薄、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六月中旬，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罗荣桓在这里见到了军容整齐、戴着大沿帽的四方面军三十军的战友。他为建军两大主力会合而感到鼓舞。他参加了一、四方面军的联欢明会，看了节目会了餐。爬雪山以来的疲劳顿消。

　　在两河口，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

　　七月中旬，一方面军到达毛儿盖，停留了一个月左右，—筹集粮草，一面等待四方面军北上。

　　从夹金山到毛儿盖，中间又经过了梦笔山、长板山、打彭山、拖罗岗等雪山，这千里雪山时雨时雪、乍阴乍晴、狂风和冰雹不断肆虐，自然气候十分恶劣。

　　当时在整个中国上空，政治风云也非常险恶。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特侵略的触角伸进了长城。国民党反动政府一面对长征的红军进行疯狂的围追堵截，一面开门揖盗，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协定，将冀察两省大片国土拱手送给日寇。看看着中国的半壁河山即将沦于敌手，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八月一日，我党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止六战，一致抗日。

　　八月四日，党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五月，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针对张国焘向西向南退却逃跑的错误主张，决议指出：“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针对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领导、破坏党和红军团结的分裂活动，决议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决议指出：“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早在七月十八日中央已任命张国焘为工农红军总政委。以往，中央直接指挥一方面军的各个军团，一方面军本身未设机关。现在，成立了红军总部，一方面军也就相应成立政治部(兼一军团政治部)。罗荣桓任政治部副主任。

　　随后，根据会议决定，红军兵分两路北上。右路军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包括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

　　八月下旬，右路军以一军团、四军和三十军、三军团的序列北上。此时，中央和彭德怀已觉察张国焘有野心。为防止不测，彭德怀随即命令十团和十一团交替掩护，保卫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与此同时，罗荣桓也奉命来到十团。这时他已听说张国焘普十分傲慢地将中央红军称为“叫花子的队伍”。张野心勃勃，妄图乘中央红军转战八省十分疲惫之机，依仗枪多，胁迫中央服从其错误主张。听到这些，罗荣桓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向十团团长黄震、政委杨勇转达了彭德怀的嘱托后，便随二营行动。二营营长陈海涵一九三○年汀州编队后是三纵队特务大队通信兵，罗荣桓曾到他们大队检查过工作，虽已事隔五年，但仍然认识他。由于张国焘有野心一事，当时还只有极小范围的人知道，罗荣桓对陈并未经及；只是告诉陈，中央找他有事，因此须随后卫行动。他嘱咐陈海涵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挥支部的核心堡垒作用，把大家团结起来，保卫党中央，通过水草地。

　　从毛儿盖出发的第二天便进入了水草地。天老是阴沉沉的，空气中飘动着经久不散的雨丝和雾霭，不时又来上一阵倾盆大雨或是栗子般大小的冰雹。罗荣桓虽然戴了一个破斗笠，可既不挡风，也不遮雨。他和同志们一样，衣服紧贴在身上，几乎没有干的时候。到晚上露营时，他便找一块高一点的地方，接来一些枯草，将线毯铺在上面，一半垫，一半盖，裹着毯子入睡。

　　一天午夜，连绵细雨把他的毯子打湿了。北风一吹，冻得他象是掉进冰窟窿。无法入眠，他只好起身去烤火。这时簧火边已经围坐了一些也是冻得睡不了觉的战士。他们一会儿讲故事、说笑话，一会儿唱一支歌，用歌声笑语来驱赶潮湿和严寒。他们看到罗荣桓来了，便给他让了一个“座”，又继续互相拉歌。拉着拉者，有人提议：

　　“请罗主任唱一段湖南花鼓戏好不好？”

　　“好！”同志们轰然响应，热烈鼓掌。

　　罗荣桓十分腼腆，历来不喜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说唱唱。他自然尽力推辞。可他越推辞，同志们拉得越起劲。他只好同意唱一个。唱么子呢?他推一推眼镜，咳嗽了几声，便开了腔：

　　我要当红军，把话告亲人，

　　全家乐呵呵，老少都送行。

　　要听党的话，好好闹革命。

　　叔伯嘱咐说，行动听命令，

　　打仗要勇敢，多多杀敌人。

　　姑嫂嘱咐说，穷人心连心，

　　处处为群众，当好子弟兵。

　　弟妹嘱咐说，咱家冤仇深，

　　不报冤和仇，就不转回程。

　　老少说得对，句句讲得明，

　　决心跟党走，永做革命人。

　　罗荣桓的嗓音并不圆润，甚至还有几分沙哑，可他的歌声却含有真挚的感情。战士们望着那在他眼镜片上不断跳动、闪烁的火光，听着那十分熟悉的湖南花鼓戏的曲调，有的也跟着哼唱起来。老根据地人民送别自己的子弟兵的情景又历历如在眼前。

　　“决心跟党走，永做革命人。”父老兄弟的嘱托，在这风雨弥漫的草地长夜里听起来，字字都有干钩之力。

　　这一宿罗荣桓又是一点未睡。十团二营的干部们看在了眼里。第二天，他们吩咐几个战士找一块避风的地方给罗荣桓搭一个草窝。傍晚，当罗荣桓发现这草窝时，战士们部快搭好了。罗荣桓认为他们是自己用的，便高兴地表扬道：“这个窝搭得好！如果一个班有两三个这样的草窝，夜间就好过了。”

　　站在旁边的战士听到他表扬，一个个美滋滋的。班长乘机说道：“首长，你躺下试试好吗?”

　　罗荣桓点点头躺了下去。

　　班长问道：“首长，还行吗？”

　　罗荣桓高兴地说：“要得，又松软又暖和，再好没有了。”

　　“那今晚你就唾在这里吧。这是我们特意为你搭的。”

　　“什么?”罗荣桓坐起身来，扶一扶眼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问道：“告诉我，是谁让你们给我塔的?”

　　战士们未曾想到罗荣桓会如此认真，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那班长只好结结巴巴地说，是他们几个人商量着搞的。罗荣桓见他们说话吞吞吐吐，已经明白了八九分，便不再追问。他挨个瞧了瞧这些可爱的战士，叹了一口气说：“你们搭这么好的草窝，应该感谢你们。可这草窝我没有资格住，应该留给伤病员。”说完他就离开大家，另找地方休息去了。

　　一进入水草地固定的道路便消失了。到处都是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流向何方的小河。河水大都很缓很浅，可有一道河的流水却非常湍急，下了河拄着棍子也站不住。罗荣桓过河后叫他的马夫牵着小黑骡子又返回去一趟一趟驮病号。一些小鬼便拽着骡子尾巴过了河。罗荣桓一直站在河边观看。等同志们都过来了，他亲昵地拍拍小黑骡子的颈子说：“这头小骡子又立功了！它对革命的贡献可不小！”

　　罗荣桓这样说，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头骡子帮助不少人过了河。在长征路上，它一直都在驮病号。进草地以后，病号越来越多而牲口越来越少。病号能骑上牲口便算是幸运的了，而有的重病号孱弱得骑不住牲口。一些病号还得靠同志们背和抬。罗荣桓便亲自背过病号。

　　这位病号姓杨，是二营的通信员，十四岁，兴国人，在地主家放牛时碰到扩红的同志，他没有回家，把牛绳一扔便跟着扩红的同志到了部队。前几天他的脚被竹尖扎了一个洞，进草地后，被污水一浸，脚脖子很快肿得象冬瓜。几天后便一步也走不动了。同志们轮流背着他，罗荣桓也参加了这一行列。在草地背人行走，十分艰苦。一脚踩下去，叽咕叽咕往上直翻黑水，泥水常常没过腿肚。每向前走一步，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走了一段后，小杨怕拖累大家，躺在地上不肯再让大家背了。他苦苦哀求说：“同志们，我实在不行了。你们快走吧，不要管我了。等革命胜利后，请给我家带个口信，就说我从地主家逃出来后当了红军，跟着毛主席北上抗日时，死在草地上了……”

　　听了小杨的话，大家的眼睛部湿润了。罗荣桓看到小杨硬是不走，大家都停下了脚步，便对同志们使了一个眼色，说：“这么着吧，大家都快走。我腰腿疼得厉害，我留下给小杨作伴。”

　　“那怎么行，”这一下可把小杨急坏了。他用手撑地吃力地坐起身来，用埋怨的口气断断续续地说，“你是领导，要带领……大家走，怎么能……跟我留在这里呢?”

　　“领导还要有群众啊！要是大家都不走了，领导不成光杆了吗？”罗荣桓弯下腰，慢声慢气地对他说。

　　这时，营长陈海涵已经蹲下身子。他拍拍自己的肩膀说：“小杨，你要不走罗主任也不走了。来，我背你走一段……。

　　小杨只好又趴到陈海涵的身上。行进中，罗荣桓看到陈海涵背得十分吃力，便嘱咐他宿营后绑一副简便担架，让同志们轮流抬着走。

　　第二天中午，部队来到一处灌木丛。同志们放下担架，准备喂小杨喝水，可他双目已闭，全身都凉了。罗荣桓闻讯赶了过来，围在小杨身边的同志给他闪开了一个空。罗荣桓蹲到小杨身边，解开他的上衣钮扣，将耳朵贴着他的胸口，用手按住他的手腕……可是，小杨脉搏已经消失，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罗荣桓叹了一口气，解下毛巾将小杨脸上的尘土轻轻擦掉，然后站起身来，脱掉军帽，沉痛地说：“小杨这么年轻就牺牲了，非常可惜。我们活着的人应当接过他们的武器，继续战斗。红军指战员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人民会采用各种形式悼念他们。”说完，他找来一块布盖在小杨脸上，然后同战士们一道用青草、泥土将小杨的遗体掩埋了。

　　二

　　在草地行军，饥饿要比伤病更加威胁人的生命。从毛儿盖出发时，每人只带了一小口袋炒面。一路上大家边走边摘野菜，到了宿营地，在篝火上用搪瓷缸子把水烧开，放一把炒面，再放一点野菜，调一调，就是一餐。越走到后来，搪瓷缸子里的炒面越少，终于只剩下野菜了。

　　十团进草地刚三天，就断了粮。团里的牲口杀了，同志们的皮带也进了肚子，到最后两天部队一粒粮食也没有了。这一天，罗荣桓又将骡子让给他的警卫员，外号叫“锤子”的十三岁的四川小鬼骑了。他一面走一面和陈悔涵营长聊天。他向陈海涵了解指战员的思想情绪。陈海涵向他汇报：“战士们情绪都很好，决心跟着党中央、毛主席走到底。”

　　罗荣桓点点头说：“很好，一定要跟着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他又强调了一遍，语气斩钉截铁。接着又问陈海涵：“现在部队没有东西吃，你们打算怎么解决？”

　　陈海涵回答：“可以挖野菜，茭子、猪菜都行。如果碰到树林子，还可以找到蘑菇。只要每天能吃上一顿饭，部队还能坚持。”

　　“对，”罗荣桓充满信心地说，“很快就要到有人家的地方了。一定要勒紧裤带，坚持下去！”

　　“首长，请放心！”陈海涵激动地向罗荣桓表示：“几座大雪山都爬过来了，这水草地，滚也要滚过去的！”

　　“嗯，”罗荣桓连连点头：“我们就是要有这么一点精神！”

　　他们正边走边谈，“锤子”赶了过来，请罗荣桓上牲口。罗荣桓摆摆手说：“我不骑了，我们该准备晚饭了。”他又向陈海涵招招手，便领着“锤子”走了。他的马夫牵着骡子在后面跟着。三个人边走边弯腰摘野菜。陈海涵目送着他们远去，不觉心里一动，他想：“罗主任可是近视眼啊，他又能采到多少野菜呢……”

　　果然，罗荣桓一来个子高，二来眼神不济，他尽管努力搜寻，但收获不多。可那“锤子”也许是骑了一段牲口，又有了精神，这里拔一棵，那里掐一把，不一会就摘了一大捧……

　　天黑了，草地上升起一堆一堆簧火。“锤子”将野菜洗净，煮了一盆子。罗荣桓他们三人正在篝火旁津津有味地吃着，突然走过来一个掉队的病号。他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走到罗荣桓簧火旁边。罗荣桓连忙打招呼：“同志，这边坐。来，烤烤火。”

　　那病号一步一步挪到簧火跟前，一屁股坐到地上就再也不想动了。罗荣桓借着火光看着这位同志憔悴的面容和没精打采的神情，关切地问道：“同志你还没有吃饭吧？”

　　那病号点点头。

　　“来，这里有野菜！”罗荣桓说着就把茶缸子送过去。

　　“不……”那病号连连摆手说：“首长，你……”

　　‘我已经吃饱了。”罗荣柜爽朗地说。

　　“锤子”和马夫也连忙伸出自己的茶缸子，异口同声地说：“还是吃我的吧。”

　　“你们的都快吃完了，还是我剩的多。”罗荣桓硬是将自己的荼缸子塞到那病号手里……

　　这一切都被坐在另外一堆簧火边的陈海涵看到了。他想：“罗主任他们本来采的就不多，怎么经得住又给张三、又给李四！”他站起身，来到一个连队，通过指导员找来两个班长，让他们两个班负责帮罗主任摘野菜。他嘱咐这“要悄悄地交给‘锤子’，一定不能让罗主任发现。”

　　出草地的那一天，走了九十里地。一路上，一点野菜也找不到了。战士们都疲惫不堪，走五六里地就要休息一次。已经到下午三四点钟了，罗荣桓还一点东西也没有吃。陈海涵看到这一情况，在休息的时候到班排里转了一下，发现有的班还剩下一点野菜。他吩咐一位班长，叫他悄悄将罗主任和他的警卫员请到班里来吃野菜。在请的时候，要讲究一点方式方法。

　　那班长将罗荣桓请到班里，对罗荣桓说：“罗主任，我们一起从江西走到这里，已经是一家人了。对北上抗日，我们是有信心有决心的。但是，今天我们对你有一个要求，你无论如何都要答应。”

　　罗荣桓被他说得莫名其妙，问道：“是什么要求啊?”

　　那班长笑了一笑说：“你答应了，我才讲呢。”

　　罗荣桓看看那班长，又看看周围那些用关注交织着期望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战士，点点头说：“好，我答应了。”

　　那班长象变戏法一样，立即端出一盆煮好的野菜，说：“也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请你吃一点东西。这是我们专门给你留下的……”

　　面对着这一盆野菜，在场的战士们眼睛里都闪着泪花，罗荣桓的眼睛也湿润了。他摘下自己的眼镜，用上衣的下摆，缓缓地缓缓地擦着……

　　经过七天泥里水里、忍饥受寒的艰苦行军，部队终于走出了草地。远处出现了山峦、树木、房舍、炊烟、牛羊；眼前有了人畜踩出来的小路，路旁开放着五色缤纷的野花。战士们一踏上坚实的土地，一个个高兴得又蹦又跳。有的持起石子使劲扔出去，似乎是要显示一下自己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以后还有多强的臂力。有的摘下一串串象葡萄似的金黄色的野果子，迫不及持地送进嘴里。有的采来一束小花，仔仔细细地系在自己的胸前。

　　罗荣桓笑咪咪地看着这些充满了活力的战士，拍拍陈海涵的肩膀说：“你看，战士们的情绪多高！他们好象不知道什么叫疲劳和饥饿。”他停顿了一下，微微点着头又坚定地说，“这是一支多好的队伍！古人形容岳飞的队伍，有这样一句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我们这支队伍比岳家军更为巩固。有这样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他看看陈海涵，语气又急迫起来，“不过，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吃饭！”

　　“是的！”陈海涵点点头，立即命令通信员通知各连，抽一些体力较强的同志组织筹粮队。通信员还没有走，忽然接到前面的报告，右前方发现马步芳的骑兵，大约有一个连，正向二营运动。二营的干部立即召开碰头会研究对策。会上，有的认为我们已经精疲力竭，应该避开敌人有的主张打，为牺牲在草地上的同志报仇，因为没有经验对如何打骑兵也提不出具体意见来。正在大家讨论不决时，在一旁路步的罗荣桓突然停下脚步问道：“你们肚子饿不饿，想不想吃马肉？”他一句话，使同志们心里亮堂了。

　　“南方有不少人不用说马肉，连羊肉都不吃。现在恐怕不能讲究这些了。你们吃不吃马肉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吃的。”

　　“罗主任，你是说要打骑兵？”营长兴奋地问道。

　　罗荣桓点了点头说：“对。但是对付骑兵不能冒失。部队太疲劳了，得想想办法。”说着他蹲下身来，边比划边说，“你们见过江西老表打猎吗？他们都是藏起来守候着猎物进入射程。今天我们也应当用这个办法。”

　　按照罗荣桓的建议，陈海涵给各连分配了任务。部队立即散开占领有利地形，设伏。机枪都架起来了。战士们有的迅速挖好简单的掩体，伸出了步枪；有的将手榴弹盖一个个拧开……不到二十分钟，一团就绪，专等敌人上钩。

　　敌人不知红军已经设优，冒冒失失地闯来。二百米、一百米……当敌人离我军阵地只剩下五六十米时，“打！”二营长一挥右臂，八九挺机枪都吐出了火舌，手榴弹象乌鸦一样一群群飞向敌人的队伍。敌人的骑兵人仰马翻。二营长又跃起身率领部队向敌人冲去……罗荣桓双手抱在胸前，开心地笑了。

　　不到一个小时，战斗结束。在二三百米宽的山坡上横陈着几十具敌军人马的尸体。战士们高高兴兴地打扫战场。有的搬运战利品，有的宰杀死伤马匹，烧火烤肉，有的还把马肚子里未消化的青秧麦粒掏出来，准备冲洗干净后熬粥喝。

　　开饭了。罗荣桓同大家一道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那烧得酸黑的马肉。他刚吃了几口，突然问道：“部队都吃上了没有?”

　　陈海涵回答：“都吃了。有的战士吃了足有二三斤。他们说，吃了这一顿又可以坚持走好几天了。”

　　罗荣桓哈哈一笑说：“可不能吃得太多，小心把肚子撑坏。”

　　停了一会，罗荣桓放下马肉，搓了搓手，又问陈海涵共缴了多少匹马，准备怎样处理。陈海涵汇报说，死活加在一起共四十多匹，除十几匹死的宰了给部队吃一顿并给每人带一点以外，全部留给后面的部队。

　　罗荣桓问道：“这样处理是谁的主意?”

　　陈海涵回答：“是战士们提出来的，我们几个干部感到这意见不错，就采纳了。”

　　“好！”罗荣桓很高兴。他拍了一下大腿，迅速站立起来说：“部队在艰苦的环境中，提倡同心同德、互助互让，十分重要。有了这种精神，什么困难也不可怕，再严峻的考验也能经受得住。”

　　三

　　严峻的考验果然很快来临了。

　　当罗荣桓随右路军后卫——三军团四师十团经草地到达巴西、阿西时，张国焘彻底暴露了他分裂党的野心。他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后，不但不按照预定计划到巴西来与右路军会合，一道北上；反而打电报给中央，要求右路军全部南下。中央几次去电，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后来甚至严词责令其北上。但张国焘全然不顾中央指示，甚至企图胁迫中央南下。这时，一军团作为右路军的前卫已经远离中央北上。在就近的部队中，中央能直接指挥的只剩下了三军团：中央处在随时可能被张国焘所劫持的危险境地。

　　为了摆脱张国焘的威胁，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都先后来到了三军团。随后叶剑英带了二局和地图，摆脱监视也来到了三军团。毛泽东发出了三军团和中央纵队立即出发，脱离危险地带的命令。于是，罗荣桓随同十团和十一团交叉掩护中央，迅速北上。

　　九月十日左右，部队到达俄界，同在俄界待命的一军团会合。此时，方面军政治部已完成其历史使命，番号撤销。罗荣桓返回一军团任政治部副主任，分管群众工作。

　　当罗荣桓回到政治部时，同志们正纷纷议论张国焘。在这以前大家就风闻张国焘要没收中央纵队的驳壳枪，又听到张国焘攻击谩骂中央，说中央“逃跑”，煽动部队“不要跟戴小帽子的人走”(1)等等，早就憋了一肚子火。如今张国焘率左路军南下，公开进行分裂活动，同志们更是义愤填膺，纷纷怒斥张国焘右倾逃跑、畏敌如虎，跟陈独秀一样，要求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罗荣桓的心情同大家一样。他在后来回亿这一段历史时说：

　　在长征中，张国焘搞的那一套也是背离了人民军队本质的。他搞的是右倾逃跑路线。到了草地，他又反中央，那时他借口王明他们有错误，就要用武力对抗中央。在军队建设上他搞离阀主义，军队就是我的，拥兵自卫，反对中央。他完全是搞旧军队那一套，小恩小惠，假心假意拉拢人，对干部是愚民政策，排斥知识分子，不要有文化的。

　　不过，当时由于中央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未向下传达，罗荣桓又嘱咐大家遵守纪律，不要随便议论。他对政治部的同志说：“我们是由中央根据地来的，要坚决跟着党中央、毛主席走。张国焘钻到西康的山沟里等待形势发展是等不来的，决不能消极等待。但是，张国焘的问题，中央还没有定论，我们随便讲不好。要养成良好的组织纪律观念。将来在一定场合，有什么意见，我们还可以提嘛！”

　　俄界会议后，一、三军团继续北上，通过在县崖绝壁上硬凿出来的险峻的古栈道，攻克腊子口，翻过岷山，九月二十日进入了一望无际的平川，下午到达哈达铺。

　　这是岷县南面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集镇。红军攻克腊子口后，国民党鲁大昌部队从这里溃逃到岷县，留下了几百担大米和白面。这个集镇还有不少卖吃食的商贩。红军已经几个月见不到油盐和大米、白面了。从雪山、草地来到这里，真是另一个天地。罗荣桓的心情和大家一样。他一到哈达铺见到他认识的指挥员便嘱咐道：“同志们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来到这里，很不容易。幸存下来的都是宝贝。革命就要靠这些人了。因此，所有的伤病员都要抬走，一个也不能丢了！”

　　为了恢复指战员极度衰弱的体力，准备继续北上，供给部门给每人发了一块光洋，政治部提出了“大家要吃的好”的口号。这个地方的东西异常便宜，五块钱可以买一头肥猪，两块钱可以买一只肥羊。鸡才两角钱一只。各伙食单位统一采购了食品，当天下午就纷纷杀猪宰羊，准备会餐。炊事员们又施展出几个月来用不上的手艺，烹炸炖炒，各显神通。会餐时，各单位又将驻地周围的老乡请来作客。空气中飘着肉香，到处是一片象过年似的欢乐气氛。美中不足的是有些炊事员不会做面食，把挺好的白面熬成了一锅桨糊，可大家吃得仍然津津有味。

　　这天晚上，罗荣桓和当时一军团的宣传部长邓小平、组织部长谭政还有政治部的几位干事围坐在老乡家的炕头上吃辣子鸡。吃着吃着，大家感到屁股下面越来越热，有的同志以为是着了火。罗荣桓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虽然曾经到高密农村住过，但那是夏天，没有烧炕。他一时间也说不准是怎么回事。经过老乡解释，大家才恍然大悟，对这一北方人民的创造，今后要伴随他们度过十几个严冬的火炕，一时不免感到新奇。

　　更值得罗荣桓、邓小平高兴的是，民运干事肖望东搞来了一些烟叶，分给他们两位一人一把。在长征路上，这两位烟隐很大的同志没有烟抽，感到十分难熬。有时实在瘾得不行了，罗荣桓便睡觉，可邓小平却睡不着，他常常跑出去搜罗烟叶，但十次倒有九次是空手而归。有一次他兴冲冲的跑回来，喊道：“老罗，起来！我搞到烟叶了。”罗荣桓起来一看，原来是干树叶子。两人相视而笑，立即将这些树叶装在烟袋锅里过瘾……这时，他们看到这金灿灿、黄橙橙、货真价实的烟叶，都喜出望外，立即揪下一块，搓碎，装进烟袋，仔细品尝起来。

　　当时，政治部主任是朱德。罗荣桓、邓小平都只分工负责一个部门的工作。从俄界出来便进岷山、走栈道，直到哈达铺，一路上见不到什么人烟，无土豪可打，也缺少宣传群众的对象。而他们两位虽然刚过“而立”之年，却已有了十来年的斗争历史，正处在精力充沛而又有丰富经验的黄金时代，处理起一个部门的工作来，自然是游刃有余。因此，他们除行军、工作队部有不少空余时间来回顾往事、瞻望将来。

　　这两位有着共同遭遇的老战友在长征路上行军时并辔而行，休息时促膝谈心，宿营时抵足而眠，经常在一起议论“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险。他们谈到了中央根据地的土地政策问题，指出，教条主义者规定富农分坏田，实际上是把富农当地主打，超越了革命发展阶段。他们还认为，对地富兼工商业者，只保护前面店堂里的东西，而没收后面住家的浮财，实际上也很难起到保护工商业的作用。他们谈得很多，邓小平后来回忆起这段情况时说：“我们是无话不谈。”

　　到哈达铺的第二天，在关帝庙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宣布将一、三军团合编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一军团改称一纵队，政治部建制不久罗荣桓仍继续任副主任。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雪山草地的困难，我们已经胜利地克服了。敌人天上的轰炸扫射、地上的围追堵截，我们也战胜了。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更危险更艰巨的任务。现在国内形势犹如狂风暴雨，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坚决主张国内和平统一，停止内战，使我们可以到达抗日前线。可是国民党至今没有接受我们提议的表示，仍在集结重兵对我们进行堵击。现在在甘肃，有国民党的‘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共三十万人马正等着我们。他们的力量超过我们几倍。如果我们在战略战术上不小心谨慎，仍然有受严重打击的危险。今后如果国民党部队不拦阻堵由我们，我军决不进攻他们。促我们如果遭到攻击，必须实行自卫。毛泽东表示：我相信，经过万里长征的、久经战斗考验的、不怕一切艰难险阻的红军指战员，一定能够以英勇顽强的作风，谨慎灵活的战略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危险而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

　　接着，毛泽东谈起了张国焘。他说，可是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违反毛儿盖会议北上抗日的决定，反而倒打一耙，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飞究竟哪个是退却逃跑，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他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过去我们还不太清楚。应当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还有徐海东，还有根据地。

　　毛泽东这一宣布激起了惊雷般的掌声。会场空气十分活跃。少顷，毛泽东挥挥手，大家又安静下来。

　　毛泽东接着论我们大家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贸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将来是会北上和我们会合，站到抗日最前线的。

　　毛泽东宣布；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我兼政委。支队下编三个纵队。一纵队由一军团改编，二纵队由三军团改编。直属部队改编为三纵队。

　　毛泽东接着说：目前我们只有八千多人，是少了一点。但少也有少的好处，目标小，作战灵活性大。人少用不若悲观。我们是经过锻炼的，不论是在政治上、体力上、经验上，个个都经过了考验，一可以当十，十可以当百。何况我们现在比当年红四军下井冈山时人还多呢，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毛泽东鼓舞人心的讲话引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在讲到克服雪山草地的困难时，未指名地提到了罗荣桓。他说；“有一位同志过草地没有东西吃，战士们请他吃野菜。他吱紧牙先坚持着把部队带出了草地。”

　　散会以后，举行了会餐，吃了红烧肉。席间，毛泽东看到罗荣桓，问迄“罗荣桓同志，你走出草地，有什么妙计啊！”罗荣桓腼腆地笑了一笑，还没有考虑好如何回答，站在一旁的罗瑞卿开了腔：“他的妙计是向你学的，这就是坚持同群众生活在一起，依靠群众又带领群众前进。”听了罗瑞卿的话，大家不禁暗暗点头，都感到罗瑞卿这一回答概括得既准确又深刻。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要数过草地这一段最艰苦，而正是在这一期间，罗荣桓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三军团，罗荣桓在草地艰苦奋斗的情况长期地保存在毛泽东的记忆之中。后来，他在悼念罗荣桓的诗篇中还专门提及这一段艰苦的历程。

　　在哈达铺休整两天之后，部队继续北上。

　　进入甘肃以后，时常经过回族聚居地区。罗荣桓根据上级的指示，布置了回民区的政治工作，要求部队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进入清真寺、破坏回民经典；进衬之前，要先派代表同阿訇接洽，在获得他同意后，方能进村宿落否则应露营；宿营后不得借用回民器皿用具，不得食用猪肉、猪油要向回民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和民族平等的主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时部队已停止了在草地和藏民地区因为找不到群众，只好留条子借粮的方法。恢复打土豪、筹款子。罗荣桓每天行军都带着民运部的同志打前站，进行宣传和社会调查。一上路，他找向导聊天，了解当地社会情况。到了宿营地，又将干部们分派到各村做社会调查。然后召集碰头会汇报情况，确定谁家是土豪，其财产如何分配……

　　在进行社会调查和打土豪的过程中，罗荣桓十分注意结合实际对干事们进行政策教育。由于他平等待人、没有架子，干事们有什么弄不明白的问题都愿意向他提出，有时想不通了甚至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同他争论。罗荣桓非常乐于听到下级能在自己面前提出不同意见。他从不阻拦，没有丝毫的厌烦，总是鼓励大家把话讲完。然后用商量、探讨的态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干事们都愿跟他在一起讨论问题，感到在他手下工作收获大、提高快。

　　有一次，民运干事罗亦经等看到有一户富农房子不错，雇了工，老乡们反映是财主，便在他家门上贴了没收财产的布告。罗荣桓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问大家：这一家有多少田地，放了多少债，家里人参加不参加劳动，一年劳动几个月？罗亦经对前几个问题都答上未了，但在最后一个问题上却卡了壳。罗荣桓耐心地说：“据调查，这一户成员自己还参加劳动，应定为富农。而富农和地主是有区别的，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今天我们要打倒的是地主阶级，对富农不能没收其财产。”

　　罗亦经感到地主、富农是一丘之貉，一时想不通，便争辩道：“可有的富农比地主剥削的还厉害。一般地主放债是二分利，而这一家要二分五……”

　　罗荣桓耐心地听他讲完，然后说：“他放债利率高并不能改变他富农的性质。区别地主、富农的界限是看他们是否参加劳动。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界限或分寸。这个界限或分寸怎么定要

　　看对革命是否有别。在现阶段，只打击地主，不打击富农对革命有利。因为我们不能树敌过多。我们在中央根据地一开始搞得很好，后来为什么守不住了呢?除了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以外，政策上偏‘左’也是一个原因。给富农分坏田，又发那么多公债，甚至触犯了中农利益，这都容易引起部分群众反水。”

　　罗荣桓还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在学习时，有位同志提问：妓女属于什么阶级？大家七嘴八舌地争论起来，有的说，属于被压迫阶级；有的又不同意，认为她们能劳动，为什么干那种事。罗荣桓并不急于发表意见，他笑咪咪地听着双方争论。大家把观点摆出来后，都请他表态。他这才不慌不忙地说：“依我看，应该属于被压迫阶级。她们出卖肉体那是生活所迫。有些女孩子是从小就卖出去的。而做父尽的但凡生活上能勉强维持，谁又忍心卖儿卖女，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呢？”

　　这种同志之间的讨论和争论很多是在行军路上进行的。干事们一边走一边簇拥着罗荣桓问这问那，有说有笑，那漫长的道路不知不觉使从脚底下溜过去了。而长征的终点也终于越走越近。

　　在从哈达铺到达陕北抗日阵地的长征路上，罗荣桓、邓小平的工作繁忙了一些。但这些工作对他们来说早已是驾轻就熟。他们甚至还可以抽出一点时间下一盘象棋。罗荣桓的警卫员一开始不会下棋，但首长们下棋他时常在一边看，逐渐地看出了一点门道，对下棋发生了兴趣。罗荣桓便从车走直、马走斜开始教他下。时间一长，这个小鬼也懂得一点当头炮、把马跳了。他找来一块木板，画了一个棋盘，行军时便背在身上。到了宿营地，罗荣桓把工作处理完，有时便招呼一声：“锤子，来一盘！”于是，“锤子”拿出棋盘、摆好棋子。两人席地而坐对起阵来。邓小平等同志有时在一旁观战。人多了，便不用棋盘，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出棋子儿……

　　险恶的环境、频繁的战斗、艰苦的生活、漫长的征途，再加上并不顺利的境遇，这一切都丝毫不能影响罗荣桓、邓小平的情绪。他们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红军队伍里，迈开双腿，过渭河、翻六盘山、跨越黄土高原数不清的深沟幽壑，终于在十月十九日胜利到达长征终点——陕北吴旗镇。

　　注释：

　　(1)当时一方面军所戴军帽沿较小。

　　作者：黄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