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蒋介石反动政府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领导，采取消极防御、短促突击等错误对策，红军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地盘越打越小。叶剑英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那时中央苏区好比鱼缸养鱼，鱼很大，盆很小，养不活。毛泽东曾批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认为红军当初就深入外线作战，到敌人心脏去，打向江、浙，调动敌人，争取主动。但是毛泽东的正确建议没有被接受。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项英、瞿秋白、陈毅、陈覃秋、贺昌、邓子恢、张鼎丞领导三万多人，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红军突围。十月十日晚，党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组成的军委第一、二纵队，从瑞金向于都集结，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先后向集中地域转移，突围部队共八万六千多人。

　　在中央红军突围之前，叶剑英由福建军区调回总部，因李德(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对他有意见，把他的福建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解除了，让他到军委四月当局长，主管训练、人事工作。

　　调整配备干部，是突围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叶剑英到任后，坚持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从各方面了解情况，历史地、全面地看待和使用干部，及时地向军委提出干部配备方案，保护了一批受王明“左”倾错误打击的干部。

　　在王明“左”倾统治时期，许多同志因对“左”倾错误进行抵制，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撤职、开除党籍。长征前夕，“左”倾错误的领导者视这部分同志为“包袱”、“累赘”，想把他们一部分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一部分带走，个别的枪毙。叶剑英坚决抵制这种做法，甚至冒着被打击的危险，设法让这些同志参加长征。有一次，一位领导同志带着“内定”意见找叶剑英商量，决定参加长征的犯“错误”干部走留名单。“左”倾错误领导者原来要把边章伍等枪毙，叶剑英坚决反对。他说边章伍参加宁都起义后，随即加入党的组织，在军委机关工作是有成绩的。又说，边章伍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学识渊博，军事理论和军事素养较高，是军队建设的有用之才。“左”倾错误领导者所讲边的“罪行”似是而非，不得不同意叶剑英的意见。实践证明边章伍在以后的统战工作和军队建设中，做出了显著成绩。叶剑英力主边章伍随军长征一事，在他同边章伍共事多年、朝夕相处中，始终没有告诉边章伍。解放后，别的同志告诉了边章伍，边章伍同志激动地说：“那时候，我们都在砍头之列，若不是叶帅，我早就报销了！”

　　在讨论如何组织军委纵队的会议上，叶剑英提出“一定要保护党的骨干”。他深谋远虑地向军委提出了保护干部的两个方案：一、把红军大学和步兵、特科、卫生等学校中的一部分教员、学员，分配到各军团补充干部缺额，其余编入干部团，调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一般不作战斗部队使用。二、把编余干部、犯过“错误”或受过打击、迫害的干部，一部分安排在军委机关担任一定职务或帮助工作，易一部分编入干部团随军长征。这一批受保护的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恢复名誉井分配工作，他们不仅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各级领导干部。

　　叶剑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大批干部，但因他当时所处的境况，对一些很有影响的重要干部也爱莫能助，有的甚至是自己的亲密战友也无能为力。“左”倾错误领导者把同他们作过斗争的干部视为内中刺。他们不让瞿秋白、刘伯坚、毛泽覃等参加长征。叶剑英长征路过于都河时，刘伯坚迎接他，并为他饯行，两个战友对酒畅叙，诉说衷情，心情非常沉痛。刘伯坚在苏联学习时，曾任旅莫支部负责人，对王明宗派集团否定在留学生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企图取消旅英支部的作出给过严厉的批评。所以他们对他深怀不满，寻找借口，滥用组织决定，不让刘伯坚参加长征。刘伯坚只得留在中央根据地，担任了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一次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负伤被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一九六二年“八一”建军九叶剑英怀念当年在于都河边，与刘伯坚同志依依惜别的心情，赋诗一首：

　　“红军抗日事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

　　荆卿豪气渐离情。”

　　这是多么雄壮豪迈、寓意深邃的访篇啊！战国时荆轲赴秦刺秦王政，其好友高渐离到易水击筑送行，荆轲和歌：“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叶剑英用古代这位志土慷慨赴难、义无反顾的豪情壮志来赞喻刘伯坚的高大形象，表达了对战友的深切怀念。他每回忆这段历史，心情部十分沉重。

　　“问君西游何时还”

　　长征开始了。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率总司令部一、二、三、四、五局，总政治部机关、干部团和直属部队分四个梯队(代号红安)，从瑞金出发，向于都集结。秦邦宪(博古)、李德(华夫)、张闻天(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等随军委第一纵队行动。李维汉任军委第二纵队司令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姚吉任代参谋长，包括中央机关和后勤系统（代号红章），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等和三十二名女同志，随第二纵队行动，一、二纵队并肩前进。

　　在开始集结和突围初期，为了避免敌机轰炸，规定夜行军。每天下午五点半左右，部队吃完晚饭，集合出发的号音就吹响了，战士们穿着灰色的军装，扎着皮带和绑腿，背着背包、枪支、手榴弹和充足的子弹，携带十天的干粮，一队队向集结地开进。步伐声、马蹄声、歌唱声交织在一起。

　　叶剑英司令员身着灰军装，腰插左轮手枪，迈着坚定的步伐，踏上了新的征途。

　　十月二十一日，叶剑英率领的军委第一纵队随主力红军前进。在信丰河地区，林彪、聂荣臻率领的一军团和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三军团分左右两路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九军团随一军团左侧跟近并掩护，八军团随三军团右侧跟进并掩护，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居中，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的五军团在刘伯承协助下殿后。这是突围的部署，也是行军的序列。全军八万多人携带大扎辎重，搬家式的在羊肠小道上行进，行动非常缓慢，半个月之后，在湖南汝城、城口之间，通过了敌人给二道封锁线。十月十五日，在良田、宜章之间，通过了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此时，蒋介石判明主力红军意图，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罗织刘建绪、出岳、周浑元等五路“追剿”红军。又令陈济棠、白崇禧在粤、桂过堵截红军。红军指战员与敌军浴血奋战，冲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于十一月末分四路渡过湘江，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这是突围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避战方针和拙劣指挥，使部队损失过半。

　　突围行军中各种命令、指示要及时下达，部队的行动和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要及时上报，尤其是敌军的部署、动态要及时掌握，通信联络一分钟也不能中断。叶剑英精心组织电台的同志，分几个梯队交替行军，昼夜坚持工作，保证通信联络畅通无阻，及时地为军委提供准确的敌情动态。

　　红军主力渡过湘江以后，进入西延山区，地图上叫越城岭，土名叫老界山。叶剑英登上这座高山，极目了望。远处，机枪的声音很密，后卫部队正在阻击敌人。脚下，险峻的雷公岩，几乎是九十度的石梯，只有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有几匹马从崖上跌下去不能动了。伤病员在此都下了担架，被同志们背着搀着走。叶剑英越走心情越沉重，他想到那么多同志牺牲了，部队从八万余锐减到三万多人，到哪里去补充？此情此景，使他分外想念根据地，想念毛泽东、朱德艰苦创建的中央根据地。他不禁引吭高歌，

　　“越过千山与万水，

　　问君西游何时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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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抒发了他对中央根据地斗争生活的怀念和惜别之情。

　　部队在西延龙胜山区，翻过了一座很高的山头之后，紧接着又渡过了一条小河，来到一片开阔地一、三、五军团都准备在这一带休息。根据敌情，周恩来指示叶剑英，迅速命令一、三军团立即前进，五军团担任后卫，防止敌人空袭和追击。

　　叶剑英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立即找各大单位的负责同志碰头，布置具体贯彻执行。他叫人向一、三军团传达周恩来的命令，并再三叮嘱他们，一定要按周副主席的指示办，接到命令，立即疏散。

　　部队按命令正在上山，这时，敌人已追到河边，叶剑英还在山脚下。当他爬到半山，敌人的飞机来了。他分析敌人飞机远道而来，不会很快发现目标，于是靠在路的一边隐蔽。没想到敌机飞得不高，很远就发现了目标，俯冲过来投弹。他赶忙跑步走开，已经来不及了，刚跑了几步，炸弹就爆炸了，他跌倒在地。

　　当时他并不觉得什么，好象被人打了一拳，爬起来踉踉跄跄地又走。警卫员范希贤赶来扶住他说：“参谋长，你挂花了。”

　　叶剑英这时才感到了痛，大腿靠臀部的地方，血往下直流，还有股热气。

　　“知道了。”他沉着冷静地回答。

　　警卫员把他扶到平坦一点的地方，让他躺下。

　　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得知叶剑英负伤的消息，急忙找来一副担架，抬着他走。

　　叶剑英在担架上躺了半小时，伤口还是不停地流血。

　　担架把他抬到总卫生部临时所在地。李伯钊恰好在那里帮助护理，见到叶剑英忙问：“参谋长，你挂花了？”

　　叶剑英泰然自若地回答：“不要紧的。”

　　经过医生检查：弹片打进靠臀部的地方约有十多公分深。当时的环境和技术条件，不可能取出弹片，只作了简单的包扎。直到现在这块弹片还未取出来。每当谈起这次负伤，叶剑英总是风趣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身上留下这块弹片作纪念，它可以使人不忘过去。

　　后来发现，叶剑英的大衣，被炸弹打了五十几个洞。原来飞机轰炸时，他右手正拎着大衣。从大衣“负伤”的严重情况看，不难想象，他当时的处境是多么危险啊！

　　叶剑英负伤后，部队在宿营地附近打土豪分给他一个猪腿。这个猪腿是在脸盆里炖熟的。长征中红军用脸盆煮饭吃，这是常有的事。

　　从遵义到夹金山

　　红军主力过湘江后，蒋介石怕中央红军与湘西的二、六军团会合，急忙变更部署，调集几十万大军，在湘西布下口袋阵，妄图围歼红军于去湘西的路上。“左”倾教条主义者不分析敌情的变化，仍坚持原来的计划要去会师，这就势必要与五六倍之敌决战，那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此严峻时刻，毛泽东力主改变方向，放弃原计划，争取主动，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多数同志的赞成。红军于是向西前沿占领黎平。十二月十八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在此之前，部队进行了整编，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兼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负责作战。

　　为了贯彻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研究制定了抢渡乌江、占领遵义的行动方案。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凌晨，先头部队占领遵义城，九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鞭炮声中进入遵义城。遵义是贵州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占领遵义，这是红军的一大胜利。

　　在这座黔北名城中，中央红军休整了十二天，具有伟大意义的遵义会议就在这里召开。遵义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随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确定张闻天为总书记，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遵义会议期间，叶剑英在军委总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处理日常事务。

　　遵义会议后，面临着一系列军事行动问题亟需解决。在行军途中，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有的同志提出要夺取打鼓新场(即金沙)，正在讨论，敌人的飞机突然来了，叶剑英和毛泽东等连忙躲进屋后的茅草屋里，没有发生什么危险，飞机过后又继续开会。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叶剑英衷心拥护会议的决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积极宣传贯彻会议精神。他回忆说，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使毛泽东重新取得了军事指挥权。这在当时是有重要意义的，对后来粉碎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全中国，也有其深远的影响。

　　长征以来，叶剑英总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为军委总部起草了许多电报。他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常对参谋人员说，一字之差，关系到许多同志的生死存亡，写完电报一定要多看几遍，反复推敲，达到简明、准确无误。当时红军中有的参谋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叶剑英经常对他们言传身教。参谋起草的电报，他认真修改，有时几乎全部重写。他将改好的电报，让参谋重抄，抄好后他还要认真看两遍，然后签字发出。有的参谋同志不懂韵目代日，他就给他们讲授一东、二冬、三江、四支等基础知识，在实践中锻炼提高参谋的工作能力。

　　第二次占领遵义的娄山关战斗中，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光荣牺牲了。三军团向中央发电报，要求叶剑英去接任。中央考虑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前方确实需要派得力的人，同意三军团的要求。叶剑英在危难之际奉命前往三军团任参谋长。

　　有一天，部队行军八十里，在宿营地已经吹过熄灯号，一军团来电报说，三军团前方有一座桥被水冲断了，需要连夜修架，以便第二天部队通过。这时大家经过一天的行军，都很疲劳。叶剑英带伤走路，已是十分困苦，但仍然连夜召集司令部李天佑、孙毅等几个科长碰头研究，布置第二天的行军任务，并要求自己带工兵连夜赶修桥梁。几位科长考虑到他负伤未愈，坚决不让他去，叶剑英只好将架桥任务交给了孙毅，说：“架桥关系到全军的行动，桥修不好就要耽误部队的行军速度。对我们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你去修桥，可能一夜不能休息，第二天还需照常行军，任务十分艰巨。”他对如何完成任务，可能遇到的问题，如何解决等等，又作了具体的交代，才放心让孙毅同志带工兵连二十多人前去。他们走了几十里路，在河边整整劳累了一夜才把桥架通。拂晓时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带领部队顺利通过。

　　六月中旬，三军团来到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下，这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高耸入云，经常不见山峰。气候寒冷，空气稀薄，终年积雪不化，深处竟达数丈。当时是六月炎热季节，红军指战员每人只有一套单衣，要过雪山了，想补充点衣服也无处可寻，周围是起伏不断的山地，人烟稀少，哪里来这许多衣服？最初他们也曾想带点烧酒御寒，但当地人不过百户，哪里来这许多烧酒？叶剑英找大家商量后，布置部队要多准备点生姜、辣椒以备上山压寒；因为山上空气稀薄，走路时，一不能快，二不能说话，三不能坐下来休息。

　　上午八九点钟开始过雪山，叶剑英拉着拐棍，与警卫员互相勉励，艰难地向前行进。雪山上的气候，变化莫测，上午是鹅毛大雪，狂风卷起无数雪柱；下午又阳光灿烂，一片白雪皑皑的银装世界，耀眼欲眩。他们穿着单薄的军装，浑身打着哆嗦，牙齿打着寒战，一步一停，一步一喘。后来，他回忆这段艰苦的历程时说：“我在上山时，口里含着生姜片。路很难走，暴风夹着雪沙，打到人的脸上、手上，象刀割似的。有的同志用手捂着脸，冒着暴风雪，走路踉踉跄跄，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在雪窝里或雪崖下，永远也爬不起来。”当时的情景确是如此。当他走到山顶，看到三个同志僵直地围坐在一起，象在那里烤火可是走近一看，他们已经牺牲了。

　　从达维镇开始，吃粮就非常困难了，到卓克基，部队全党野菜充饥，一个多月吃不到盐和油，有的部队连野菜也吃不上，只好吃菜根。为了搞到粮食，叶剑英率三军团教导营与藏民联系买粮。但沿途藏民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都躲起来，实行坚壁清野，不肯把粮食卖给红军。叶剑英对部队说，我们要贯彻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搞不到粮，宁肯饿着肚子。一些藏胞受反动宣传，拿起长矛大刀，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们打我们，我们就向后退，通过通司和他们谈判。他不仅这样教盲部队，而且订出了具体的政策规定和有效措施。由于他带头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使许多藏民很受感动，积极动员躲上山的群众陆续回家，纷纷把余粮卖给部队，有的甚至乐于为红军带路。

　　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参谋孔石泉的脚被土枪打伤了，走路十分困难。叶剑英看到后，让警卫员把自己的驮骡牵去。孔石泉很感激，至今还常说，如果没有那匹牲口，我是很难从少数民族地区走出来的。对电台、通信人员叶剑英更是关心倍至。他经常叮嘱大家：分配东西不要忘了电台的同志，电台人少，他们工作很辛苦，是无名英雄，要适当的照顾：叶剑英关心同志，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每个认识他的人，都有深刻的印象。

　　我愿当开路先锋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红军总兵力达十万人。这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是日寇向华北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抗日民主运动出现新的高涨局面。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当时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他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认为革命处在总退却阶段，提出向川康发展的意见。为了解决这个重大分歧，六月下旬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规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张国焘勉强同意多数同志的意见，但又借口中央执行了错误的政治路线，要求改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妄图篡夺领导权。党中央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

　　会后，张国焘造谣生事，蒙蔽事实真相，肆意歪曲中央的路线，破坏中央的威信，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并进行频繁的篡权活动。他指使他所控制的川康省委致电党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增设军委常委，并提出了具体的名单。他还授意他的支持者向中央建议，要求任命张国焘为“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张国焘借口统一指挥问题没有解决，阻挠四方面军北上。中央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并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张国焘才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党中央应四方面军领导的要求，派叶剑英等同志到那里去工作。七月二十一日，中央在芦花开会，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李富春为政治部主任。

　　叶剑英接到命令后，立即同李富春等从黑水出发，向毛儿盖前进。从黑水芦花到毛儿盖，要翻越四千多米的大鼓山，这是长征途中最后一座大雪山。山上空气稀薄，行走十分困难，但有了前面过雪山的经验，这次在物质上又做了御寒的准备，挺拔险峻的大鼓山，在他们谈笑之间也就撇在身后了。

　　七月底，叶剑英到达毛儿盖。毛儿盖是当地最大的一个村子，大约有三四百户藏族人家。那里的房屋是石砌的，上、下两层，上面住人，下面存牲口。叶剑英在毛儿盖住在一户藏族同胞的家里。他到前敌总指挥部，加强了司令部的工作。

　　八月六日，党中央政治用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开会，重申北上抗日的方针和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强调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同时对张国焘的错误也进行了批评。张国焘对自己的错误多方进行辩解，陈昌浩也为张辩护。由于张国焘的干扰，使红军在这一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北出四川的机会。敌人在这一个多月，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四个师二十多个团，企图堵住红军北上；川军刘湘占领了整个眠江东岸，并有一部越过眠江占领西面的杂谷脑，薛岳、周浑元部集结于雅安地区，随时可以策应；尾随红军的刘文辉郎已赶到懋功。蒋介石作好了准备企图把红军围歼在四川西部。党中央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决定出其不意，改变行军路线，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向甘南的夏河流域前进。并根据两个方面军的位置，决定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同时并进。左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五军团、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于卓克基集中，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率领下，经草地到阿坝，然后向东出墨洼，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师。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一军团、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四军、三十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在毛儿盖集中，经草地到班佑，与左路军会师。

　　毛儿盖会议之后，叶剑英召开前敌总指挥部直属单位会议，传达党中央的决议，具体布置过草地的思想动员和物质准备工作。部队迅速组织征粮，收购青稞，炒麦磨面。

　　在征粮的过程中，有一个团遭到敌人骑兵袭击，受到很大损失。根据这一教训，全军组织学习打骑兵。叶剑英到三十军为部队讲打骑兵要领。他说：过去我们擅长在森林、山地打敌人的步兵，现在我们要过草地，会遇到敌人的骑兵，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要相信自己能同骑兵作战，能州自己的手中武器战胜骑兵。他重点讲骑兵的特点和战术，以及步兵与骑兵应战的战术原则。他结合当时的实际概括了几个要点：一，发现敌人骑兵后，最主要的是沉着、冷静，占领有利地形，用密集的火力对付骑兵。二，敌人骑兵在八百米距离上，应用重机枪射击，在四百米以内，应用轻机枪和步枪射击。三，如果敌人骑兵向我方冲锋时，步兵应用火力破坏骑兵的战斗队形，而不要进行白刃格斗。四，如果骑兵真正冲到面前了，应用事先准备好的手榴弹，即或骑兵冲入我们的队伍，也应作抵近射击。五，敌骑兵被击退时，则在较远的距离上进行火力追击，不要脱离有利地形。要字牢记住占领有利地形和密集火力是与敌骑兵战斗的基本手段。叶剑英还讲道，在宿营、行军时要加强对放骑兵的侦察和警戒。在草原宿营队应选择天然有利位置，行军时，切忌一路纵队前进。要制定行军、宿营的战斗预案。

　　叶剑英讲得既切合实际，又通俗易懂，解决当时以我之步兵战胜敌人骑兵的一大难题。

　　讲完打骑兵战术要规程世才军长请他吃饭。他在吃饭时间程世木“有熟悉草地的老百姓没有了我们要过草地，需要找个向导。”

　　程世才回答：“有一个老乡去过草地，对草地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姓李，我们叫他老李。”

　　程世才派人把老李请来，叶剑英对老李说：“老李同志，我们大部队要过草地到拉卜楞去，需要几天时间?”

　　老李说：“草地没有路，也没有人，大军从那里无法通过。”

　　“你过去不是走过吗?”

　　“我走草地靠神的保护。”

　　“你能过草地，我们也能过。我们是穷人的队伍，要北上抗日，蒋介石阻拦我们，不让走大路，我们就走草地，到甘南的拉卜楞去。”

　　“你们是穷人的队伍，神会保佑你们的。”

　　“我们不靠神仙，不信上帝，全靠我们自己两条腿。过草地，还要请你给我们带路呢！”叫剑英和老李谈得很投机。

　　老李说：“参谋长，只要你们能信得过，我愿意给你们带路。”

　　侦察了敌情、地形，找到了向导之后，叶剑英迅速从三十军回到前敌总指挥部。毛泽东听取叶剑英汇报后，召集陈昌浩、叶剑英等开会，进一步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路线。

　　陈昌浩语气低沉地说：“从毛儿盖往北，就是茫茫草地，一无人，二无路，大军难以通行！”

　　叶剑英针对陈的消极情绪，简要汇报了他所了解的实地情况，最后说：“草地是没有路，但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在草地可以走出一条路来！”

　　毛泽东问另外的同志：“你们看怎么办，我们还是走吧！”

　　那些同志也说：“既然草地能走，就走吧！”

　　可是陈昌浩又但心地提出：“行军路线不明，大军贸然进发，转遇敌人堵截，那时何以自拔！”

　　叶剑英很有把握地说：“我们走草地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敌人万万不会料到我们会选择这一着棋。为了更有把握，如果我们预先派遣精锐部队侦察开路，可以化险为夷！”

　　陈昌浩问叶剑英“你能为全军开路吗？”

　　叶剑英毫不迟疑地回答：“能担任这项任务，不胜光荣，我愿作开路先锋。”

　　陈昌浩听完叶剑英令人信服的调查报告，又看叶剑英的态度那样坚定，自己提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表示同意说：“我们就走吧!’

　　但是要当开路先锋不能单枪匹马，总得有足够的兵力。毛泽东对陈昌浩说：“剑英先走，给他带点兵吧！”

　　陈昌浩说：“给他一个团，提前三天出发。”

　　毛泽东感到少，摆摇手说：“我看担任这一任务，一个团恐怕不够!”

　　有的同志说：“再加一个团。”

　　叶剑英扭任开路先锋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过草地的先遣司令

　　八月十八日，叶剑英带着向导老李，率领定南三团向草地出发了。程世才、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跟随前进。

　　茫茫大草原，一望无际，没有路，没有人烟，连飞鸟也看不见。多年枯烂的水草层层淤积，散发出腐臭的气味。到处是积水、泥泞。部队踏着一窝一窝草根前进。叶剑英每天都要召开干部会，了解行军情况和问题，要求各单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他把敌情、地形、给养、行军路线、宿营地点、大部队行军需要注意的问题，一一向指挥部报告。

　　叶剑英和程世才住在一起，他们对如何行军、如何休息、如何对付敌人的突然出现，都研究得很具体。根据从向导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在松潘西边的草地上，常有少数民族骑兵出没。他即命令部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一天下午，他派一个连去侦察、警戒，这个连走到三角地带，他用望远镜一看，发现山丘后有隐隐约约的长矛梭镖，估计可能存埋伏。于是，命令两个司号员同时吹号，通知部队停止前进。看来距离不远可是部队听不到号音，仍然继续向前，接近山脚时，被反动藏骑打了伏击。他和程世才立即命令以迫击炮火力支援，并派部队增援，敌人骑兵听到炮声，又看到援兵，飞速逃跑了。

　　经过这次小的战斗，把松潘以西的敌人骑兵赶得很远很远。

　　部队继续前进，走在一望无涯的泥泞草地上。向导老李看到叶剑英迈着艰难的脚步，说：“参谋长，路真难走啊！”但是这位向导哪里知道，我们的先遣司令，不只是考虑脚下的路，而且还要考虑大部队的行军路线，需要判明敌情和前进的方向。

　　“世才同志，把地图拿来，我们研究一下如何行动?”几乎每走一段路，他都要和程军长以及参谋人员根据侦察的情况作一次分析研究，确定行动路线。

　　在草地遇到的最大困难，还是恶劣的自然条件。有的同志因长途转战，体弱多病，在饥寒的折磨中牺牲了。有的同志身着单衣，又冷、又饿、又困，拾点干柴烤火，睡着了，却永远离开了人间。叶剑英悲痛地说：许多同志为了北上，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每个活着的人，要继承他们的遗志，克服困难，走出草地，为完成党交给我们的艰巨任务而奋斗。

　　带的粮食吃完了，叶剑英和大家一样吃野菜，有时吃了有毒的野菜，还拉肚子。他不论骑征马上，还是徒步行军，只要有机会，就给周围的干部和同志讲战术，讲敌情，讲自己经历过的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讲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什么“以堡垒对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搞“短促突击”等。他要大家记取这些教训。他还特别讲到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毛泽东重新问到领导岗位的伟大意义。这些情况是四方面军的同志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听叶剑英一讲，顿觉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受到了深刻的启发教育。

　　过草地有时碰到雨天，没有房子，只好在露天宿营。叶剑英和同志们一起坐在地上，雨水从头到脚向下流。有一次他和程世才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没有帽子，没有雨衣，全身都湿透了，从天黑一直坐到拂晓。但他还是那样乐观，还不时地给大家讲一些古今中外有趣的故事，以古喻今，鼓动情绪。他还领着大家一遍一遍地唱国际歌，激励指战员的斗志，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在到达班佑的前一天，叶剑英对部队说：“同志们，离班佑不远了，加油吧!”那时大家把班佑想象成草原的天堂，好象要进大城市，顿时增加了勇气和力量。

　　在到达班佑前，向导忽然对叶剑英说：“参谋长，你看到了吗？右边有棵大松树。”

　　叶剑英朝着向导指的方向看，他还未讲话，向导又说：“有松树的地方就离大路不远了。从大路去甘南比较近。”

　　“那戏们就从这里向大路转弯。”

　　叶剑英又对程世才说：“程军长，今天晚上部队就住这里，明天休息，怎么样?”

　　“不行啊！今天不走，明天休息又不走，后边的部队就没地方住了。”

　　“不要紧，你准备在斑佑转弯，从大路直接去俄界，那边就是甘南了。不去拉卜楞寺了。”

　　就这样，他们在班佑宿营，住的是牛屎房子。所谓牛屎房子，是用木条或用柳条编成的篱笆作墙，上面搭上树枝，外边糊上一层厚厚的牦牛屎，没有窗户，里面黑呼呼的，从外面看全是牛屎，

　　这就是牛屎房子。到了冬天，牛屎拿下来可做柴烧。经过草地，连日风餐露宿，到班佑能住上这样的牛屎房子，风吹不到，雨淋不着，而且还可以生点火，把湿衣服烤一烤，比草地宿营不知要好多少倍，大家都感到心满意足。

　　班佑是少数民族游牧集居地，估计在这里可能迟到敌人的骑兵，叶剑英要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果然，在进班佑前一天，先头部队与敌人二百多骑兵相遇，很快就把敌人汀跑了。进班佑后，敌人三四千骑兵又分几个梯队，向二六五团驻地进攻，叶剑英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占领有利地形，用密集火力消灭敌人，同时命令二六三、二六四团也投入战斗。三个团互相支援，协同作战，给了敌骑兵沉重打击。敌骑兵向西跑得无影无踪。

　　向导老李问叶剑英：“参谋长，你看今天有多少骑兵?”

　　“有三四千吧！”叶剑英回答。

　　向导老李说：“你如果再到拉卜楞之，还有四天路程。今天遇到三四千骑兵，越往前走，骑兵越多，进入游牧区，会有更多的骑兵跟着你。所以不能走那条路，应该转弯走大路。两天就到俄界。”

　　叶剑英想：是啊！五六百骑兵都难对付，如果更多的骑兵，我们怎么对付得了！到拉卜楞去还有四天路程，他不打你，跟着你也难缠得很！

　　随后，军委领导同志都陆续到了。叶剑英向他们汇报：“这里出现树木，说明靠近甘南了，我建议改变原来行军计划，不走拉卜楞了，在这里转弯走大路，部队停止前进。”

　　听了叶剑英的报告，几位领导部表示同意，但要等毛泽东来再议一议。

　　程世才派了两个营出去打粮，缴获了好几头牛和几匹马。把敌人骑兵赶跑以后，又获得了许多牛羊。叶剑英问程世才：“程军长，今天搞了多少牛羊？你们留多少？”

　　程世才一一作了回答。

　　叶剑英又说：“你们部队走在前头，自己少留点好不好？咱们分配东西不要忘记党中央啊！”

　　经叶剑英这么一提醒，程世才立即派人给党中央送去一头犊牛。第二天秦邦宪见到叶剑英高兴地说：“老叶，昨天你们送头牛，我们吃了一餐饱饭，谢谢你们。”

　　先头部队第二次打粮，带回一个四川人。这人是个风水先生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活动。少数民族迷信风水，盖房子朝东朝西都要请风水先生看看。由于这个风水先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对此地的道路、地形、居民、给养都比较了解。叶剑英找这个风水先生再次调查去甘南的道路。

　　“红军，你们想走哪条路去甘南？”

　　“我们计划从拉卜楞走。”

　　“你们为何走那条路啊!从这里爬过山去不远，就是甘南了。”

　　风水先生与向导老李的意见不谋而合。

　　毛泽东等同志到了班佑，叶剑英向毛泽东等报告了先遣部队行军情况。他根据调查的情况提议：一、照原计划去拉卜楞还有四天路程，均为草地，沿途敌人骑兵很多，不易对仇二、这里按近大路，占领包座，翻过山就是甘南了。我们应在这里轮弯。”

　　毛泽东很赞成这个意见：“好！我们就在这里转弯。”

　　随后，右路军向巴西、阿西、包座、俄界前进。

　　叶剑英就是这样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给红军开辟了穿过草地之路。

　　一九八○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党，程世才遇到八十高龄的叶剑英，上前握手问好。叶剑英兴致勃勃地说：“世才同志，还记得吧！过草地时我们那个向导真解决问题，不然我们连方向都找不准！”

　　程世才接过话：“叶帅，你是我们的先遣司令，领导我们顺利地走出了草地。”

　　这两位当年的草地探路者，都呵呵地笑了。

　　“疾风知劲草”

　　右路军到达班佑之底为了打开通往陕甘的门户，发动了著名的包座战役，消灭了胡宗南守敌一个团和援敌一个师，给胡宗南以沉重打击。

　　此时，蒋介石的主力尚在四川，位于松潘、漳腊地区的胡宗南部因其四十九师被歼，不敢再孤军北上。东北军于学忠部尚在两当、徽县地域，甘南兵力十分空虚。如果左路军能按原计划迅速北上，必能开展一个新的大好局面。

　　然而，张国焘篡权的野心不死，处处向中央离心离德。他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却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跳河以东发展的指示。相反的，他要左右两路全力出姚河以西企图越黄河向青海、新羽等边远地区逃跑。中央三令五申，坚持变他率部出墨洼、班佑，同巴西的右路军会合。张国焘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勉强向东挪动，化又借口噶曲河涨水，拒绝向右路军靠拢。其灾河水虽然上涨，但仍可沙渡，张国焘于九月三日却致电欺骗中央说，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还说“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决定返回阿坝。问时还向已出草地的右路军提出“回击松潘”的南下要求。

　　这时，随右路军行动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对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仍是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

　　张国焘视陈昌浩为心腹，陈昌浩的表现，更助长了张国焘的野心，他不仅不率左路军北亡，反而致电中央进一步提出要主力包：军全部南下川康。中央九月九日复电张国焘，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英对不应改变，定路军应速卯北上。”

　　张国焘拒绝中央的耐心说服，违抗中央的命令，篡权野心恶性发展，竞然向陈吕浩发出密电，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阴谋用武力危害中央。

　　密电到甘西，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大会。叶剑英看到电报后，大吃一惊，感到事关重大，很快地把这封电报交给了毛泽东。

　　住在前敌总指挥部附近的毛泽东，看完电报，立即把电文抄了下来。他意识到叶剑英处境危险，要他赶快回去开会，并嘱咐应当沉着冷静，谨慎从事。

　　毛泽东获悉密电后，立即与张闻天、秦邦宪等研究，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在这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和党与红军命运的严峻时刻，为了贯彻执行党的北上的决议，中央决定率一、三军团迅速离开巴两，脱离危险区域。

　　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等中央领导很快到三军团驻地，与在那里的周恩来、王稼祥开会。

　　与此同时，叶剑英到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找到吕继熙(即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

　　党中央在离开甘西之前，考虑叶剑英的安全曾经通知他，要他以到三军团参加直属队会议的名义，离开前敌总指挥部。

　　张闻天、秦邦宪临走时也对叶剑英说：“老叶，你要走，这里危险！”

　　叶剑英毫不犹豫地问答：“我现在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和直属队一同行动。”他想到党和人民的利益，想到直属队同志的安危，毅然决然留了下来。

　　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走后，究竟怎样把直届队带走？叶剑英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张国焘的南下电报，以打粮准备南下的名义，把直属队全部带走。

　　九月十日凌晨两点，军委直属队出发“打粮”了。草原上乌云密布，寒风袭人，情况又不允许打火把，军委直属队向三军团艰难地开进。叶剑英没有带警卫员，也没有带饲养员，一个人牵着没有备鞍的骡子，追赶已出发的部队。当他走到军委宜届队行军休息的地九同志们看到叶参谋长来了，高兴地对他说：“参谋长，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也非常风趣地说：“不！我们不是开小差，而展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在一个交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张闻天、秦邦宪。他们着急地说：“老叶！你要快走啊！”

　　“我现在不是和你们一样走吗！”叶剑英恢谐地答道。

　　泰邦宪说：“者叶，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把密电送给毛主席，又把军委直屈队指出来了，人家对你恨死了，会放过你吗？”

　　“好！我就走。”

　　叶剑英和军委直属队从巴西到阿西，二十乡里路足足摸索了六个小时，拂晓时到达。在阿西见到了毛泽东、彭德怀。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哎呀！剑英同志，你出来了，好！好！现在情况紧急，我们不能在此停留，应立即向俄界前沧与一军团会合。

　　十日，党中央公布《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向全军提出；应该继续北上，南下是没有出路池并命令军委直属队和三军团立即向拉界、俄界开进。

　　一、三军团北进以底四方面军有的干部间陈吕浩打不打。在此关键时刻，徐向前总指挥严肃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徐向前的话，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避免了两大主力红军之间的冲突和流血牺牲。陈昌浩为了向张国焘有所交代，派人送信给彭德怀，企图阻止北上。只有李特等几个人不愿跟中央北进，把红军大学的部分人员带回巴西去了。

　　军委直属队和三军团北上以后，在通过敌军封锁线时，敌机又来轰炸了。他们不顾一切继续前进，克服了难以忍受的饥饿，翻越了两个二三十里的大山，急行军八十里，到一个小小的村庄宿营。居民全跑光了。房子里一无所有。叶剑英和军委育屈队伍，同志喝了点水，吃了点青棵炒面准备休息。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实在太累了，多么希望能好好睡一觉啊!可是，晚上又下起了滂沱大雨，不仅不能睡，连坐的地方也都有水，大家的衣服被子全湿透了。

　　十一日，叶剑英和同志们继续行军，又走了六十里路，到达俄界。秦邦宪在俄界见到剑英高兴地说；“老叶，好危险啊！你明天走后不久，路上有四支驳壳枪到处找你。他们问，参谋长在哪里?我问他们找你干什么，他们杀气腾腾地说，把他打死再说！”

　　叶剑英紧紧握住秦邦宪的手，感激地说：“谢谢你昨天提醒了我，是你帮了我的大忙。”

　　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电令他“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甘西开迎，不得违误”。但张田轰仍执迷不悟，反诬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竞率一部秘密出走”。他还给一、三军团发电报，危言耸听地说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企图诱使一、三军团跟他南下。

　　十二日，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用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张国焘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是“绝对不可容许的”，号召四方面军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

　　叶剑英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及时地揭露了张国焘妄图危害中央和分裂红军的阴谋，巧妙地率领军委直属队北上，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脱离险境。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高度赞扬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时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毛泽东边说边摸摸脑袋)就没有这个了。”周恩来在一九七二年—次会议报告中谈到长征问题时说：“剑英同志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中央)脱离危险，立了大功。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那个局势就很坏了……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叶剑英在同张国焘斗争的关键时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高尚品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胜利到陕北

　　俄界会议之后，一、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兼第三纵队司令员，王稼祥、杨尚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

　　叶剑英率第三纵队北进途中，看到一个十多岁的小孩，试探地问：“小朋友，这里到哈达铺还有多远？”小朋友回答“不到十里路。”在这个地方能见到听懂汉话的小孩，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两个多月，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同老百姓根本讲不通话，行动非常不便。到了哈达铺，看到有汉族群众，就方便得多了。

　　到哈达铺后又往那里去呢？按照俄界会议决定，北上红军经过甘东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帮助，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但具体路线如何走，一时众说纷纭。一天，叶剑英看到部队缴来的一张国民党报纸，上面有一条消息，是报道“国军”进攻陕北红军胜利的新闻。从消息中可以看出，刘志丹的部队不少。根据地也不小，而且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叶剑英赶忙问总政治部的白军工作部部长：“拓夫，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在陕北搞革命，他们的根据地还不小，力量也可观，你是陕北人，一定晓得陕北的情况，快讲给我听听。现在我们三个方面军在原来的根据地都呆不住了，长征了。刘志丹还能在原地坚持，说明陕北的群众是好的，没有群众基础不可能做到。红军的力量也不小，我们到他那里去吧！你看怎样？”

　　贾拓夫是陕北神木人，听他这样一说，又看看报纸，高兴地说：我们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很苦，迫切要求革命。“群众基础好，又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势力进行周旋。”

　　他们俩接着议论起来：“刘志丹靠自己的力量能坚持这么久，而且还打胜仗，很不容易。我们去了后，力量就更大了。”

　　“陕北群众生活很苦，要求革命，是个很理想的根据地。明末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就是陕北人。现在刘志丹在那一带很有影响，人民群众拥护他。”

　　……

　　当天下午，叶剑英把那份报纸拿给彭德怀着。彭德怀看完报纸，顾不上同叶剑英商量，拿着报纸就去找毛泽东。

　　彭德怀回来，兴奋地对剑英说：“你提供的报纸很重要，老毛和中央其他同志已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靠刘志丹。”

　　中央决定到陕北去是非常英明的，那里是老根据地，有刘志丹、徐海东的部队，又接近抗日前线，如果走宁夏或河西走廊，会有不堪设想的后果。在决定去陕北的问题上，叶剑英又为党当了好参谋长。

　　九月二十八日，支队在班罗镇召开了军事政治干部会议。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会议在清晨五点就开始了。支队政委毛泽东、司令员彭德怀和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先后讲了话。他们说：“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兄弟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去！”并鼓励大家，“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奋力向前。”

　　经过一天的休息和政治动员，第二天就出发了。叶剑英率领第三纵队在离通渭二十里路的一个村庄宿营。这里的老百姓对红军非常热情。指战员同前来欢迎的群众亲切交谈：

　　“你们怕不怕红军？”

　　“我们见过红军，徐海东的红军到过这里，可好啦！”

　　“你们是徐海东的红军吗？”

　　“我们是从江西北上的毛泽东、朱德的红军。”

　　毛泽东、朱德的名字就这样开始传到周围的村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跑到部队驻地，这个问：“你们怎么走的这样远？”那个问：“你们在路上打了多少次仗？”指战员耐心地宣传党的政策。群众也帮助部队杀鸡宰羊，烧水做饭，军民关系呈现一片新气象。

　　次日上午向通渭前进，只有二十里路程，为了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叶剑英决定沿途组织军事演习。演习的内容是对空防御和打敌骑兵，参加演练的部队主要是干部团。有许多群众跑好几理路观看部队演习，看到精彩处，不断咋舌鼓掌。演习完毕，队伍已靠近通渭城。为了预防敌机轰炸，他命令部队跑步进城。十点钟，敌人的飞机来到时，部队早已进入了安全地带。

　　通渭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县城，城墙是用黄土堆成的。城内除了几十家做小买卖的以外，其余都是农民，总共约二干居民。为了通过西兰公路，部队在这里休整一天。一方面进行政治动员，另一方面检查群众纪律。晚上各部队会餐，并组织文艺晚会。叶剑英主持的第三纵队的文艺晚会会场，就设在通渭县城外的河滩上，工兵营塔了一个临时舞台，会场周围贴着五颜六色的标语。下午六时敌机不会来了，各部队纷纷涌向会场，把事先准备好的饭菜也挑到河滩上。第三纵队参谋长张经武宣布开会，全体指战员高唱国际歌，叶剑英、杨尚昆、邓发都讲了话。战士们兴高采烈，一边吃一边谈笑，有的高声大喊：“司令员请来我们这里，我们有红烧肉。”“参谋长请来我们这里吧，我们有白切鸡。”叶剑英杨尚昆、邓发等各级军政指挥员，到各个伙食单位，表示慰问。娱乐晚会上，原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以及红军有名演员黄兴等都登台表演了节目，表现了官兵同乐利指战员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翻过六盘山，路过白杨城，越过吃水困难的杨家园子，到达环县。叶剑英和第三纵队在铁脚城宿营。铁脚城听来是个城名，但总共只有十多户人家，十几个窑洞，据当地居民说，铁脚城是古代战争遗留下来的名字。这一夜，部队全部露营。

　　离开铁脚城，部队开始上山，山高约十里，当队伍走到山上时，追赶的敌军骑兵也到山下了。部队吃午饭，敌骑兵陆续向止坡上集中。彭德怀、叶剑英站在山头上，研究敌情，商量对策。山下不断传来稀稀落落的枪声。彭德怀用望远镜观察敌情之后，叶剑英接过望远镜又看。富有战斗经验的彭德怀，一把将叶按倒，正在这时，一颗子弹从叶的头上呼啸而过。“好险哪！”解放以后，叶剑英他还曾多次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彭总救过我的命！”两位军事领导人从敌人的冷枪和兵力对比等全局分析，估计敌人是孤军怕歼，不敢紧迫。他们要求部队迅速前进。敌骑兵果然没有敢追，红军安全到达老爷山宿营。

　　老爷山有个古庙，砖石结构，叶剑英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据说该庙在周围百十里有点名气，善男信女常来参拜，终年络绎不绝。庙中只有一口储水窖，这个窖没有泉源，靠雨水流进去，水量有限，所以红军一到山上就派战士守卫控制水窖，接伙食单位的人数分配用水，每个人平均一茶杯。部队爬了十多里高山，大家都渴得要命，这一茶杯水，一到手就喝光了。煮饭没有水，叶剑英就让每个伙食单位派人挑粮下山做饭，做熟了再挑回来。山上住房少，水源缺，但为了防备敌骑兵偷袭，只好选在这里宿营。除纵队司令部和电台外，战士们全部露宿。平日求神念经的供台，变成了纵队司令部的临时办公桌。晚上，叶剑英、邓发、蔡树藩、张经武等就匝在供台脚下。每间庙堂，除了神的塑象外，都随着人。然而这样多的人住庙，对于泥塑象没有丝毫的损坏。当地群众无不称赞红军好。

　　从老爷山向东，进入了陕北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群众对红军早有了解，所以欢迎的场面更为热烈。先头一、二纵队已进入吴旗镇宿营，第三纵队的后卫和收容队还未出发。这时敌人骑兵赶来了，并将三纵队后尾截去一段。叶剑英命令战士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作好战斗准备。敌骑兵沿着水沟穷追，当敌人进入我火力网之后，步枪和机关枪一齐射击，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两边是悬崖陡壁，骑兵不能发挥作用，前面又受阻，只得放弃追击的企图，回头包围被截断的红军尾部。而被截的这两个红军连，是久经战场考验的战斗部队，他们在叶剑英的指挥下，利用地形阻击敌人，且战且退。直到天黑，主动撤出了战斗。

　　十月十九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吴旗镇，与陕北红军会师。一方面军胜利结束了历时一年的长征。在这次艰苦卓绝的长征中，叶剑英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越过了千山万水，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留下了坚实的足迹。他为党为中国革命又一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