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上，国民党曾在20世纪30年代对革命根据地先后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前四次反“围剿”红军取得了巨大胜利，然而第五次反“围剿”却以失利而告结束。关于失利的原因，各种版本历史教材着重强调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泛滥和排斥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军事路线所致。但是如果我们将着眼点转到国民党方面来，那么不难看到正是30年代以来国民党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促使了蒋介石政权在军事上的胜利。笔者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加强

1．保甲制度的强化和各地民团训练班的开办

加强地方武装，是南京国民政府反共的一大法宝。1932年6月，南京政府制订了《豫鄂皖湘赣闽粤各县保安总队及保安大队组织纲要》，同年又颁布《剿匪区内各省民团整纪条例》，开始对地方武装进行调整。8月又颁布《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及《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开始建立保甲组织。1934年又把这一制度推行到全国各地，并依靠所谓“管、教、养、卫”的原则进行活动。“管”就是清查户口实行连坐法；“教”就是进行反革命宣传和法西斯教育；“养”就是摊派各种捐税；“卫”就是组织反革命地方武装，缉捕革命者，帮助国民党修碉堡、抓壮丁等。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命各地开办民团训练班，规定各省都要划出许多区，每个区每年至少要训练出一个保安团，18到45岁的男子均要受训4个月。到1934年6月蒋介石在南昌召集8省保安会议时，豫、鄂、赣等8省的民团已扩大到1700万人，起到了极为反动的作用。

2.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开办和新生活运动的推行

前四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政府军队内部的各种丑恶现象，同时因日军入侵察东，人民抗日热情大炽，蒋军中不少军官对连续内战产生了抵触情绪。为统一思想和战术，1933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开办了军官训练团，第一阶段是在“围剿”前的7月到9月，先后办3期，每期3周，受训7500多人，中心是消灭共产党，着重进行军事训练。蒋介石还在开学典礼上作了《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的演说，并亲任训练团团长，同时还聘请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和大批美、意军事教官。第二阶段是第五次围剿的后期办的，从1934年7月始到9月终，先后办3期，每期仍为3周，仍以反共为中心，不过着重进行精神教育，即进行所谓“军人魂”的教育。庐山训练使蒋军在作风上有了不少改观，特别是陈诚的十八军效果更为明显。

另外，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剿共大本营还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并以此为中心向全国推广，同时发行《新运导报》作舆论宣传。7月，蒋介石在南昌又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自任总会长。仅到1934年底就有15个省市完成建立组织的工作。发动此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全体国民的全部生活都要合于礼、义、廉、耻，其实质是以封建伦理道德来整治人心，使广大民众服服贴贴地接受其法西斯独裁统治。

3．战略战术的改进

鉴于前四次的失败，蒋介石感到在战略战术上亦有改进的必要。经过深入研究后，蒋介石首先改组了指挥机构：1933年7月改组南昌行营，下设两厅分管军事和政治，有关各省行政直接听命于第二厅，这样指挥机构权力集中职责明确；其次是调整编制、装备，将原每师辖三旅九团或二旅六团的编制打破，改原来的1师为2个师，各3团，废旅一级编制以适应山地作战，装备方面，每师配备穿透力很强专打堡垒的平射炮；再次，加强运输补给力量，包括设计新的交通网、加强后方兵站系统的运输能力和调整部队本身的运输能力等以适应山岳地带道路网少的特点；同时，改原来围剿的速决战为持久战；并要求蒋军在围剿中“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贯彻“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的战法。这些都为后来军事上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二、国民党当局在经济外交上作了各种努力且效果明显

这种努力，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宋子文和孔祥熙身上。

1932-1933年，宋子文在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任内，完成了国民政府财政体系的一大重要改革：废除钱两而改以银元为标准法币。1933年4月，宋子文赴伦敦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会后访问了日内瓦，并顺利地设置了一名联络官以取得技术援华。宋旋又转赴美国，于8月23日争取到了美国五千万美元的贷款。到10月，宋虽因反对过于膨胀的军费支出及发行新的公债而辞去原兼各职，但仍保有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一职，将大半时间用于发展企业上。1934年6月他又成立“中国财政发展社”，鼓励外来投资及发展国内货币市场，促进中国工商业的繁荣与发展，使蒋政权获益良多。

孔祥熙于1933年4月接替宋子文任中央银行总裁后，即按蒋的旨意大量印行钞票，仅4个多月就已透支6000多万元，这些钱绝大部分用在反革命“围剿”上。到11月初，孔祥熙接替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6日孔在就职演说中就公开宣布了其“剿共第一”的财政方针并“保证尽最大努力筹集所需经费”，这种反动的财政方针正适合了蒋介石反共的需要。当时，南京政府因年复一年发动反革命“围剿”而使财政赤字连年增长，到1933年每月赤字将近1200万元。为解决军费问题，孔以关税为担保发行1亿元新公债，11月10日孔又飞上海，向银行家们推销1934年初正式发行的新公债并很快获1亿元，但到手不久就被蒋用来购买内战军火而花得一干二净了。1934年6月孔又发行二期“关税库券”，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向银行借款和透支，这些钱都被用来进行反革命围剿。有数字表明：1928年南京政府发行的公债为2．l亿元，到了1934年则发展到了4．4亿元。外交方面，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孔祥熙奉命出国寻求帮助。在访意时购买了一大批轰炸机，并聘请了以劳地为首的意大利顾问团来华协助建立空军；访德过程中，孔又购买了2500万美元的德国武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由于德国急需中国的钨、锑等重要战略原料而使中德关系步入“蜜月期”，德与蒋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易货贸易协定，德以大批军火从中国换得大量钨、锑等宝贵的战略原料，德国庞大的军事顾问团也活动在国民党军队的各种机构中。

充足的军费和列强的支持，使蒋介石势力大增。周恩来在1936年7月9日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认为：“1934年蒋介石的势力发展到了顶峰”，“蒋介石在江西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55万军队发起进攻，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