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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路，究竟是进一步在省以下推进分税制，还是保持实际上已经形成的“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局面，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解决县乡财政困局

　　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和经济学家林毅夫日前围绕“财权和事权”的一番应对，将近年来有关中国分税制下一步改革方向的争论摆在了公众面前。

　　2006年3月19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6年年会上，楼继伟说，“事权和财权的统一是个错误的概念。”

　　这番话是在回应经济学家林毅夫对“中央富、地方穷”有何对策的询问时说的。林毅夫在论坛上指出，自1994年分税制之后，随着财权的上收，事权的逐级下放，中央和省市一级财政越来越好，而县级以下则“经常非常困难”。

　　考虑到今年“两会”上有关分税制的种种议论，楼继伟的这番讲话似乎颇有深意。一场本来很轻松的应答，凸显了官学两界内部对于分税制何去何从的分歧。

　　富了中央，穷了地方?

　　今年“两会”期间，在2005年预算报告执行情况公布之后，新华社发布的一则以解读为名的消息，提出的观点是：“富了中央、穷了地方”的说法不合实际。其所依据的数据是：2005年，中央财政总收入17249.79亿元，按可比口径比2004年增加2581.02亿元(已扣除新增出口退税指标584.11亿元)，增长17.6%；而地方财政总收入26565.72亿元(含中央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按可比口径比2004年增加4158.13亿元，增长18.6%。其中，地方本级收入15092.04亿元，比上年增加2650.91亿元，增长21.3%。

　　消息指出，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还快于中央1个百分点，地方本级收入增长则更快。

　　这与一直以来人们所普遍认为的“中央富、地方穷”的状态大相径庭。

　　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无疑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最具深远影响的改革之一。这一改革的直接影响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发生了颠倒性的转变。分税制之前的1978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的35%，到90年代中期下降到不足12%，中央的财政收支甚至必须依靠地方的收入上缴才能维持平衡。而在分税制实行的第二年——1995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52%，2005年，这一比例是52.3%。

　　与此相对应的是县级及乡镇级财政的不堪重负。

　　《南风窗》今年3月对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教授王绍光的访谈表明：1995年，全国2159个县级财政中有赤字的仅为132个，占6.1%，绝大部分都能实现财政平衡，有的还略有盈余。而到了1999年，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有26个存在赤字县。到2002年，我国2030个县域单位中，共有赤字县706个，财政补贴县914个，两者合计1620个，占总数的近八成。还有一些县虽然账面上没有赤字，却存在着巨大的隐性赤字，即以当年应付未付的各种支出拖欠，或以负债、寅吃卯粮等形式存在的赤字。

　　在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沉重地表示，我国县乡一级财政赤字严重：截至2002年底，全国乡镇一级平均负债已经超过400万元，总额在2200亿元左右。

　　如何理解新华社的那个消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对本刊记者说，地方穷的笼统说法是有问题的，关键是看哪一级地方。关于这一点，林毅夫在论坛上也说得很清楚，“中央政府日子相当好过。省政府也不错，地市一级的也不错，但是县一级的财政经常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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