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天津法官被指殴打北京律师事件，随着天津法院方面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当事法官有此等行为，而似乎要演变成为中国法律界的“罗生门”。

　　无疑，公众当然期望着事态能够真相大白：北京律师以党性和人格保证自己句句是真，在场的“群众”也证明律师所言属实———但问题在于这些群众是和律师一起去立案，并与法院意见存在分歧的当事人；天津法官同样以28年的党性担保自己绝对没有动手，法院工作人员也证明了这些情况———但这种证言的可信度也同样受到质疑，因为这显然违反了“任何人都不得成为自己事务的法官”这一基本法治原则。

　　还原事实真相，从技术层面上说，法院立案大厅应该有监控录像。如果有这样的系统，则法院应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就要承担不利后果；从制度层面上考查，法院、法官是社会矛盾的裁判者，但当法院和法官意外地成为冲突一方时，由什么机构经过什么程序来裁判，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有关“回避”规则需要不折不扣地执行。

　　其实，仔细分析起来，无论事态如何解决，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律师，也不仅仅是法官———毕竟，这两个群体绝对不应该互相“肉搏”，尤其是这两个群体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对公众撒谎。由此，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曾经担任过司法部长的肖扬院长作出“实事求是处理”批示的深长意味。因为，法官与律师既不是“冤家”，也不是“亲家”，而应是同为法律人的“本家”，都应该是法律共同体的一员，在法治这同一幕戏剧中扮演着不同角色。

　　当然，现阶段一些律师不可避免地会希望能有法官那样的权力与地位，一些法官也本能地希望能有律师那样的自由与财富，由此导致一些人以各自的优势社会资源为基础，相互轻视甚至敌视。但法治的理念，需要律师与法官共同传播；法律的权威，需要律师与法官共同维护。无论律师还是法官，都应具备防范职业风险的意识与能力。

　　在我看来，除了律师与法官个体经验能力的差异，职业风险防范宏观层面上关键有两点要求：一是形成法官与律师间相互尊重与认同的司法伦理；二是建立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有效机制。具体到本案，律师向法官交纳相关材料，法官出具收条本属应有之规则，如果双方遵守这样的游戏规则也不至于导致冲突的升级，法官也不至于给律师留下指责的口实。

　　所以，律师的地位与遭遇是一个社会民主法治状况最灵敏的晴雨表。作为北京律协律师维权工作委员会的秘书长，我对律师甚至是在法庭上被对方当事人殴打并不感到陌生，对律师与公安、检察机关人员发生冲突，也不感到意外，因为律师作为公民私权利的代表、作为社会理性不同声音的代表，与矛盾的另一方发生冲突是可以理解的，也注定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作为一个有着8年法官经历与6年律师生涯的法律人，我对法官与律师之间如此低级的冲突深感痛心与悲哀，毕竟律师应该是正义的维护者，法官应该是正义的最后守护者，不管真相如何，双方都是被伤害者。

　　总之，北京律师与天津法官的冲突当然不是好事，但如果通过对事件的反思从而促进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社会的成熟与进步。

　　吕良彪（北京律协律师维权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新京报》新闻热线：010－63190000 、010－96096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