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江苏省委副书记冯敏刚宣布：仇和调省政府工作，任副省长，不再担任宿迁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职务。4月13日，仇和离开宿迁赴南京。他于今年1月20日当选副省长，但并未马上从宿迁离任。（《新京报》4月14日）

　　尽管“含着眼泪”，尽管“难舍难分”，10年来一直在褒贬不一的舆论漩涡中进行改革探索的仇和，还是离开了他“爱得深沉”的宿迁土地。从官职的角度讲，从市委书记到副省长，显然是升迁；但从改革的角度讲，对于改革者最大的挫伤，莫过于离开他改革的土壤。仇和属于哪一种呢？

　　江苏省委给予仇和的评价是：“在宿迁积极探索并逐步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追赶型、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路子，得到了中央和省委的充分肯定。”这样的评价似乎堵住了诘难者的质疑，有人把仇和在宿迁十年铁腕拆迁，对医院、学校“一卖到底”，推行“公推公选”等民主建设试验等改革，批判为“离经叛道”。但另一面应该认识到，仇和的改革，远远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或者恰恰相反，当仇和真正离开了宿迁，才是其改革功过是非评判的开始：今日我们看到的“改革成果”能否在“后仇和时代”实现“软着陆”，是判断其成败的关键。

　　很长一段时期，大家一直用是否缺乏当今时代文明的民主精神，抑或是法制结合人治的高效率来讨论仇和的改革，却多数陷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窠臼。“春江水暖鸭先知”，最有评价资格的应该是当地的老百姓。于是年初，张茂良先生在《经济观察报》撰文，介绍了自己走访宿迁的见闻。有一段有趣的对话：仇和贪污了吗？没有。仇和受贿了吗？没有。仇和违法乱纪了吗？没有。宿迁这十年的发展你们认为如何？非常快。你们愿意回到从前吗？不！张先生的结论是：这是几千年来少有的奇迹，时代需要强人，区域经济的发展更需要强人。

　　果真可以如此定论吗？人们在讨论仇和的改革时，常常提起英国首相丘吉尔。表面来看，把他们放到一起似乎没有可比性，但似乎又有些神似。当年，丘吉尔由于在二战中的卓越表现而获得英国人的高度评价。但战争没有结束，英国人便“卸磨杀驴”，拒绝他连任首相，让这个老头子大大失落了一把。英国人的想法很简单，权力需要制约，丘吉尔这样的强人政治，在战争期间可以，但在建设时期容易形成专制。

　　人们之所以把二者并举讨论，是认为用强力手腕实现治理的政策，摆脱不了强手腕治理带来的“人治”影响。但大家似乎忽视了另一个问题：继任的艾德礼政府没能摆脱丘吉尔的阴影，一届执政之后，英国人民不得不再次选择了77岁的丘吉尔。也就是说：强权治理之下，最大的弊端是“人离政息”。杂文家鄢烈山先生也曾提醒，“《世界通史》看了3个版本的仇和，和他的拥趸们应该记住：世界史上的那些大强人，凡是没有制度创新的，不论他在位时的功业有多么显赫，都是匆匆的历史过客。”

　　今年1月当选副省长的仇和，用了3个月时间“交接班”，不知道做了如何的制度安排。如果他的后继者仍然使用他的铁腕模式来治理，那么充其量是“硬着陆”，还是不能视为“成功”的佐证。决定仇和是改革者还是匆匆历史过客的关键，是他的改革在他离开宿迁之后，能否在一个不信仰铁腕的继任者手里，实现“软着陆”。

　　无论是与否，都让人期待。因为“后仇和时代”的宿迁，更具有了人们廓清改革观念的标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