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就住在南街村。
南街村现在的总资产，王宏斌告诉记者是29个亿，每年利税是7000万。“这占整个临颍县的半壁江山还多”，县委的官员说。
这一数字所支持的，是南街村村民的高福利。从供应面米肉蛋，配备电器家具，到医疗全额报销，教育全额负担……在南街村，每个村民都享受着包括住房、食品、医疗和教育在内的14项福利。村民们所用的一切，南街村党委办主任雷德全向记者举例说，包括我们所用的手机以及话费，都是统一配置花销的。
这里，拥有“中原第一村”“红色亿元村”“豫南一枝花”“南街村共产主义小社区”等一系列称谓，是中国目前仍在走集体经济道路的2000多个行政村中甚为成功的一个。
2006年3月28日，王宏斌面对记者采访，再次提起南街村“二次创业”的目标：要办一个食堂，所有的村民都到食堂进餐；要建一个超市，采购所有的生活必需品，村民们到超市里去“各取所需”，真正实现按需分配。
南街村，中原腹地的一个村庄，距共产主义似乎只有一步之遥。 “毛邓村”与“矛盾村” 1995年，一位中央领导来到南街村，陪同者介绍说这是“毛邓村”。
雷德全说，“南街村实际上是沾邓小平的光，借改革开放之机而发展起来的。”但是，这里所尊崇的，是毛泽东思想。在每家每户所配置的房子里，散发金光的毛泽东像旁都会有两排字：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思想胜过神。
而在地方方言里，那个词和“矛盾”的发音正是一样。而矛盾，在从思想到家电都统一的南街村，却时时显现出来。
在高福利之下，南街村经济发展的下滑是已经好几年的事了。尽管王宏斌再三对记者强调，南街村不会有问题，不过他也承认，现在南街村的企业效益不容乐观。
据南街村的几位村民讲，南街村有大大小小26家各类企业，现在盈利的不过旅游公司、调味厂、胶印厂、彩印厂屈指可数几个。而在南街历史上“玩泥蛋子起家，玩面蛋子发家”的砖瓦厂与面粉厂，则要么是已经停产要么是开工不足。甚至连一度销量甚火的村龙头产品方便面，高峰时期曾经占全村总产值80%以上，现在已下滑至30%，50条生产线一度开工不足20条。
“今年情况还好一点，最难过的是去年。”方便面厂的一位职工对记者说，“去年有两三个月都发不出工资来了，后来到年终了才全补上。”
据《商界名家》2004年3月载文《南街村阵痛》，从1997年的17亿，至2002年，南街村的产值下滑到了12亿元。
对此，雷德全与王宏斌的解释是，“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而那名职工则认为和企业的管理有关系，“你不知道，有些南街村的业务员，勾结着外面一起回过头来骗村里。”
效益下降的同时，村民们发现，路边的地下灯没有以前那么亮堂了，以前飘在半空中闪亮的大横幅有的也撤了，而曾经上百辆车的南街村车队现在也只剩下三四十辆车了。更为让村民们警觉的是，热电厂施工到一半就停在那里，成了半拉子工程，“就是没钱了，”邻村的一个村民说。
缺钱和银行的贷款也不无关系。王宏斌告诉记者，南街村发展至今，共贷款12亿，但“从1996年以后就很难贷款了”。当记者询问至今还有多少贷款没有还时，王宏斌并未予以回复，他说，“我们在不停地贷不停地还。”
距南街村15公里外的三家店村，因为南街村所排放的污水直接污染了当地的水源而一直在上访告状，老书记崔世德对记者说，“南街能搞成今天这个样子，还不是靠不停的贷款维持着？”
但是，王宏斌和南街村的村民，仍众口一词称许集体经济模式，
“一百口人一百口锅变成一百口人一口锅，自然节省”，王宏斌说。而且在集体经济下，每个村民能够“各尽所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但是，这种认同并不能阻止南街村内部的一些分化。即使一些事件仅关乎“生活作风”，但也足以使这个从思想道德到生活方式高度一统的村庄产生一些裂痕。
在南街村领导班子里，一直有“一宏二忠”的说法，“一宏”指王宏斌，“二忠”为始终做村主任的王金忠和党委副书记郭全忠。这是当初一起长大，并一起执掌南街村的最为重要的三个人物。
2003年5月16日，王金忠突然得心脏病去世了。当时的《南街村报》，整版都是“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哀悼与纪念。“但是第二天，突然之间，哀乐没有了，追悼没有了，王金忠也没有人再提了。”
南街村一名职工说，“在清理王金忠的遗物时，发现了保险柜，里面有两千万，还有自办的房产证。”据说，刚听到王金忠过世消息的王宏斌，一下子悲痛得差点倒在地上，而在保险柜被打开的刹那，他又一次差点惊倒在地上。
而王宏斌对记者否认了传闻，“所谓保险柜那是虚构的，而第二天我也不在现场。”但是，他承认王全忠在外面包有“二奶”，因为在王金忠去世不久，就有抱着孩子的妇女前来要房产。否认王金忠有个人积蓄的王宏斌说，“包二奶了，他当然要在外面给人家买房子。”
不久，王宏斌开始在南街开展“学习会、生活会、评议会”三会活动，主题鲜明：坚决清除包“二奶”；限制喝闲酒；制止索贿受贿；查处同流合污即结伙搞以权谋私。
2003年6月12日，《南街村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南街村发展壮大后，其中堕落腐化问题就绝不容忽视，个别党员丧失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失去了党性原则，滋长了享乐思想。以权谋私，迷恋声色，甚至干出了令人不齿的勾当。”
王金忠一事在多大程度上撼动了王宏斌一直以来所进行的“外圆内方”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不得而知。两三年过去了，这个事情几乎没有被提起。
村内一位老者对记者说，“王宏斌这个娃子是不错的，但是手下一些人他管不了。表面上大家都在跟着他唱高调，实际上很多人都往自己家里捞。”
有一位81岁的老新四军，因为向往南街村，就在村边租了一间房子住了下来，他告诉记者，“南街村的治安确实好，我呆了三年了，没有偷盗的没有打架的。”但是，一位研究者告诉记者，实际上在南街村内也是什么都有，“有人都把年轻的女孩子往自己家里带。”
这些，与南街村桃源般的外表正是一对矛盾。雷德全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而且周围环境如此，南街村内不许有的，周边也都会有。”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对记者说，“南街村里存在种种问题是正常的，这也表明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村，否则就只是一个神话。”
王宏斌则说，“南街的很多事情容易被放大，这里毕竟也是大社会中的一分子。” 南街村的历史与未来
1981年，在全国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南街村的土地与集体资产也一样分到各家各户。不过，土地承包下去了，农民反倒外出打工，大量土地荒芜；而两个承包出去的面粉厂和砖厂，却因为承包者不发工资、不上缴利润而引起了众怒。
1985年，就在全国最后一批249个人民公社解体时，南街村反其道而行之，重新完成了逆向的分合过程。承包出去的企业被收归集体，撂荒的土地由集体统一耕种。段林川说，“土地都是自愿交的，有力量耕种的我们一般还不收，一直到1990年土地才全部收归集体。”
也就是从90年代始，南街村开始学“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干部和群众必须参加“斗争会”，“狠批私字一闪念”……
新华网上一篇名为《南街村：乡村共产主义的神话》的文章说，王宏斌，“他巧妙地利用了中国独特的本土政治文化，并把它变为有效的资源。”
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晓敏则对记者分析说，“在一位能人带领下所组成的这种集体，一方面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更重要的一面在于，相较于个体，它的力量会更强一些，这使得它在抵御某些来自“上边”对农村的过度汲取时较为有效。从而在发展工业的时候把土地增值的收益留在了村集体内部。”
是利用中国独特的本土政治文化也罢，还是集体经济本身大放光彩也罢，南街村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创造了距共产主义只有一步之遥的神话。但这最后一步，在当前显现的一些困境下，还能否迈出呢？
李昌平分析说，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南街村面临着产业升级的问题。而责任制不能够落实，不能够充分地按市场来配置资源，则会使得它深受其害。
不过，南街村每年的产值利税占整个临颍县的半壁江山还强，临颍县的一位官员说，“南街垮了，临颍就垮了。”一直研究南街村的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倩对记者说，“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临颍县会想法设法支撑住南街村。”
但是，王宏斌告诉记者，南街村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扶持款，只是在贷款上因为良好的信用而得到一些低息贷款。
而王宏斌本人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除了内部的分化，经济的困境，他还不得不考虑来自村民内部对集体经济的挑战。刘倩说，“南街村的村民里面有的就已经单干了，有的因为各种原因，就会拿中央的精神来责难王宏斌，‘中央明确地说土地家庭联产承包’。”
刘说，“碰到这种情况，王宏斌实际上也是十分为难的，他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何忠洲) ：盛与衰
(责任编辑：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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