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宋庆龄与蒋介石发生严重分歧，远赴莫斯科寻找出路，但此行危机重重，宋庆龄也在异国他乡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蒋介石想拉宋庆龄出山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精心策划了反革命政变。随后，隐藏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假左派汪精卫也步蒋介石后尘。7月14日晚，他在自己的寓所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宣布“分共”，并在第二天发动了屠杀共产党人的行动。

　　宋庆龄在蒋、汪先后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后，对武汉国民政府心灰意冷。1927年7月中旬，她决意与这个打着孙中山旗号而与孙中山革命政策背道而驰的政府彻底决裂。7月16日，宋庆龄发表声明，正式退出武汉国民政府。17日，宋庆龄愤然离开武汉去了上海。

　　宋庆龄在上海莫利哀路29号的家中闭门不出，谢绝所有来访者。然而，国民党右派并没有让她安宁。在蚌埠前线的蒋介石在得知宋庆龄来上海后，错误地认为宋是投靠南京政府来了，想将她从武汉国民政府中拉过来，利用其威望来抬高自己。7月25日，蒋从蚌埠急派何应钦到上海拜见宋庆龄，遭到拒绝。于是，蒋介石暗中散布谣言说宋庆龄正打算加入南京国民政府。7月30日，宋庆龄在接受合众国际社记者古尔德采访时，驳斥了蒋介石散布的谣言。她尖锐地指出：“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前，我绝不参加任何行动。如果革命事业不纳入中山主义轨道，我绝不担任任何党务。”

　　蒋介石被激怒了，企图暗杀宋庆龄，但在宋氏姐妹的劝说下未敢动手，对她采取“严密监视，不许出境”的措施。

　　决心完成中山先生遗愿由于受到蒋介石的迫害，宋庆龄深知在上海很难立足，于是决定去红色国度苏联，这也是孙中山的遗愿，他在弥留之际曾委托宋庆龄去苏联拜访一些革命同志。

　　1927年8月22日，宋庆龄发表了《赴莫斯科前的声明》，严厉谴责国民党冒牌领袖们背叛“三大政策”后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并坚信中国革命必定胜利。她说，国民党已经丧失了威信，声名一落千丈。

　　她还说：“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因此，国民党内部的革命一翼必须使苏联深深地相信……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因此，我要亲自到莫斯科说明这一点。”

　　对宋庆龄的做法，宋氏家族坚决反对。从母亲倪老夫人到宋氏姐妹和兄弟，都表示只要不去莫斯科，到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他们都全力支持。宋子文甚至拿出可以任意支取的支票本。但宋庆龄坚持，除了苏联她哪儿都不去。无奈之下，宋子文来到莫利哀路，对宋庆龄说：“二姐，今天我不是来动员你，外面风声很紧，你要出去就趁早，而且要绝对保密。”宋庆龄立即着手办理赴莫斯科的手续。

　　为保密起见，宋庆龄将出国手续交由密友美国人雷娜·普罗梅去办。

　　普罗梅是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所办的唯一英文报纸《人民论坛报》的主编。她悄悄来到上海的苏联总领事馆为宋安排这次旅行。一同赴苏的还有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和他的两个女儿，以及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的吴之椿和普罗梅本人。在通常的情况下，办6个人的手续要费些周折，但由于宋赴莫斯科得到苏联官方允诺，所以一切进行得很顺当。

　　旅途劳顿半个月才到莫斯科8月23日凌晨3点，上海法租界里一片寂静，宋庆龄一副贫穷妇女的打扮，在普罗梅的陪同下，悄悄地来到黄浦江码头。他们上了一条小舢板，舢板摇摇晃晃地从停泊在那里的几十个国家的军舰中穿过。经过3个小时的紧张航行，才到了吴淞口一艘俄国货船旁边。

　　据陈友仁的大女儿思兰回忆，他们坐的船又小又旧。在长达7天的航程中，常有暴风雨，大家都晕船，受了不少罪。符拉迪沃斯托克只是这次漫长的9000公里旅程中的第一站。轮船穿过朝鲜海峡，横渡日本海，于27日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随后，他们转乘火车。

　　对宋庆龄的来访，苏联政府做了周密的安排。火车是特别调拨的专列，是一辆过去沙皇为要人们准备的豪华镀金卧车，途中由护送小组精心照料。

　　一路旅途劳顿，宋庆龄一行于9月6日抵达莫斯科。到达时，车站站台上站满了工人、农庄庄员、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妇女团体、共青团的代表和中国侨民的代表，欢迎人群中举着用中文写的“欢迎革命的领袖宋庆龄”、“打倒革命叛徒蒋介石”等大横幅，欢迎宋庆龄的到来。在车站迎接她的有外交部长季维诺夫等人。

　　抵达莫斯科时，宋庆龄发表声明，重申了她此行的目的和背景。“我这次访问苏联，是为了向苏联人民致谢，感谢他们给予中国革命的帮助……”“目前有人背叛了革命，有人开小差，还有人完全歪曲了国民革命运动的真义。”“我今天访苏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那些盘踞在长江流域的人，虽然自命为中国国民党的发言人，但他们并不能代表革命的国民党，也不能代表中国的革命群众。”

　　宋庆龄受到国宾待遇，苏联政府将她安排在“糖宫”，这是过去俄国糖业巨子的宅第。

　　为照料宋的生活起居，苏方专门安排了教育人民委员柯伦泰夫人担任接待组组长。柯伦泰夫人是苏联有名的妇女领袖。她英语很好，与宋庆龄交流没有语言障碍。在她的陪同下，宋庆龄参观了红场和克里姆林宫，瞻仰了列宁陵墓。

　　在苏遭遇流言和病痛折磨尽管在莫斯科得到了良好的待遇，但宋庆龄还是遭遇到她人生中难以想像的困难。她到莫斯科是为了重新评估和肯定中国的革命，并加强与社会主义苏联的亲密关系。但她碰到的却是一场评价中国革命的激烈争吵。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说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意见是对的，因此中国革命惨败的责任不在自己。

　　由于中国不是国际革命的中心舞台，因此苏联政府的许多人对中国革命的了解并不深入。虽然宋庆龄能对付中外右派对她政治立场的攻击，但当有人企图用有关她的私生活的谣言来损害她的声誉时，她差点被击垮。

　　10月间，同国内的国民党右派的谣言相呼应，美联社向全世界广播说，前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已在莫斯科结婚。宋庆龄知道后，非常气愤，不久便病倒了。11月21日，宋庆龄的亲密战友普罗梅因患脑炎去世，这也给了宋庆龄很大的打击。

　　接着，1927年12月1日，她的妹妹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宋庆龄的皮肤病这时也开始发作。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宋庆龄处于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但她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她用更多的时间同邓演达和陈友仁一起探讨国内局势。

　　1927年11月1日，他们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联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

　　11月7日，她与陈友仁一起应邀到红场去参加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庆典。这一天下着鹅毛大雪，宋庆龄脚上穿着薄底皮鞋，冻得双脚发麻，但仍兴致勃勃地观看完莫斯科军民的庆祝游行。

　　赴德国继续革命活动逗留苏联6个月给了宋庆龄极大的鼓舞，但也遇到了复杂形势。她希望加强中国革命力量的团结并获得苏联的支持，但实际情况是，在苏联党内、共产国际以及在苏的中国同胞间都出现了不团结现象。

　　宋庆龄在晚年的传记中写道：“当我认识到苏联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想再在莫斯科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希望建立一个革命小组……”

　　宋庆龄与邓演达和陈友仁达成共识，工作只能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开展。莫斯科医生没能治好她的皮肤病，她希望德国医生会更高明一些，因此，宋庆龄把旅途的下一站定在德国。

　　邓演达走得最早，到柏林为宋庆龄打前站，陈友仁则去了巴黎，部分原因是以此反击“结婚”的谣言。

　　在离开莫斯科前不久，宋庆龄和陈友仁在克里姆林宫受到斯大林的接见，会谈进行了一个半小时。作为国民党左派代表，她强调了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斯大林则希望她和她的同事们能回到中国去领导革命，并说有关国际援助的明确方式将由共产国际进行讨论，以后派信使联系。

　　1928年5月4日，宋庆龄到达德国首都柏林。一年后的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