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长城是民族融合的纽带

　　长城主要是为防御北方的少数民族而建，是战争的产物。历史上各个朝代向长城沿线广大地区移民、屯田，长城区域的争战本身在客观上都起到了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因此，长城不单单是军事防御工程，长城所在区域更是古代各民族交错杂居，既互相对抗，又互相学习，乃至共同生活的地方，由此产生了广泛的民族融合。长城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是民族融合的纽带。汉民族古称华夏，其民族基础由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落统一过程而奠定。华夏族大发展是在夏、商、周三个时期。散布于黄河流域和长城流域的各民族，逐渐同化于华夏族中。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相互兼并，华夏族与周围其他各民族交往越来越频繁，到秦汉时期便已形成了以华夏为主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直到汉朝以后，华夏族才渐渐称为汉族。在长城区域两千年的民族融合过程中，除汉族外，与长城关系最密切的有匈奴、鲜卑、氐、羌、突厥、契丹、柔然、女真、蒙古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长城区域与汉族或其他各民族相互之间相互融合。西汉时期，从匈奴手中夺回的河套等地区，在构筑长城的同时向长城沿线的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大量移民，并将归降的部分匈奴人迁徙于这些地区，形成了匈奴人与汉朝人交错杂处，相邻交往的环境。到东汉时，又将归附的呼韩邪单于所率南匈奴安排在甘肃东北部、陕西、山西的北部和内蒙古南部的以黄河为中心的地带驻守。此后，南匈奴经过较快发展。到汉和帝初年，南匈奴总数达23万余人。在与汉朝人杂处，相互交往的过程中，直至南北朝时期逐渐融合于汉族当中。汉朝不仅有匈奴族，其他如乌桓、羌族也被迁到长城带的甘肃、陕西、河北等地，为这些民族相互间或同汉族之间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创造了融合的条件。到魏晋以后，整个长城带的各州郡都有大量的各少数民族或被少数民族政权强迫或为生活所迫迁来居住，造成汉族同各民族杂居的形势。少数民族不仅因各种原因来到长城带同这一地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相融合，有些还直接参与了修筑长城，如鲜卑族所建的北魏政权是第一个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控制北方全部领土的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少数民族。北魏孝文帝时期推行的改革影响深远，如“均田制”和“三长制”的推行；以及将都城从大同迁到洛阳，推行使鲜卑语言“一从正音”“衣从汉服”、改姓汉姓，八大姓鲜卑族门阀同汉族门阀通婚的汉化措施，使这一时期各个民族无论是上层贵族或是下层劳动人民之间的自然融合，达到新的层次。在经历了秦汉时期长城带各民族交错杂居，进而到北魏和北周初步完成融合的过程后，民族融合走向深入，到唐朝末年的一段时期，已有许多民族如匈奴、东胡、羌、氐、鲜卑、乌桓相继融合于汉族或其他民族之中。唐末又有其他少数民族进入长城带，如党项人从四川西北，青海东部和甘肃南部一带迁移到陕、甘、宁三省交界处，慢慢发展壮大，逐渐占据了宁夏、内蒙、陕西、山西、甘肃、青海及新疆的大部分或部分地区。到宋初终于建立西夏封建割据政权，西夏民族成份多样，除党项族外，还包括汉、藏、回鹘、塔塔尔等民族，进行着长城带上局部地区的民族融合。而由契丹人建立的辽政权，占据有东起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以西，北至贝加尔湖，南至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其中心势力则在长城带上。辽宁、内蒙及河北、山西的北部契丹人及其他民族也有大量居民被迁居于辽统治下的幽、云等地长城沿线，形成了汉人、契丹人，渤海人等各民族杂居，民族成份更趋复杂的形式，造就了长城带新的民族融合。金灭辽后，金政权在长城带的统治得到巩固的情况下，将女真迁往长城以南和长城沿线，甚至黄河中下游的河南，直至陕西、陇右之地，长城带上女真人散居各处，与那里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相处，直至融合。明清两朝，长城带民族融合的力度和广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清朝时期又有大批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进入长城区域，在清朝统治的2

　　60余年中他们同各民族人民杂居共处，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经济、生活、语言、衣着和风俗习惯等文化特质，同其他民族融于一体。由以上史实可知，每一次长城争战，随着某一民族政权对长城区域的控制权的取得，为了实现征服民族在被征服、被占有地区的存在，都大量迁徙本民族的人民去居住，经营开发，拓宽本民族的生存和统治范围以及扩大本民族影响，以期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这一事实是长城带民族融合得以实现的基础，也是长城带民族融合得以实现的主要表现形式。长城区域民族融合的结果是，不仅有各少数民族融入了汉族，也包括大批的汉族融入了其他民族。这些民族有的作为民族整体失却了本民族原有的特点，使本民族的特性也发生了变化。总之，长城不但保护了中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保证了中原地区的强大和统一，而且促进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高度融合，起到了民族融合的纽带作用。（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特点是什么

　　自秦汉起，匈奴、氐、羌、东胡、乌桓、鲜卑等各民族不断来到长城内外，同这里的汉族交错杂居，相互交往。汉末魏晋更形成大规模少数民族内迁，形成“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的形势；南北朝十六国纷争局面的出现和形成与此不无关系。与此同时，大量汉族也被迫或自愿进入大漠南北、河西走廊、西域等地，直接变成那里的匈奴、氐、羌、月氏等民族的成员或与之杂居。长城带各族之间如鲜卑与匈奴、月氏与匈奴、乌孙与匈奴、楼烦与匈奴、乌桓与鲜卑等民族也由杂居到相互吸收，后经隋唐长期交流通婚的积淀，使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姓氏、语言、服饰、生活习俗等都同当地民族融合为一体，匈奴、东胡、羌、羯、氐、乌桓、鲜卑等许多民族不见于史乘，它们的绝大多数融合于汉族或同其他民族一起演化成全新的民族实体。两宋时期长城带又一次民族大迁徙，突厥、铁勒、沙陀、契丹、女真等民族，大规模在长城带各地流动迁徙；同时强迫大批汉族或其他民族迁往他们原居地，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相互杂处的环境中共同劳动、相互学习。元、明及清初，蒙古、回回、色目、满等民族再次大迁徙，造成新的杂居与融合。这样，自唐至明，突厥、铁勒、沙陀、党项、回鹘(

　　纥)、室韦、渤海、奚、契丹、女真等民族实体消失，更大的实体即长城带20余个当代民族全部诞生，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生活在大杂居、小聚居的长城带各民族，在新的形势下进行着新的民族融合的跋涉。中华民族在长城内外数千年民族融合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即：以农、牧两大经济、文化形态民族之间的民族融合为基础；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之间多元的交流与融合；长城内外民族融合范围极广、规模极大；历代各民族由杂处交流到民族融合数千年经久不衰，最终发展成“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今天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共同体。（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