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想到，在贵州黎平的小县城里会诞生这样一支特殊的连队。��

　　说起来这支连队的确太特殊了，甚至在世界军史上都找不到第二个相同的例子。一是“兵”大于“官”，许多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部长及要员都曾在这个连队里当过“兵”。二是20多位中外闻名的女红军战士全都出自这支连队，几位胡子拉碴的中共元老也全都编在这个连队。就是当时的中央首长见了他们，也要立马驻足，向他们行注目礼。��

　　这支部队是怎样成立的?又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支特殊连队呢？��

　　许多人反映，女兵们分散在各个单位行军有许多困难和不便。当时红军中的平均主义思想十分严重，如果在生活上对她们有些特殊照顾，就会引来指责和非难。女红军战士刘群先后来曾向外国作家尼姆·威尔斯这样讲述过：��

　　“长征中，女同志们时常同党的负责人吵嘴，因为她们得不到足够的粮食，以至有时候相互间竟抢着吃，每一个人都想吃饭，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带米，因此我们不得不调查研究是不是每个人都带了她自己的粮食。女人们吃的食物跟男人们的一样，别的待遇也没有一点不同，只有在实在不能走路的时候，才允许她们骑马。我们30个女同志没有一个在路上死去。当时队伍里有许多受伤的人，当他们看见女同志骑在马上，都很妒忌，为了这件事情大家吵起嘴来……”��

　　正是因为这些情况，周恩来决定成立一支特殊连队，把这些女红军以及年老的、党的高级干部和重伤员集中在一起，给予特殊关照。

　　经过整编后的休养连人员猛增了许多，这里面包含了四方面的干部：董必武领导的中央党校的部分教职员和学员；从中央机关精简下来的领导同志；分散在各机关的女红军和中央首长、军委首长的夫人；红军师团以上的伤病员。��

　　这是一个十分庞杂的连队，有300多号人、十几副担子和几十匹马。何长工无法用全部精力管理这个连队。在这种情况下，总卫生部长贺诚向周恩来提出配备一个专职连长。��

　　女红军们全部编在“红章纵队”中，她们中有24人的编制在干部休养连。邓颖超、贺子珍、曾玉、陈慧清、刘群先、金维映、丘一涵、杨厚珍八个人因为体弱有病或怀有身孕，在连队以休养为主；李伯钊、钱希均、钟月林、廖似光、萧月华、谢飞、谢小梅七人在连队负责宣传红军政策、打土豪、寻找担架员等工作；邓六金、王泉媛、危秀英、刘彩香、吴富莲、李桂英、阚士英七人是随担架行军的政治战士，主要负责做好担架排和民夫的思想工作。李坚真担任连队指导员，吴仲廉担任连队秘书。她们中的多数人都没有走过远路，有的人还是缠足后放开的解放脚，这给她们的行军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每天天不亮便匆匆上路，一走就是一天，遇有敌情还要急行军，沿途还担负着许许多多的工作，这可累苦了女红军们。许多人的脚上打了血泡也不敢吭声，走着走着就掉队了，有时大队人马已经到宿营地休息了，她们还迈着沉重的步履，在途中苦苦地挣扎着。��

　　彭德怀对此很有意见，但他也体谅她们的难处。��

　　这批女红军中有许多人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的妻子。此外，她们本人参加革命的资历也很深，她们对军队中的平均主义和轻视妇女的现象勇敢地提出了批评。

　　指导员李坚真刚刚上任，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就严肃地对她说：“你们休养连要像战斗部队一样，按照上级的指示组织行军，途中要自己筹集粮食，自己携带行装，同别的部队不能有任何区别，更不能要求特殊照顾。”��

　　争强好胜的李坚真愉快地答应了。可是过了不久，她就发现蔡树藩的要求太苛刻了，干部休养连怎么能同战斗部队相提并论呢?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老弱病残，或怀有身孕，行动起来极其困难，除了几个身体不好的老大姐，其余的人还要照顾伤员，宣传群众，寻找民夫，分派担架……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部队急行军的时候，常常是一天走50多公里地。危秀英、刘彩香、邓六金、钟月林、李桂英、王泉媛等政治战士，每人要分管三四副担架，担架员都是临时从沿途的村庄里找来的，一天给他们一块银元。许多民工因为有顾虑而怠工，女红军们除了时时宣传鼓动他们，在生活上更是细心照顾他们，让他们吃饱睡好，有时还顶替他们抬担架。在粮食不够的情况下，她们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要让民工吃饱吃好，使他们能有更多的力气抬运伤员。此外，她们还要留在队伍后面做收容工作，帮助掉队的伤病员背行李，有好多次，敌人的子弹在身前身后呼啸，她们也没有扔下一个伤员。尽管她们是非战斗部队，可一点也不比战斗部队轻松。要求她们同男红军一样显然不切实际，李坚真几次向蔡树藩提出抗议，还因此遭受了严厉的批评。

　　随着时间的推移，伤病员越来越多了，而马匹和担架却在一天天减少，女红军们开始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她们以女性所特有的坚韧和毅力，咬紧牙关坚持着。��

　　部队进入贵州境内。��

　　彭德怀与杨尚昆率领三军团的指战员大踏步地向前开进。��

　　侯政、李坚真率领干部休养连从斜路上穿插过来。��

　　“快，快跟上，从三军团这里插过去。”指导员李坚真焦急地催促着。��

　　为了保持建制行军和不影响行军的速度，上级规定，严禁从行进的队列中穿插。三军团的干部因此开起玩笑来：��

　　“掉队了就在屁股后面慢慢走吧，怎么能插队呢?”��

　　“到底是娘子军厉害，一下就把我们冲垮了。”��

　　“你们不能打仗，行军还要掉队。”��

　　女红军们立刻反唇相讥。��

　　“发生了么子事?”彭德怀走来了。��

　　女红军们纷纷上前告状。��

　　彭德怀一见这些肩扛梭镖缨枪、满脸倦容、嘴巴却十分厉害的女红军们，忍不住笑了，说：“哟，我以为是什么人冲击了我的三军团，原来是拖尾巴的‘迫击炮’来了。”��

　　女红军们有些不好意思了，彭德怀却十分欣赏这个词。后来一碰到她们，老远就喊“迫击炮”。��

　　当“迫击炮”也没什么不好的，女红军们想。后来的行军中，她们的身体在历经痛苦的磨难之后，一天天健壮硬朗起来，她们提出了“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的口号，激励自己奋勇前进。��

　　在恶劣的行军条件下，女红军们的性别意识在渐渐淡化，在许多时候，她们都把自己当成男人。女人爱美的天性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常常顾不得洗脸、梳头，只是在路上遇到水洼或小河沟时，随意撩点水冲把脸。到了严重缺水的地区，饮水发生了困难，许多人干渴得嘴唇出血，脸上蒙着一层灰黑的泥尘，只有两只黑亮的眼睛，燃烧着不屈的生命之光。而在连绵不断的雨天里，她们经常被浇得像落汤鸡一般，许多人因此停经，有的甚至落下了终生不育的疾病。��

　　此外，她们还要时时忍受着一些来自伤员的委屈。��

　　在频繁的战事中，伤员不断增加，而药品却极其匮乏，得不到治疗的伤口发炎溃烂了。许多伤员在疼痛难忍的情况下，对女红军们大发脾气，有的甚至还用拐杖打过她们。望着这些生命垂危的兄弟，她们的心在暗暗流血，她们知道这些伤员在得不到治疗的情况下，最终会失去年轻的生命，他们曾经是多么刚强、骁勇的战士，面对敌人的飞机大炮，他们没有胆怯过，没有退缩过，他们为了革命的胜利付出了血的代价呀!他们不愿意这样受折磨，不甘心这样轻易地死去，他们的心中压抑着多少委屈和愤懑啊!在他们的粗暴面前，女红军们默默地忍受着，以姐妹般的亲情、友爱，温暖、抚慰着一颗颗受伤的心……��

　　节选自《战地女杰——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