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 未竟全功
蒋介石在山城贵阳又一次被毛泽东愚弄了。 他于一周前由重庆飞抵贵阳,把“追剿前敌总指挥”薛岳晾到一边,自己亲自指挥起部队来,过去几个月,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
从1934年底开始,蒋介石就撇开其他事务,专心图谋西南。他先后抵达重庆、贵阳、昆明、西昌等地,一边“剿共”,一边加强南京政府对西南的控制权,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始终如一继续不断地努力”。
但1935年3月30日,红军突然渡过乌江,到达贵阳东北部。4月2日,红军切断了通往机场的道路,并做出要进攻贵阳城之势。而此时守城的兵力仅有几百人,如果红军攻城,大概在几个小时内就能结束战斗。
蒋介石一边准备出逃,一边命令滇军火速增援。当滇军司令孙渡4天后带领3个旅率先赶到时,蒋介石显然很高兴,对其特地以猪肉白银犒劳,虽然此时贵阳城困已自行解除——红军早已奔金沙江而去,滇军的调离为他们让开了路。蒋介石此次受困,可谓自摆乌龙,因为要算计贵州军阀王家烈,他特地把黔军调去拦截红军,致使贵阳空虚。
但蒋介石并没有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他在西南的行程安排非常密集:4月,在贵阳策动黔军“闹饷”,把王家烈赶下台;6月,在昆明住了两个星期,期间与龙云秘密谈判,以供应军饷军火并把贵州军政交由龙云主持为条件,换得龙云对其的支持;7月,在成都“杀鸡骇猴”削弱了刘文辉的势力。自此后,南京政府对西南的掌控能力大大加强。
“蒋介石的一生,总是难以超脱权术斗争,他认为只有掌控在自己手里的才是可靠的。北伐成功之后,他急于与桂系开战,抗战胜利后,又立即调开滇军,用武力解决云南的龙云,他的名望都毁在他自己发动的权术斗争上。”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
不过,蒋介石对于西南,也确有其他的战术考虑。早在1932年,他就设想过若与日本作战,可在四川设立临时国都,打持久战。1935年8月,在对峨眉山第一期军官训练团训话时,蒋介石说:“我们本部十八个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由此可见他对西南的重视。
华北事变后,中国与日本决一死战已经在所难免,中国民众危机感日重,蒋介石此时却忙于内战和“削藩”。随着民族情绪的高涨,国民党内亲日派领导人,如汪精卫、唐有壬、高宗武等逐步丧失威信,蒋介石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但此时他虽名为一国元首,实际上真正一手掌控的地盘,却不过是长江沿岸的几个省而已。
“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制定了这个以个人利益为主导的方针,意在继续扩大势力。在他看来,抗战爆发得太早了,因为他尚未布置妥当。但他似乎并未料想过,这种对日本的不停妥协将会削弱自己作为领袖的影响力。1936年长征结束后,周恩来评价蒋介石说:“在他粉碎了19路军,迫使我们撤退以后,他就变成了长江流域的霸主,但这一切的取得,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他的内战口号已完全失去了号召力。”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在蒋介石的督战下,西南各军阀打起精神,奋力追剿红军,但暗地里却追而不打,以留下本钱与蒋介石周旋。如此“配合”之下,红军始终能在十倍兵力的对手面前找到缝隙,于重围之中先后穿越贵州、云南、四川,最终抵达陕甘苏区。
1935年9月,在结束了三期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培训工作后,蒋介石下山时心情郁闷,他在日记中写道:“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他的老对手李敖,在狱中翻阅到这一页时,辛辣地批评说:“长征锻炼了中共铁的纪律、游击战伦理,摆脱共产国际控制,以及导致毛泽东掌握中共最高权力,若问孰令至之,岂非蒋介石欤!”(来源:时代人物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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