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洪远（朱德纪念馆）　　

　　每当我忆及往事，就不免要想到中国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进行万里长征的情景，那是多么壮观的一种场面！在艰苦卓绝、恶劣环境中，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一方面要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一方面要克服无人烟地带山高、寒冻、无衣无粮的巨大困难，同时，还要与来自红军内部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可以说，红军的长征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记录了光辉的一页。而其中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朱德同志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尖锐斗争的那一幕。在这场斗争中，朱德同志在红军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时刻，表现出来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为挽救红军北上抗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5年6月底，一天，我接到红四方面军总部的通知，说朱总司令和张国焘要路过马尔康，要我准备午饭。当时，我担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在迎接中央红军后，负责筹措粮秣，供给中央红军，收容伤病员，以及部队后勤工作。听到朱总要来的消息，真使我喜出望外，我一直想着朱总到底是个什么模样。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秘书长和总务科长，他们也很兴奋，都说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朱总。

　　此前，我曾在江油县中巴购买了点腊肉和酱菜，总务科长把剩下的腊肉都煮了给朱总一行打打牙祭。

　　午时，朱总在张国焘的陪同下来到我们驻地。他虽然面容消瘦，但两眼炯炯有神，穿着补丁军装，扎着紧紧的皮带和绑腿，显得很精神。朱总一到，伸出双手，笑盈盈地同所有欢迎他的同志-一握手。朱总关切地问起他们是四川哪个县人，亲热地同他们拉起家常。而站在朱总身边的张国焘历来不扎腰带，不打绑腿，这恰同朱总的风貌形成鲜明地对照。

　　在一户藏民家中，因无桌椅，我们就地而坐。朱总亲切地问我，当地群众的情况怎么样？如何筹措粮食？有没有违反群众纪律的情况？如何做土司、头人的工作？我-一作了汇报。尔后朱总笑着对我说5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打仗，群众纪律是很重要的一条，也是我们红军同旧军队的根本区别。我们现在困难很多，但越是困难越要注意群众纪律。另外，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打了许多胜仗，得来的战利品物资多了，但要注意节约。今后路程还很远，困难还很多，我们要想得远一些。听了朱总的指示，非常亲切，非常深刻具体，我心里感到暖烘烘的，油然激起一股敬佩之情。

　　吃罢午饭，朱总一行稍事休息后，便同张国焘一道离开我们驻地马尔康。我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一个个新的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以往张国焘是很能说的，而今天他却很少讲话；同志们鼓掌时他也不鼓掌，到底是什么原因？我预感到有一场尖锐的斗争即将来临。

　　1935年8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右路军由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张国焘（此时，他已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和刘伯承参谋长率领。可是，当左路军行至阿坝后，居心叵测的张国焘采取极其卑鄙的手段，进行分裂活动，破坏党和红军的团结。

　　这时，我带着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及省的各部门的干部，去上阿坝进行部队北上的粮物准备工作。一天，突然接到省委紧急通知，于次日上午八时去阿坝参加省委召开的扩大会议。至于开会的内容，我估计可能是研究北上的问题。

　　第二天，我急着去上阿坝筹措粮秣，竟未能按时赶到会场。当我到会时，会议已开始了。会场设在阿坝喇嘛寺里。参加会议的有一百多人，不仅有省委委员，还有省工会、少共青年团、妇女部的干部，其中不少是一般干部。会上的发言很乱，许多同志在发言中带着质问的口气。他们讲什么“中央北上方针是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退却逃跑主义”。这时，在张国焘的煽动下，有些人起哄、围攻朱总司令。甚至，有个别人拍着桌子质问朱总，要他当众表态：北上是“路线错误”，是“右倾逃跑”，反对北上。我很担心地向朱总望去，见他从容地坐在那里听他们发言，他的神态既严肃、又镇静。

　　过了一会儿，朱德同志和颜悦色地对到会同志们讲：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应该担起抗日救国的重担。中央的决议，我是举了手赞成的，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决议。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我是完全信得过他的。人家都讲“朱毛，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对毛泽东？

　　朱总说完，转过头问张国焘：遵义会议的精神，中央曾经电告你和四方面军，你是清楚的嘛！

　　张国焘不回答朱总提出的问题，并且又叫朱总回答：“毛、周向北是逃跑。”

　　这时，朱总严肃地对张国焘说：我再重复一遍，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旗帜是鲜明的，我决不能反对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他，你们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接着是一阵喧哗，但朱总仍然耐心地向大家解释北上抗日的重要性，讲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并严肃而诚恳地告诉大家，“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听了朱总的一番讲话，使我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思想豁然开朗。我想，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壮大了红军队伍，给中国革命的前途带来新的胜利希望。可是，眼前发生的一切，使我越想越感到痛心，再也坐不住了。恰巧这时我得知总部和川陕省委、省政府机关、部队都已无粮，便离开会场，准备带领机关干部及部队到上阿坝搞粮食。当我走出会场时，看到一幅横幅标语上面写着：“毛、周、张、博向北逃跑”八个大字。这是张国焘煽风点火挑起群众起来反对党中央北上抗日正确方针的恶意中伤。

　　没有几天，张国焘就带着左路军开始南下了。接着省委通知我带领省委、省政府机关也随后南下。

　　不久，张国焘在川西北卓木碉公开宣布另立“中央”。在张国焘错误路线引导下，左路军南下天全、芦山、雅安、名山、邛崃一带，遭到蒋介石的主力军阻击，在军事上我军连连遭到失败，部队伤亡损失极其严重，被迫回返夹金山。时值1936年春，依然寒气逼人，加上这一带高山重叠，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广大指战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

　　1936年3月下旬，部队到达道孚、炉霍、金川、甘孜一带后，总部驻炉霍。红二、六军团抵达黔滇边境。

　　此时，接到党中央电令：朱、张必须坚决执行中央电令：

　　1．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朱德、陈昌浩为副书记。

　　2．将二、六军团改编为二方面军，将一方面军的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二方面军共三个军）。

　　根据中央电令，决定成立迎接二方面军的代表团，以祁世平同志为团长，以傅钟、张琴秋、余洪远、曾传六、刘伯承、李文海为代表驻甘孜。尽快准备迎接二方面军的一切物资粮秣。临行前，因祁世平生病而取消了代表团，由余洪远负责领导，组织一个三百多人的工作队，前往甘孜，进驻当地喇嘛寺，积极展开筹备工作。

　　朱总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以北上抗日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恩怨，时刻关心着红四方面军的建设与成长。自部队到达道孚、炉霍后，在朱总的建议下，抓紧时间进行整训，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

　　刚到甘孜，我们便接到总部通知，说二方面军很快就要到达甘孜，要我们抓紧做好迎接的准备工作。我们根据总部传达的朱总的指示，除积极筹备粮草，准备住房和帐篷外，还自己动手搓羊毛线，织毛衣、毛裤、毛手套、毛袜子等。6月30日，我们排着几里长的队伍，敲锣打鼓，热烈欢迎红二方面军先遣部队的到来。当时的场面确实是激动人心的。

　　二、四方面军会师后，西北局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于 1936年 7月初，分三路先后从金川、炉霍、道孚、甘孜出发北上与党中央会合。

　　10月 5日，我们终于到达甘肃会宁，当我到西北局汇报工作时，见到了敬爱的朱德同志，他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说：“洪远同志，你辛苦了。”我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半天说不出话，今天能见到首长真是万幸。随后，我去见张国焘、傅钟，并向他们汇报了后卫队的整个情况。这时，朱总将中央的电令给我看了，内容大意是：中央派周恩来同志任党中央的全权代表（负责指挥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除二方面军到陕北与中央会师外，四方面军的五个军，统由周恩来指挥，其中三个军（五军、九军、三十军）全部西渡黄河，总指挥余洪远。

　　我看了电报半天说不出话，眼泪直往下淌，一方面高兴，一方面因为自己病很重，每天发高烧、吐血，实在承担不了这一重任。当时，朱总看到我那个样子，便亲切地问我：“你有什么困难，对我讲，我可以将你的情况向国焘同志介绍一下。”当时，我将内心的想法向朱总讲了：1．我不能继续承担渡河重任；2．从炉霍会议后到现在的一切情况想给毛主席汇报；3．我已重病在身，到中央后可以治疗；4．病愈后到红大学习充实理论，学好文化，将来好工作。朱总完全同意和支持我去中央，并说：这个问题，我同国焘同志去讲。同时，叫我去找傅钟同志谈谈自己的想法。我去找傅钟同志，他完全支持我去中央。最后，张国焘也同意我去陕北红大学习。

　　这时，总部及党校有一部分团以上干部身体有病或有伤，为了减轻总部机关和党校的负担，决定把他们转移到已经建立起来的陕北根据地，发挥红军的作用。临时组织一个干部团，全团师、团干部有三百多人，由杨忠行任团长，我任政委。总部为每人配备一匹马，并派了一个骑兵连护送。

　　临行前，朱总亲自指示：大多数干部是团以上的，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一定要保证他们安全到达目的地。团里有一部分女同志，不少同志有伤，有病，大家要互相帮助，克服困难。随后，我们即整装出发，踏上去往陕甘边区的路途。

　　如今五十五年过去了，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但是，当年朱总在危难之际与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在这场斗争中，朱总坚持了高度的党性原则，又采取了灵活的斗争艺术，充分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采。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评价的那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1991年5月《回忆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