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化夷

　　刘湘还担心红军丢开正面，由北翼直趋成都，于是把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叫到邛崃，对邓说：“军事情况紧急，手边部队已经用光，你回成都立即组织警备部队、武装警察和民团，抢时间修葺城垣，以便凭恃环城碉堡，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成都。”

　　经过一番激战，刘湘逐步控制名、邛战场，基本上堵住了红军东进之路。到11月20日前后，所调集的增援部队已先后到达。这时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及参谋长贺国光忙来到邛崃，与刘湘密商所谓“进剿方略”，要刘湘于最短期间，将红军完全围歼。但刘湘并没有这样做，他奉行的方针是：摆开阵势，扎稳阵脚，既须硬打才能把红军送走，又不作围歼打算以避免过度消耗。红军一日不走，则持久一日，决不强求所谓“最短期内”的速战速决。

　　11月24日，刘湘下令总攻，虽然展开主力，实未齐头并进，只是由各师派出部分兵力分别进攻。经过多次战斗，各部小有进展。

　　时值岁暮天寒，高山积雪甚深，红军主力开始向西北山区转移。刘湘所部在12月中旬逼近天台山、伍家口后，亦未继续再进，双方在对峙中形成冬眠状态。

　　1936年春，红军主力相继撤退。刘湘与红军长达3年的较量，至此结束。

　　虽然红军离开了四川，但蒋介石对刘湘这种只围不打、起身送客的做法，非常恼火。

　　老蒋设计的在四川境内让刘湘与红军决战的计划完全落空。

　　勾心斗角

　　1936年夏，陈济棠联合桂系军阀发动“六一事变”，武装反蒋。蒋介石半夜打电报给刘湘，要刘声讨陈济棠。当时刘湘正在大邑县安仁镇家里休养，省府秘书长邓汉祥拿着电报来大邑找他。一见刘湘，邓便高兴地说：“四川输赢吃糖的机会到了，这回蒋同两广打的结果，必定两败俱伤，我看无论谁打胜，都非拉拢四川不可。”

　　刘湘看完电报问邓：“你以为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邓答：“我主张先打一个冠冕堂皇的通电，对陈济棠、李宗仁的反蒋行为表示谴责，再坐观成败。”

　　刘湘听了直摇头：“老蒋不打日本人的做法不得人心，我们应该马上响应两广，壮其声势，要不然，两广失败，四川将更无法对付蒋。你马上回省起草通电，以100字为限，使两广看去不是在帮蒋，但对蒋也必须敷衍。”

　　邓汉祥回成都后，按照刘的意思发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充当和事老的通电。

　　第二天下午，刘湘回到成都。他到成都后，秘密召集会议，商讨如何应对两广反蒋之事。

　　会议一开始，参谋长傅常就说：“我们应该响应两广，立即行动，先包围成都中央军校及重庆行营，把它接收过来。”

　　潘文华等人也都表示赞成：“对，机不可失，老蒋不抗日，全国民众一致声讨，此时反蒋，正在其时。我们一面调兵搞掉蒋介石行营和军训团，一面派兵出川。”

　　刘湘没有作声，回过头来问邓汉祥：“你说呢？”

　　邓答曰：“我原则赞同，但采取的步骤应慎重考虑。因两广反蒋固然一致，但内中分歧很多而且蒋介石一贯以挖墙脚的办法对付各省，陈济棠的部下是否有被蒋收买，目前尚难断定。如果我们马上发动，万一两广内部有问题，不战而垮，我们将会引火烧身，蒋介石的矛头必然就会转向四川。我认为目前只能暗中准备，等双方战事到重要关头，再采取行动，这样较为稳当一些。”

　　“嗯，汉祥言之有理，我们先不慌行动，看看局势再说。”刘湘表示赞同。

　　可是散会后，刘湘还是密令绥靖公署，将军队夜里向成都、重庆两地集结，准备相机行事。此举很快被特务获悉，立即向蒋介石和重庆行营、成都中央军校报告。

　　四川的局势一下子也跟着紧张起来。

　　果不出所料，陈济棠通电不久，其部下余汉谋就发出反陈通电，广东的空军也几乎全部投向南京，蒋介石未放一枪，陈济棠就垮台了，连夜逃往香港。

　　局势骤变，刘湘傻了眼。原准备趁机下手，哪知还没开始，就要善后。当天晚上他来邓汉祥家，见面就说：“陈济棠真不中用。你赶快代表我到庐山去见蒋，摸摸他的底。”

　　邓说：“这个时候去找蒋，怕是没有什么作用。”

　　刘湘说：“现在非去不可，蒋对我们究竟是什么态度，必须先弄清楚，这样我们才好决定如何应付。”

　　于是，邓汉祥来到庐山求见蒋介石。

　　蒋一见邓汉祥，怒容满面地喊副官把地图拿来，他指着地图气愤地说：“我对甫澄不错，他竟在夜里调动军队，做附和陈济棠反抗中央的活动，我已经很清楚了。”

　　会蒋之前，邓汉祥对此早想好了对策，他当即极力否认调兵之事：“报告委座，据我所知，这是没有的事情，即便有此事，也是为了剿匪，而绝对不是附和陈济棠。”

　　“那为什么要在深更半夜调动军队呢？！”蒋愤愤然。

　　“因四川的土匪向来互通声气，所以剿匪的军队一定要在夜晚行动，才不会被泄露。”接着，邓汉祥举出过去刘湘维护蒋的许多事实，来证明刘绝对不会附和陈济棠。同时他对蒋解释道：“四川情况复杂，反对刘湘的势力不小，他们造谣中伤，在所难免，恳望委座明察。”

　　此时，蒋介石的脸色才好看一点。

　　第二天早上，蒋把一封亲笔信交给邓汉祥，要他带给刘湘，他说：“过去要是不相信他，四川早就出事了，我是不为谣言所动的。”

　　老蒋话虽这么说，但内心深处对刘已结成不解之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驻守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将蒋扣押在西安。消息传来，刘湘喜出望外，当晚召集会议，傅常、潘文化等人又主张立即调集军队包围重庆行营和成都军校。

　　省府秘书长邓汉祥不同意这样做，他说：“现在形势还不明朗，我们不应操之过急。如果张学良把蒋介石杀了，所谓军校，行营，还搬得走吗？如我们这个时候匆忙行动，要是张学良把蒋介石放了，将来我们怎么下台？”

　　“对，汉祥兄说得对，我们应该吸取上次教训，不能忽忙行事。”刘湘同意邓汉祥的主张，并要邓去安慰在成都的中央人员。

　　就在这时，一位不速之客找到了邓汉祥。此人是何应钦的胞弟何辑五。何对邓汉祥说：“请你转告刘总司令，黄埔系推何应钦为总司令，准备马上讨伐张、杨。蒋在张、杨手里，必死无疑。蒋死后，何将领导军队，希望同刘将军合作。”

　　邓汉祥不敢贸然表态，要何在成都停留几天，他去同刘湘说，正在这时，西安传来消息，张学良把蒋介石放了，蒋介石已安全回到南京。何辑五着了慌，连夜飞回上海去了。

　　“西安事变”中刘湘虽然没有对蒋有不利的言行，但成、渝两地的特务曾借此事向蒋多方挑拨，说刘湘早已作了动手的准备，只是还没来得及行动，事变即告结束。蒋听了这些话，对刘的恶感，更如火上加油。

　　倒是后来刘湘听说是因为共产党不主张杀蒋介石，张学良才把蒋放了。开始他很惊异，经过几天的思考，他便在一次会上大声地说：“共产党真是以国家大局为重，不计恩怨。这时如果把蒋介石杀了，全国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必然演成混乱局面，徒为日本人造机会而已。共产党为国家大局着想，抛弃历年和蒋的积怨，枪口一致对外，非有伟大的眼光和气魄，决不能做到这一步啊。共产党真是了不起！”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所表现出的伟大气魄，深深感动了刘湘。刘湘对共产党的态度开始转变。如果说当初他对共产党由仇视变为利用，现在则进一步变为敬重和推崇了。

　　1937年6月中旬，蒋介石为了限制刘湘，制订了一个“整军”方案，主要是压缩四川军队。蒋派何应钦于6月28日飞重庆，同时命令刘湘7月1日到重庆出席整军会议。

　　听说刘湘要到重庆开整军会议，刘的部下大多表示反对，当时就有3个旅长跪在地上痛哭：“司令去重庆就是去赴鸿门宴，万一被扣，我们怎么办？”

　　经过密商，刘湘认为被蒋扣押的可能性不大，决定派邓汉祥乘飞机先行抵渝，刘本人坐汽车前往。邓到重庆后，先与何应钦接触，摸摸何底，如果发现有变，刘湘中途转回成都。倘无顾虑，便大大方方地进重庆。（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