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党史博览】

　　在中共早期历史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说曾相当流行。随着历史的大幕揭开，人们逐渐弄明白了它的来龙去脉，但对其中所谓“半个人物”仍感到费解。前几年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向世人洞开一角，透露了这“半个人物”就是后来担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徐以新。通过打听和查询，笔者得知当年的老战士、徐以新的夫人陆红女士依然健在。是她的诉说，还有杨尚昆和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使我们寻觅到一些徐以新的足迹，同时也揭开了他不寻常的人生经历……

　　有幸到中山大学深造，却不幸牵连进“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徐以新因此历经磨难

　　对如今的年轻人提起徐以新的名字，十有八九会感到有些陌生，但只要了解中共历史的人，就会知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说法。据后来澄清的历史事实表明，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实际上并不成立，但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徐以新确属中共的一位老同志。他不仅资历老，而且在党的领导机关做过重要工作。

　　徐以新的名字后来出现在中共高级干部名录中，而在前苏联档案中，他的中文名字叫徐一新。这是因他出生在辛亥革命成功之时，父亲为他取此名寓有“天地一新”之意。

　　徐以新是作为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干部被送到苏联学习的，当时只有十几岁，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尽管年龄小，但他已受到多年革命战争血与火的锻炼。

　　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一位负责人告诉徐以新去中山大学学习革命理论。徐以新一听，有点不情愿，提出要上军校：“我打过多少次仗了，应当上军校。”同行的徐特立劝他：“小徐，听分配，先到中山大学，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学军事嘛！”徐以新这才不说什么了。

　　徐以新刚入学不久，中山大学就开始清理“托派分子”，接着是“江浙同乡会”问题。年轻的徐以新不能理解：自己人内部为什么不能听取不同意见呢？为什么不容许人摆事实、讲道理呢？他弄不明白，中山大学里的这些好斗分子来莫斯科到底要学什么呢？

　　从学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斗争中，徐以新对中山大学的几个知名人物渐渐有了了解，他们就是校长米夫左右的几名同学王明、博古、王稼祥、张闻天、沈泽民、陈昌浩等。

　　徐以新的学习好像是在夹缝中进行。学校里开斗争会成为经常性的事。但他还是很刻苦，在“十天会议”前，徐以新已经能用俄文口译一些著作了。

　　1929年夏初，中山大学召开有四五百人参加的中山大学党员大会，会议开了10天，因此也称“十天会议”。王明远在国内，没有出席。会议最后表决时，有29人举手赞成支部局抛出的《解散团支部的决议案》，其中包括徐以新。这之后，多数中山大学的学生将王明的教条宗派讽刺地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但“二十八个”都是谁呢？笔者曾经看到过几份名单，涉及52人。而对于那“半个”，人们却记得较为清楚：“有一个人，有时与支部局一致，有时又不一致，观点比较动摇。当时只有十七八（岁），是共青团员，所以称为‘半个’。”这“半个”人就是徐以新。

　　徐以新也从此与“二十八个半”有了牵扯不清的关联，大约在此后的50年里，这个阴影都没有完全去除。1981年，中共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得到了拨乱反正。为了弄清“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问题，1981年8月，中央委托冯文彬主持召开了熟悉当时情况的老同志座谈会，杨尚昆、伍修权、孔原、孙冶方、徐以新等16人与会。经过谈论，取得了很多共识。总的一条，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或者当年积极追随王明教条宗派的人，他们的政治表现早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多数变好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并不能准确反映王明宗派集团的实际情况。因此，与会同志建议党内今后不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有名词。这个熟悉而又生涩的名字后来被中央取消了，但徐以新却因它而挨了14年的整。

　　徐以新的第一次蒙难，似乎与“二十八个半”的关系并不大，他只是得罪了张国焘。但仔细想来，他留苏的背景，以及他慢慢从“二十八个半”中逐渐分化出来的事实，也正是张国焘等人不能接受的。

　　1931年11月，经过苏联三年学习和回国后在上海半年多的地下工作，徐以新同其他三位同志一起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这样，徐以新同原在中山大学学习但早于自己回国的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的接触都较以前多了。

　　徐以新让张国焘第一次记恨在心的，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徐以新对他的战场指挥提出不同意见，并建议他发扬民主。张国焘当时执行的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他军阀作风严重，喜欢搞“家长制”，并排挤和残害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在这之后，徐以新又多次提出过类似的意见。

　　像被张国焘迫害的许多人一样，徐以新被关进了保卫局，一关就是3年多。在保卫局，他先是反省，后来又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刻石印、罚苦工、写标语，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

　　徐以新被关进保卫局，张国焘的理由是徐以新比较右。他一再对徐说：你还年轻，可以改正，等等。看来，张国焘确实是把徐以新作为右倾来处理的——属于内部矛盾。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当时徐以新的确年轻，又有留苏背景，是张国焘认为可以拉拢的人，所以张并没有像对曾中生、许继慎等人那样对待他。

　  随同周恩来访苏，斯大林特意与他握手。徐以新经周恩来提名当上了大使，于是，便有了霍查的热烈欢迎和阿拉法特的友谊

　　新中国刚成立，徐以新脱下军装，从四野来到了外交部，从此献身新中国的外交事业。

　　徐以新刚到外交部就担任了苏联东欧司副司长，不久升任司长。在任期间，上至总理下到一般干部，都认为他工作认真，领导有方，既有魄力，又有耐心，能调动全司同志的积极性，是当时公认“称职”的司长。很快，他的才华在随周恩来出访苏联时得到展现。

　　1952年8月，徐以新以外交部顾问的身份参加了由周恩来率领的访苏代表团。在一个多月的访问中，他日夜跟随在周恩来左右。8月20日，周恩来同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徐以新参加了。这以后的历次会谈，徐以新也都列席、参加了。
9月4日，斯大林约见朝鲜金日成、朴宪永，并同彭德怀谈话。徐以新列席了会议，并作了谈话记录。

　　在陪同周恩来的这次访问中，徐以新一直紧张地工作着。3个中苏之间的文件、一个中苏蒙三边文件，都要字斟句酌。从起草文件到同对方谈判、定稿，请总理审批，以及翻译成俄文后再阅，徐以新都要参与。

　　9月16日晚，中苏双方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一系列外交文件。签字后，斯大林宴请中国代表团和蒙古政府代表团。宴会中，斯大林特意走过来同徐以新握了握手。这是对方领导对徐以新的最高赞扬。

　　1954年8月，周恩来亲自点将，让徐以新出任首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当时，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途经莫斯科，在了解到阿尔巴尼亚已经派出一位副部长出任驻中国大使，而我国却未主动派出大使时，他从莫斯科给外交部发来电报说：“阿尔巴尼亚已派大使到中国，而你们长时间迟迟不提名。我建议即派徐以新出任驻阿尔巴尼亚首任大使。我了解他，这样不必再经组织审查。此事应速办。”

　　当徐以新在外交部部务会议上听到周恩来的指示时，一种信任感、荣誉感激荡在心头：总理在紧急情况下能想到自己，这是总理对自己的信任。他当即表示：“总理让我去，我就去。”

　　几天后，周恩来和邓颖超把即将赴任的徐以新夫妇叫到西花厅作客。

　　周恩来对徐以新这几年在外交部的工作是满意的，这次自己亲自提名徐以新到阿尔巴尼亚任大使的做法，对他来讲也是破例的。周恩来嘱咐徐以新，到任后一定要抓住阿尔巴尼亚的特点搞好调研，对于南斯拉夫以及希腊、土耳其的情况也要摸一摸。他强调说：“从国土来讲，阿尔巴尼亚较小，但我们对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一定要搞好同驻在国的友好关系。”

　　邓颖超也在客厅的一角与徐以新的夫人陆红恳谈。她说：“现在，我们许多女同志不愿意当‘夫人’，总认为当‘夫人’那是资产阶级。陆红，你是不是也这样想呀？当年在白区的时候，我陪同总理时，就是当‘夫人’做掩护的。许多时候还真得我这个‘夫人’出面呀。你们从事外事工作，有些男同志做不到的而女同志却可以做到，千万不要小瞧了这‘大使夫人’的工作。”

　　1954年9月，徐以新将家事托付给老友沙可夫之后，便携夫人轻装上任了。

　　中国大使的到来，受到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他们对中国派一位经过长征的老干部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表示感谢。阿最高领导人霍查命令有关部门立即安排中国大使呈递国书。之后，徐以新展开了旋风般的拜访活动。

　　徐以新在中国外交战线上是一个开拓者。他不仅是新中国驻阿尔巴尼亚首任大使，同时也是中国同挪威、叙利亚等国之间的和平使者。1958年之后，中挪两国保持了一般友好关系。根据外交部安排，他在国内休息康复后，接任驻挪威大使。在驻挪威的日子里，徐以新根据所在国的国情，努力通过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交流来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1958年，中挪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1959年，中挪两国还签订了文化协定。

　　1962年2月，徐以新回到北京。很快，组织上通知他到中东叙利亚去重建大使馆。在叙任大使期间，徐以新数次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舒凯里和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接触。舒凯里和阿拉法特介绍说，他们学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后，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应当组织起来，开展反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而且是持久的游击战争，才能恢复家园。

　　1965年3月，舒凯里率团访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同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以加强彼此间的合作”。同年5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式在北京设立了享有外交机构待遇的办事处。中国是最早支持巴勒斯坦游击队和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国家之一。

　　在叙利亚工作3年多，徐以新不但积极推进中叙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积极开展对叙周边国家的调研工作。大使馆内部团结一致，工作成绩显著，在外交部检查中受到了表扬。外交部认为，驻叙利亚使馆的工作经验和成就，可供其他使馆参考。

　　1965年12月，徐以新大使任期届满回国，不久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主管政治部。

　　因康生一句话“‘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徐以新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恢复党籍后，68岁的徐以新出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文革”时期，徐以新虽然没有像许多老干部那样受到身体上的摧残，却因“二十八个半”的牵连饱受精神折磨。1974年4月4日，在干校劳动的徐以新回到北京。当时没有领工资。两天后，他领取工资后便到办公厅交党费，然而，办公厅秘书却对他说：未见你的党组织介绍信转来，等等再说吧！

　　或许徐以新心中只有对党的一片忠诚而未考虑其他。其实早在这之前，因康生的一句话“‘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他的名字已被打入了另册。建国25年后，他的党组织关系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掐断了。革命半辈子，被剥夺了党员的权利和关系，这种日子对徐以新来说是痛苦的。徐以新在后来虽然没吐露多少当时的心迹，但那种“被遗弃”的感受时刻折磨着他……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1978年夏天，拨开云雾见青天，徐以新恢复了组织生活。同年8月1日，胡耀邦在外交部党组上呈的《关于徐以新同志问题的报告》上批示道：

　　对徐以新同志的整个历史和工作安排，要有一个公正的评价和正确的态度。以新同志，现在要算我们党内一个相当老的同志了（大概有50年的革命历史了吧）。几十年来，他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对党的事业是忠诚的、积极的，做了许多工作，这是主流。他年纪很小，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参加了革命，据说开始就在周总理身边管机要文件，而且很勇敢，很机灵。几十年中，积累了较丰富的工作经验，有一定的水平和能力。这些年，表现又不错，不安排工作，或者安排不适当，对党是不利的，对他也是不公正的。因此，在党校学习后，一定要分配工作，而且要分配得适当……

　　1979年3月，组织上通知徐以新出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8月，徐以新携夫人陆红赴巴基斯坦任大使，时年68岁。很显然，这将是他出任大使生涯的最后一站。

　　在徐以新出任驻巴大使期间，中巴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中国同巴基斯坦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许多领域内友好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1982年4月，徐以新奉调回国。回国前，巴基斯坦总统亲自授予他巴基斯坦最高荣誉勋章——“伟大领袖真纳勋章”。这在巴的历史上还是比较少的，因为“真纳勋章”一般只授予国家领导人。

　　1983年，徐以新当选为第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5年后，又任第七届政协常委。

　　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官，徐以新本应参加政协外事组工作，但是他没有，他个人提出要求参加经济组。徐以新有自己的想法：新中国是“马上得来的”，但建设国家则要靠先进的科学技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重视教育。他希望自己的儿孙们能学理工，脚踏实地地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服务。

　　从1983年到1993年，徐以新积极参加经济组的活动，积极参政议政，曾多次赴河北、天津、上海、四川等地考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了解了各地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另外，徐以新还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在政协常委会上或各种活动中，积极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在任政协常委期间，他接待了大量外调人员，实事求是地为冤假错案的平反提供线索和证明，同时为中央及党政军各部门撰写历史，提供了大量历史资料。

　　1994年12月30日，徐以新因心力衰竭，安然离去。1995年3月24日，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钱其琛，在《悼念徐以新同志》一文中这样写道：

　　“以新同志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不渝地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徐以新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