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精心策划的湘江战役，牵涉到三四个省、上十个军，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政权里统一行动并非易事。蒋介石和桂、湘、滇、黔诸省军阀，向来貌合神离、互相猜忌、矛盾重重。蒋介石在湘江一战除妄图消灭红军外，还时刻不忘剪除异己。他企图驱使桂、湘两省军队同红军决战，如两省军队能将红军消灭，蒋介石当然是求之不得，但凭他多年“剿共”的经验，这是不可能的；如两败俱伤，他就可乘虚而入；如红军将两省军队歼灭，他可出来收拾残局。这就是蒋介石的“一举除三害”的如意算盘。��

　　自蒋桂战争之后，广西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统治之下，在全省推行所谓“三自政策”(即自卫、自治、自给)和“三寓政策”(即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鼓吹大广西主义和排外思想，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对蒋介石一直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

　　为此，他们特别注重加强军备。在常备军方面，桂系始终沿用“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的番号，下辖二个军五个师，总兵力近三万人。在地方武装方面，桂系大力组训民团，作为常备军的补充和基础。他们将全省划为桂林、平乐、柳州、梧州、南宁、龙州、百色、天保八个民团区。每一民团区设一民团指挥部，负责指挥所属各县编练民团。各县设民团司令部，司令由县长兼任。每一民团区设三个常备大队，全省计有24个常备大队8000余人，超过桂军一个正规师的兵力。各县组训后备队，每个区公所编一联队，每乡编一大队，每村编一后备队。

　　以区长兼联队长，乡长兼大队长，村长兼队长。当时，广西有人口1300万，其中壮丁245万。桂系强迫他们接受军训，到1934年，约有半数壮丁经过军事训练。��

　　早在第五次“围剿”时，在蒋介石的督促并允发经费补给军备的条件下，广东西南政务委员会曾决定派余汉谋、香翰屏率领一个军参加“围剿”。广西虽也派一个师归余汉谋指挥，但白崇禧却自有打算。他在第四十四师师长王赞斌率草德宏、周元两个团参加“围剿”出发前，说了这样一番发人深思的话：“广西地瘠民贫，养不起兵，而老蒋又时时想解决我们，不能不多养一些兵，以图自存。现在派你们两个团去剿，必须换回四个团的经费补给来，同时你们也不能损伤一个兵、一支枪，这是主要原则。”后来，参加“围剿”的广西部队，由二个团增至四个团，防守地区扩大到安远、龙南、虔南、定南一带，而白崇禧的上述“原则”并没有改变。��

　　1934年8月间，白崇禧判断中央苏区红军有突围意图，怕部队遭受损失，特亲临安远，准备把部队开回广西兴安、灌阳一带，并连续打电报给蒋介石说：“如为阻挡共军通过湘桂边境，广西部队愿独任其事，但必须先令王赞斌师归还建制，否则兵力单薄，难以抵御。”

　　9月间，蒋介石复电照准，但规定必须在灌阳至全县间占领阵地，不使红军通过湘桂边境。

　　蒋介石的电报说：“匪将南窜桂黔，贵部如能尽全力在湘桂边境加以堵截，配合中央大军歼灭之于灌阳、全县之间，则功在党国，所需饷弹，中正不敢吝与。”随即派飞机将两个军3个月的经费及堵截计划、密电本等，送至武鸣，白崇禧亦谨复“遵命办理”。��

　　红军长征开始后，10月上旬，桂系即大征民工，在桂北赶筑工事、碉堡，在自黄沙河至桂林，黄沙河、文市至富川、贺县重要市、镇，以及沿湘江、漓江西岸，筑起三道碉堡线。

　　到红军进入桂湘边界时，仅第三线即筑有碉堡140多座。红军开始突破粤湘边境时，白崇禧除继续向蒋介石索要武器弹药外，还将两个军调集在湘桂边境，把第十五军夏威部置于灌阳、全县一线，把第七军主力置于恭城、兴安一带，让第四集团军指挥所推进至桂林，准备迎战。��

　　11月上旬末，桂系接到蒋介石要桂军在湘江堵击红军的电令之后，立即在南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谋商对策。当时，白崇禧判断红军动向时，提出三种可能：一是深入广西腹地；二是直驱贵州，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三是进攻四川，占领“天府之国”。他认为：三种可能性中，以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因四川内部四分五裂，又远离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是共产党立脚最好的地方。第二种可能性次之，因贵州是山区，便于游击。第一种可能性最小，因广西民团组织严密，红军不至于在此久留。根据这三种可能性的分析，他们判断红军只是路过广西，并不打算在广西立足。那么，是否在湘江堵击红军呢?他们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红军有10万人马，来势凶猛；广西只有两个军，五个师，16个团，共两万多人。以2万人去堵10万人，弄不好就会被红军消灭；即使打得好，也会两败俱伤。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会以追击红军为名，乘虚而入，广西就会成为蒋介石的天下。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既要反共，又要防蒋；只能追击，不能堵击。��

　　根据上述分析，桂军确定了在湘江战役中的基本作战方针：在红军入境前，将部队布防于桂湘边境一带，摆出决战的架势。这样一则可以应付蒋介石，二则让红军知道，广西早有准备，不要轻易进广西来。如果红军过境势不可免，就将部队摆于南侧，让出桂北一条路，让红军通过，但绝不能让红军进入广西腹地。在红军通过时，可以相机进行侧击追击，这样，一可促使红军快走，二不会冒红军主力回头打击的风险。他们认为，这样做既可相机打击红军，还能应付蒋介石，是保存实力和地盘的妙计。��

　　11月15日，桂系以白崇禧名义电复何键，表示了“协力堵剿”的决心。16日，桂湘双方在全县会商联合防堵的作战部署。何键派刘建绪出席，广西由白崇禧出席。白从南宁动身的头一天，又故作姿态，在广西省政府举行的以纪念孙中山为名的例行周会上，大吹大擂，公开说他要去全县。在全县会议上，湘桂双方商定：利用湘、漓两水天险，严密布防。防区的划分是以黄沙河为界。桂军负责兴安、全县、灌阳至黄沙河(不含在内)一线，湘军负责衡阳、零陵、东安至黄沙河一线。全县会议一结束，李宗仁、白崇禧即在桂林召开“防剿”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于富川、恭城龙虎关、灌阳文市、全县黄沙河一带，由刚从贵州开回的廖磊第七军会同夏威的第十五军防守：以第十五军为左翼，布防于清水、高木、永安、雷口四关，主力集结于兴安、全县、灌阳一带；以第七军为右翼，布防于贺县、富川、恭城一带，并拱卫桂林，策应两翼。同时还大量调集民团，协助防守：派桂林区民团指挥官陈恩元，率部防守全县；派平乐区民团指挥官蒋如荃，率民团8000人防守富川、贺县；派梧州区民团指挥官石化龙，集中民团5000人于苍梧、昭平。此外，继续大征民工，从富川、贺县、龙虎关至全县黄沙河一带，赶筑工事、碉堡。部署已定，李宗仁即返南宁，由白崇禧驻桂林指挥。��

　　就在白崇禧摆出一副全力堵截红军的架势的时候，他接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密电。发报者是白的保定同期同学王建平，此人与白私交甚厚，已混入蒋军中枢参与机要，长期潜伏在上海为白收集情报。密电称：“蒋介石采取政学系头目杨永泰一举除三害的毒计：即压迫共军由龙虎关两侧地区流窜平乐、昭平、苍梧，更以主力向东驱逐其进入广东新会、阳春地区，或者沿罗定、廉江逼入雷州半岛，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当时两广总兵力为廖磊、夏威、余汉谋、李扬敬、香翰屏等共计五个军——作者注)，自不能抗拒蒋军的大举进入，如此则一举而三害俱除，消灭了蒋的心腹大患。”��

　　收到密电之后，白崇禧即找桂系第四集团军兵站部参谋长汤��G8890�Ｌ富埃�出示王建平电说：“好毒辣的计划，我们几乎上了大当。我现在就到龙虎关去，你也在今晚赶到平乐来，召集民团指挥官蒋如荃和县长、乡长等到平乐开会。你先打电话叫蒋如荃准备，你有时间也可以到龙虎关去看看沿途公路、桥梁、车渡的情况。今晚到平乐再见。”��

　　汤G8890问：“这个电报靠得住吗?如果把主力扼守龙虎关，万一共军由灌阳、全县亡命突入，不怕夏威支持不住而蒙受重大损失吗?”��

　　白愤然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这计划是他最理想的计划。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夏煦荃(夏威别号)挡不住，就开放兴安、灌阳、全县，让他们过去，反正我不能叫任何人进入平乐、梧州，牺牲我全省的精华。你快去照办，不必多言。”��

　　汤G8890到龙虎关时，见沿途无数民夫抢修公路，架设桥梁，彻夜不停，妇女、小孩也都加入民夫行列。晚7时，白崇禧在东平开会时又即席宣布：“龙虎关到平乐一带民食一律供给军用，由县府发给粮票，以后给钱。如有藏匿不缴者，以有意留给共产党论罪。”白并在当晚下达转移大军至龙虎关的命令，主要内容是：灌阳于永安关只留少数兵力，全县完全开放，第七军集结恭城机动使用。��

　　在面临与红军决战的关头，桂系决定撤离湘江防线，这样做无疑将红军引向湘西，必然遭到何键的坚决反对。桂系头目遂于11月20日以李宗仁名义直接发电给蒋介石，略谓：“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请转饬何总司令所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

　　桂军在发出这一电报的同时，即做好南撤的一切准备。22日，蒋介石复电同意。桂军立即将原在全县、兴安、灌阳布防的第十五军撤往恭城，全县只留第七十二团的两营干训队，兴安留一个团，灌阳留一个团。至此，从全县至兴安60公里长的湘江，已无兵防守，湘江防线完全向红军敞开了。第二天，即11月23日，湘军刘建绪得知桂军南撤的情报，立即报告何键。何键大为恼火，即于当天下午下令调整部署，令刘建绪部四个师立即南下全县，令各路追击部队加紧追击，迟滞红军行动，以便刘建绪部赶到全县，填补桂军南撤后造成的防御空白，仍然梦想实现原定围歼我军于湘水以东的罪恶计划。��

　　遗憾的是，红军当时对敌情的这一重大变化并不了解，因而未能利用桂军撤防的极其有利的时机，大举入关渡江。��

　　节选自《跨越雄关——长征中的重大战役》，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