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史上，中印两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打交道的历史最长、友谊最深、影响最大。如今，国际地平线上已经出现印度和中国两大巨人的远景，在新形势下，怎样与对方打交道，彼此间都在急切探索。

　　印度于1947年独立，1950年正式建立“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间相差无几。中印两国有2000多年的交往历史。1962年的那段不幸，虽然不过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但却留下了一些消极的记忆。

　　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不顾国内反对毅然访华，邓小平亲切会见，并语重心长地提出，“十七亿人口……又是近邻，不相互了解、不建立友谊是不行的”。此后，中印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发展之路。但毋庸讳言，直到今天，彼此间还不很了解，甚至存在某些误解。这当然有诸多原因。

　　以语言文字为例，英文是印度融入西方世界以及西方国家渗透印度社会深层的管道。从尼赫鲁开始，印度上层精英都是在英语的精神环境中陶冶出来的。一则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和西方政界“波长(观感)相同”，二则他们的信息来源也难免不受西方舆论过滤。

　　中文对非东亚人来说特别难学，印度人也不例外。百余年来，英美等国由于有华裔相助，和中国打交道时能够知己知彼。印度却缺乏这样的帮助，印度翻译中文的水平一般不高，只能靠中国翻译。可是中国翻译听印度人的英语觉得吃力，难免误听。印度人听中国式英语也有同样感觉。某次中印谈判，中方认为没有实质性进展，只是“炒现饭”。中国翻译把“炒”译成英文“ｆｒｙ”，印度官员却理解成意为“苍蝇”的“ｆｌｙ”，结果印度报纸刊登，中国认为谈判是“饭上有苍蝇”，弄得双方莫名其妙。

　　印度对中国文化也有不理解之处。比如，有位前印度驻华高官曾用两点评论中国文化，一是说孔子反对“以德报怨”，以印度的眼光来看，未免太小气。二是中国人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而不是“我们是天下人的朋友”，未免带点“中国中心论”的味道。不论他的话有没有道理，却反映了一些印度人的思维方式。

　　印度人其实不保守

　　许多中国人都认为，印度人很保守，不太有国际意识，也很古老。但事实如此吗？近代印度文化的骄傲是出了个大文学家泰戈尔。他于1913年打破白人对诺贝尔奖的垄断。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说：亚洲只有泰戈尔的声音。泰戈尔在西孟加拉邦办的国际大学和谭云山帮他创办的中国学院，在印度几乎家喻户晓，所以，尽管与中国少有经济往来，但该邦是全印度对中国感情最深厚的。该邦由印共马派领导的左翼联盟，在该邦连续胜选执政30年，变成印度地方政权的不倒翁。他们从思想意识上亲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犯错误”成了他们的信念。

　　记得有一次，我全家三口到拉迦斯坦邦著名的金庙旅游，到了门口才发现只有印度教最高种姓婆罗门才能入内。我们准备退却，此时，守庙僧人出来迎接。我们说：“我们不是婆罗门”。他说：“你们是外国人，就是婆罗门。”

　　当今治理印度的是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国大党主席是意大利出生的索尼亚·甘地夫人。她是印度最有权威的政治家，却是天主教徒，印度总统是伊斯兰教徒，总理是锡克教徒，三位“异教徒”正统治着印度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十亿人大国，这也是只有在印度才会出现的奇迹。这些插曲足可以说明印度文化中特有的国际意识。

　　上个月，我在新德里参加中国画展开幕式，从十多位画家亲临印度各地写生的数十幅精彩作品中，看不到任何现代化的蛛丝马迹。有人说：“如果要画现代化，我们就不到印度来了！”这是对印度认识不足的严重反映。虽然印度是一个把传统保存得很好的国家，但不等于印度还没有全心全意进入现代化。

　　也有中国人认为印度在决策过程中很西化，不讲情面。事实上，印度政界在讨论政策时，总喜欢强调“ｈｕｍａｎｆａｃｅ”(可意译为“人情味”)。我的已故好友、曾长期担任总理办公室经济顾问的德里大学教授苏库玛·恰克巴迪对我说过苏联前总理柯西金：“简直像一部计算机，没有一点儿人情味！”美国领导人在这点上做得较好，不管外交协商的问题如何严重，他们总是有说有笑轻松一番后再转到正题。印度人很喜欢这种对话。

　　以文明关系交往

　　当前，全球化的总趋势已从“地缘政治”范式转移到以“国际相互依赖”为主要内容的“地缘经济”范式。以经济关系作为国家彼此间的交流纽带，这是一大进步。可是，中国与印度交往，仅着重经济关系是不够的，何不多一些文明关系间的交往呢？那样更可以求得中印之间相互了解，使两国变成同舟共济的发展伙伴。

　　我觉得，印度比较注重这点。1981年，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访印破冰之行，印度外交部长拉奥(后任总理)在新德里海德拉巴宫晚宴招待，我有幸出席。拉奥致词中亲切回顾古代中印高僧交往。这以后，我看到两国高层领导互访时，印度领导人总是强调两国的“共同文化遗产”。

　　印度对中国一直心存感激

　　中印的“共同文化遗产”是什么呢？

　　从文字记载看，中印两大五千年文明古国相互交往至少有2000多年历史，在贸易和文化两个架构上又不断添砖加瓦。其中，称为“北传佛教”、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东亚佛教是文化架构上的崇高建筑。

　　现在国际学者研究大乘佛教必须精通中文，因为大乘经典多半都是在中国帝王的“译经院”中经过印度、中国和其他国家高僧集体努力用中文制成的，有些经典可以把书名还原到梵文，但原来的梵文版本已经失传；另外的经典则是在中国开发。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西天取经三藏法师玄奘于648年给唐太宗的奏折上说：“搜扬三藏，尽龙宫之所储……穷鹫岭之遗旨，并已载于白马，还献紫宸。”意思是说，他在印度“搜寻”佛经，把印度“储藏”的佛教文献统统载回中国了。同书又记载：玄奘离开印度时收集的“经像”行李过重，交给北印度“乌地王”的军队“托运”，中印度“戒日王”更送他一匹大象驮载。这些都是古印度人盛情地把“国宝”赠送给中国的真实写照。

　　中国史籍上保存着200多位印度来华高僧的档案，除了个别高僧外，大多在中国圆寂。印度高僧为中国带来佛庙，最早的叫“白马寺”，以坐骑象征印度高僧与经典来华。其后则多以“国”字命名，如“大相国寺”、“安国寺”、“清国寺”、“报国寺”、“护国寺”、“隆国寺”、“奉国寺”、“兴国寺”、“镇国寺”等，生动地道出印度人为古代中国的繁华而乐于奉献。

　　两大古文明，印度重“口头文化”，中国重“书面文化”。来华印度高僧绝大多数除了一肚子学问以外，什么都没带。佛陀耶舍于407年到达长安后，从头到尾背出梵文《昙无德律》。后秦主姚兴不相信天下竟有这样好的记忆力，就给他一天时间强记一份5万字的羌文药方，第二天他一字不错默写出来，姚兴折服。由于印度不重文字记载，古代印度千千万万学者不能把学问传之于世。中国的政治精英却聪明，投入资金、组织人力把从印度来华的大学问家脑子里的宝贝都译成中文，刻在石头和木板上，印刷成书，永远保存下来，使人类文明得益匪浅。

　　由此看，似乎可以总结出古代中国和印度打交道的三大历史规律：(1)中国“取经”聚宝，印度人乐于奉献；(2)印度人喜欢口述，中国人雕木刻石永志不忘；(3)印度人四海为家，中国人落叶归根。

　　古印度文化遗产后来丧失，佛教在印度的盛况被人遗忘。近世纪，那烂陀、阿旃陀等佛教遗址被重新发现，印度文化本身却无法考证。幸亏中国高僧法显、玄奘、义净等留下了游历印度的著作，帮助印度学术界更好地研究古代印度。三大留学印度的高僧在印度知识界几乎无人不晓。因此，印度对中国一直心存感激：如果没有中文记载，印度古代史就写不成了。

　　沧海桑田，时代变迁，现在想和印度人打交道，一千多年前的往事依然很有价值。一来可说明两大文明交流之源远流长，二来也可以明白彼此间的差异之大。由此看，如何与印度打交道，我们既要从历史沉淀中寻找宝贵经验，又不能不看时代的千变万化。当代印度真正“中国通”、老友白春晖曾这样总结中印文化的两大差异：一是印度注重灵魂、不修边幅，中国注重躯体、讲究形式；二是印度不重回报、也不记仇，中国“来而不往非礼也”，对敌友皆然。我补充两点，一是印度人说得多、做得少，勤应允、缓兑现，中国人答应了就设法做到，不然问心有愧；二是中国人多半明哲保身，少仗义执言或打抱不平，印度人却不然。

　　这样看来，中国人要和印度人打交道的确是一门高深学问，以上肤浅的见解权当抛砖引玉。

　　（作者是从印度退休的学者，现旅居美国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