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全程的外国人之中，洪水将军身兼两个唯一：他既是唯一的经历了中国人民军队从建军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并直接致力于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外国人，又是195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评定军衔时，唯一被授予将军军衔(少将)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大地上，在人生的旅途中，洪水将军留下了一个个坚实的足印。��

　　决计成为“洪水猛兽”��

　　洪水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正值越南被法国殖民者占领的时期。法国殖民者和越南封建统治者的野蛮统治，不断地激起越南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同时也猛烈地震撼和影响着洪水那正在渐趋成熟的心灵和世界观。��

　　更为具体和直接的影响还在于，洪水的父亲早在1884年就参加过河内人民的抗法斗争，他思想开明，同当时越南的诸多爱国志士和革命领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不惜慷慨解囊，利用自己富庶的家财，尽可能在物质上帮助他们。洪水的母亲知书识礼，思想进步，贤惠聪颖，从洪水记事时起，就常给他讲述“东京义塾”(越南封建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运动)和“河内投毒”(即1908年河内市发生的一起越南爱国志士潜入法国驻越兵营投毒事件)等爱国斗争故事，吟诵爱国志士所写的“国仇未复头先白，几度龙泉带月磨”等爱国诗词，不断激发他的爱国热情。1922年，洪水的父亲看到法国殖民者和越南统治当局大肆搜捕、镇压爱国志士，但却苦于救国无望，保身无术，抑郁而逝，这更促使洪水决心投身于爱国、报国的斗争之中。��

　　黄埔军校创办伊始，在国内乃至国际特别是在亚洲各国就享有很高的声誉，吸引着全国各省和许多周边国家如朝鲜、越南、新加坡、缅甸等国的有志青年来校深造。不久，洪水响应胡志明的号召，不惜抛弃富裕安逸的家庭生活，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小女儿，跋山涉水，闯关越险，几经辗转，来到了当时的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广州。

　　1926年10月，洪水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根据胡志明的要求，留在了黄埔军校工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又发生了广州大屠杀和武汉七一五事变。在反动派大肆捕杀中国共产党人的过程中，一些在华的越南革命者也未能幸免。严酷的斗争使洪水越来越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这年8月，洪水愤然退出国民党，并由陈一民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洪水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参加红军，并担任红军部队的基层指挥员，进一步坚定了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信念。由于在我国南方方言中，鸿秀二字发音与洪水相近，再加上当时的国民党宣传机器和国内的反动派都称共产党和红军为“洪水猛兽”，所以，他索性改名为洪水，以表示自己同反动派势不两立、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当他正式改名为洪水之际，他的另一位越南籍战友则当即宣布改名为“猛兽”。不幸的是，在随后的战斗中，猛兽壮烈地牺牲了。��

　　由鸿秀易名为洪水，预示着他已决计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的伟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创办红军历史上的第一个剧社��

　　洪水作为当时红军队伍中不可多得的多才多艺的“小秀才”，在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宣传教育、文化建设工作中作出了十分显著的成绩。��

　　1931年春，洪水调入新编的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先后担任第一○二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率领所属部队经历了其后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在做好部队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鼓动参战官兵英勇杀敌等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积聚了丰富的理性知识和实践经验。��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武装斗争的迫切需要，继1929年10月在江西弋阳吴家墩成立了以邹琦为校长，方志敏兼任政治委员的信江军事政治学校之后，红四军于1930年初在福建龙岩创办了闽西红军学校，同年夏天由中央军委接办，称中国红军军官学校，不久改称彭杨红军学校。1931年11月25日，根据毛泽东等的倡议，将闽西红军学校(即彭杨红军学校)与红一、红三军团两个随营学校，合并组成“红埔”，即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定址于江西瑞金，由萧劲光任校长，何长工为代理政治委员。1932年1月，刘伯承接任校长兼政治委员。为了加速造就大批军政兼优的红军指挥人才，中央决定从各部队遴选一批有文化、有理论、有实践经验的优秀人才来校担任组织管理和教学工作。洪水因此于1932年调入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学校的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

　　在红军学校，洪水很快就结识了伍修权、张爱萍、罗贵波、成仿吾、李一氓、吴亮平和李伯钊等有较高声望的教员。红军学校不同于黄埔军校，教员、学员没有严格的身份、等级之分。洪水一方面坚持与学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练，同娱乐，共同研究探讨军事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在教学工作中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严谨治学，深得大家的好评。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洪水还是吹拉弹唱的活跃分子，积极参加学校的文化工作。��

　　1932年秋，刘伯承调总部工作后，叶剑英接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同年底，洪水、李伯钊和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等人共同努力，创办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洪水任社长，李伯钊任党支部书记。��

　　工农剧社的创办，有过一段很不平常的经历。早在中央苏区建立之初，红军的宣传工作主要采取口头形式进行，如唱歌、讲故事、说书和对口词，等等。后来逐步发展到化装宣传、编演话剧和表演歌舞、双簧、杂耍等。随着部分城市知识分子来到苏区和加入红军，又开始出现了一些“文明戏”式的短剧。这些宣传方式很快受到了红军官兵和苏区人民群众的欢迎，大大活跃了部队和根据地的文化生活，鼓舞了广大军民的革命斗志。��

　　尽管条件十分艰苦，战斗接连不断，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搞好宣传鼓动工作，是激励民心士气，战胜强大敌人不可或缺的。因此，他们不仅给予大力支持，而且常常直接加入宣传工作者的行列，有的还亲自编写脚本并登台表演。在红军学校，刘伯承、叶剑英和何长工等主要领导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陆续将一些文化艺术修养较高和有某些文艺专长的同志调入红军学校，从而使得红军学校逐步成了瑞金以至整个苏区的文化活动中心。��

　　洪水和李伯钊等人调入红军学校，“加盟”于热心戏剧事业的赵品三任主任的红军学校俱乐部，成了红军学校的文化、宣传工作骨干。起初，他们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员危拱之、朝鲜籍音乐家崔音波、来自白区的石联星以及红军学校干部中的伍修权、黄火青、钟伟剑等文艺爱好者一道，同时约请了当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钱壮飞、胡底等人，联合发起组织定期的文艺晚会，并且开始正式排演话剧。他们每周在红军学校举行演出晚会，尔后应各机关、部队及当地群众的邀请，不断对外公演。��

　　红军学校俱乐部组织的文艺演出活动，很快就产生了广泛的轰动效应。李伯钊、危拱之和刘月华以她们高超的艺术才能和出色的文艺表演，在瑞金以至整个苏区获得了“三大赤色跳舞明星”的美称。此后，只要传出有文艺晚会的消息，特别是有“赤色跳舞明星”的精彩表演，瑞金全城都会轰动起来。苏区群众，不论男女老幼，举着火把，提着灯笼，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就连远在叶坪居住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常常特地进城，兴致勃勃地欣赏他们演出的每一个节目。他们的演出，为战斗紧张、生活艰苦的苏区军民，提供了难得的文娱享受和精神食粮，每次文艺演出也因此而成为令苏区军民殊为欢欣的盛事。��

　　1931年，创建了一个以工农红军诞生之日命名的“八一剧团”。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直接服务于工农武装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专业戏剧团体，它在我国的革命文艺工作和现代戏剧史上，写下了具有奠基意义的光辉篇章。��

　　八一剧团成立之初，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作为专职艺术干部，荣任该剧团团长，主持剧团的日常工作。为了加强党对八一剧团的领导，专门成立了一个以学校干部为主的戏剧管理委员会。李伯钊、危拱之和伍修权、黄火青等出任该委员会成员，并兼职从事戏剧活动。��

　　1931年11月，第一届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红军学校的文艺骨干李伯钊、钱壮飞和胡底等，负责组织大会期间的文艺演出和庆祝活动。他们除了为大会举行提灯游行和社火、扇舞等群众性文娱活动外，还自编自演，先后推出了《最后的晚餐》和《农奴》两场话剧。其中，由李伯钊根据她在苏联看过的一部外国戏剧改编而成的《农奴》，是一部多幕话剧。

　　进一步扩充原红军学校八一剧团的规模，更名为“工农剧社”，直属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领导。与此同时，中央决定以工农剧社作为全苏区戏剧活动的中心，在苏区各地成立工农剧社的分社，红军各部队也相应地建立自己的剧团。

　　工农剧社的建立，意味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戏剧事业，已经有了自己的“国家队”。��

　　工农剧社在中央苏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中央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洪水的知名度也随之大大提高。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和提名，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以“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同朝鲜人毕士悌一起，成为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中仅有的两名外籍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