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姐姐邓秀英，1922年出生；弟弟邓玉乾，1929年出生。父亲邓心科1932年底参加红军，编入红七十三师(后整编为三十一军)。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开始时，13岁的姐姐背着6岁的弟弟，同母亲一起随父长征。途中父亲病死，母子三人流落藏区，被当地土匪卖到不同人家当奴隶。弟弟长大后，逃到阿坝城里一座寺庙打杂，历尽辛苦，找到姐姐。1952年阿坝解放，姐姐成为解放军工作组藏语翻译，弟弟在人民公社当社员。 1963年，姐弟陪同母亲回到老家通江县新场乡，务农至今。
对邓秀英姐弟的采访是在狗吠声中开始的。
姐姐邓秀英，弟弟邓玉乾，并排坐在一根长凳上。两人都是1米50出头，五官极其相像。邓秀英满口无牙，系着洗得发白但干干净净的围裙；邓玉乾一身蓝色长袍一顶旧毡帽，腿脚因为多年的风湿病不大灵活。很难想象，半个多世纪前，13岁的姐姐背着6岁的弟弟走上了漫漫长征路。
那时的邓秀英13岁，身高不到1米30,一根麻绳把弟弟捆在背上,一路上都是背着弟弟走的。只有休息的时候把他放下来，才能歇口气。
“父亲、大哥、母亲、我、弟弟、妹妹、弟媳，还有一个姐夫哥。”邓秀英掰着指头一一数来。1935年3月，她一家八口随部队开始长征，家里只留下了一个弟弟，守着几亩薄田、三间老屋
“8个人死的死，散的散。”3岁的妹妹出痘死了，大哥在中坝一带的战斗中牺牲了，还未过门的弟媳能唱能吹，成了红军的宣传队员……到过草地前，8个人只剩下4个在一起：打仗的父亲走在前面的部队里———姐弟俩至今也不知道父亲邓心科在红三十一军当的是什么，只记得他“有个姓胡的秘书”；母亲则带着姐弟俩在紧跟着部队的家属队里行军。
“红军家属多得很，每个县打面红旗。”邓秀英记得红旗上有镰刀、斧头，那是“在苏维埃见过的”。
“妈妈背铺盖，我背弟弟。”6岁的邓玉乾刚齐姐姐的腰，但体重已经不轻了。“没办法啊，再重也要背着走，要不就赶不上队伍。”母亲用一根麻绳把邓玉乾牢牢实实地捆在邓秀英身上，那时的邓秀英13岁，身高不到1米30。一路上，邓秀英都是背着弟弟走的，只有休息的时候把他放下来，才能歇口气。
“你说怪不怪，那么小的娃儿，听话得很，打起仗来枪响吓死人，叫他不哭就不哭！”邓秀英扭头看看弟弟，眼里满是赞许。她的眼睛很小，但很亮。
一天晚上的战斗中，姐弟俩险些没命。“嗖”的一声枪响，弟弟头上的尖帽子打落在几米开外。邓秀英慌忙把弟弟解下来抱在胸前，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我捂着他的嘴，生怕他哭出来……”
邓玉乾一直侧着头听姐姐讲这些他并不记得的事，神情专注。
“草地那个苦啊，草鞋一天就走穿了，有人掉烂泥坑里救不上来，其他人就从他肩上踩过……”邓秀英眉头皱成一团，满脸的横褶中又添了几道竖纹。
最苦的是饥饿。6岁的邓玉乾枪声中没哭过，却“好几次饿得哇哇大叫”。邓秀英找到了几棵野葱，把叶尖摘下来喂给弟弟，自己和母亲吃葱根。有一次发现树丛中有些小小的红果子，邓秀英怕有毒，直到看见几只乌鸦飞去衔那些果子，她想“乌鸦能吃，人也能吃”，赶紧跑过去“从乌鸦嘴里抢食”。“你不知道啊，那些乌鸦比我弟弟小不了多少，我真怕它们饿慌了把弟弟叼走！”
“有一次，妈妈饿晕过去了。”
“我晓得，我晓得，我以为妈死了，趴她身上哭！”邓玉乾打断姐姐的话。“省事特别晚”的邓玉乾人生的全部记忆，始于母亲饿晕在草地的那一刻。“有个叔叔拿来一把豌豆面，姐姐把豌豆面喂到母亲嘴里。又过了一阵，妈才醒了……”
从此开始记事的邓玉乾并不知道全家为什么要来这个“除了烂泥和草啥都没有”的地方。姐姐知道。“我们不长征的话，肯定给杀光了！”邓秀英说。
1932年，红四方面军入川。“红军来之前半年多，父亲就不种田了。”邓秀英说，父亲荒了田地，十天半月才回家一次，听人说是在外面打麻将。“妈妈和父亲经常吵架，说父亲不管家，滥赌，败家子。”
直到红军来这里建立了县乡苏维埃政权，全家才知道，“败家子”父亲是地下党员，打麻将是他们碰头联络的暗号。这时的父亲，已是陈家坝区委书记。
红军从通南巴打到仪陇、营山，父亲随部队征战，留在通江农村的全家，却忐忑不安。
土匪放话说“参加红军的都没有好下场”，邓心科那家人“要杀得鸡毛狗尽”。“河对面乡长那家，晚上一开门，全家都被杀了。”家里排行老二的邓秀英那时已经懂事，“幸亏杀完那家人天亮了，否则就轮到我们家了”。惶恐中，全家几次躲到山里。1935年，父亲终于回到通江，接全家长征。
三块木板安葬病故父亲，父亲是穿着大衣下葬的。那件大衣是全家最奢侈的衣物，但妈妈说，让父亲暖暖和和地走吧。
1935年9月、10月，红四方面军八万大军在“打到成都吃大米”口号的激励下再过草地、挥师南下。南下的红军在百丈关战役失利后，渐入困境，被迫后撤。
在丹巴地区一个叫古尔沟的地方，父亲邓心科得了伤寒病。部队把邓心科放在一个挖过金的山洞里，继续北上了。临走时，给了母亲三块木板，“活下来的话，就来追部队；死了，就用这几块木板埋了”。4天后，父亲死了，什么话也没有留下。
母亲和孩子们用那三块木板安葬了邓心科，又按照老家的风俗，把柏树枝点燃插在坟头。邓秀英说，那叫“送火”。
“父亲是穿着大衣下葬的。”那件大衣是全家最奢侈的衣物，但妈妈说，让父亲“暖暖和和地走吧”。
少有人烟的川西草原，朔风夹着雪花。母子三人在丹巴迎来了新的一年，却不知新的一天去哪里。妈妈哭得呼天抢地：“我们还是追赶部队吧……红军迟早要回通南巴……”
搀扶着身体虚弱的母亲，背着走不快的弟弟，邓秀英沿着大部队走过的路上留下的宣传告示，连夜追赶部队，不料被土匪拦住了去路。究竟多少次遇见土匪，姐弟俩都记不清了。
邓秀英说，有一次，来了一路被当地人叫做“脱衣队”的土匪，把三人衣服扒光，赤条条地扔在冰天雪地里，扬长而去。幸亏路边有几具红军战士的尸体，“我们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两三下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御寒”。
最后一次路遇土匪，就没那么幸运了。
“那天，又有一伙土匪抓住了我们，把我们带进一个看不到天的树林。”邓秀英说，“土匪还抓了三个年轻姑娘……”
“她们是红军医院的护士！”邓玉乾再次打断了姐姐的讲述。姐姐生气了，嘴巴撅了起来：“你要讲就你讲！”弟弟也生气了：“你讲吧，我不开腔了！”起身走到屋子另一头。
邓秀英的儿子、儿媳们都笑了：“他们两个就是这样的，一会儿好得不得了，一会儿又要拌两句嘴，记者同志莫笑话！”我们也笑了：“老人家别着急，我们一个一个地问，你们一个一个地说，好不好？”邓玉乾这才坐回长凳。
邓秀英接着讲了下去。林子里，土匪让他们站成一排，来了几个买主挑人。一个买主走到邓秀英跟前问：“你会不会放牛？”她点点头，便被买主带走了。
“他们说的是当地的话，我听不懂，”邓秀英说，“他两只手在头上装牛角，还摆了个赶牛的架势，我猜是那个意思，就点头了。”
邓秀英不愿走。“死，也要和妈妈弟弟死在一起。”然而，买主“像逮只小鸡一样”，把她拎走了。走出好远，还听见妈妈和弟弟在哭。
“母亲和您呢？”我转身问邓玉乾。
“我们就惨啰，干不了活没人买，就给扔到河里去了。”土匪端着长枪，赶着母子俩往河里走，要实行“水葬”。母亲把邓玉乾背在身上，齐胸深的冰水里站立不稳，稍一停步，子弹就在左右射起水花。
紧要关头，一位路过河边的藏族老人目睹此景，心生怜悯，出钱买下了母子俩。走上岸，母亲“扑通”一下给老人跪下，磕了几个响头，然后抱起儿子失声痛哭。“我一辈子都记得那个老爷爷，”邓玉乾说，“他叫单木果。”
姐姐挨打双手严重变形，关节异常粗大，手指如同人为弯曲的盆景枝干，无法伸直；弟弟寻姐走过一个个寨子，一家三口终于团圆。好心肠的藏族老人单木果买下了母子俩，却无力维持生活，只好把他们卖给一家头人。
“那家人对我好，有吃的。”母亲不分昼夜干活，邓玉乾则上山放牛，因为个子矮，得戴上一顶高帽子，“那样，草高的地方才看得见人”。他的藏名叫丹增。母子三人，身在两处，不知对方地点，亦不知生死。
“买主把您带到哪里去了？”我们问邓秀英。
邓秀英没有立即回答，只是把手伸到我眼前。那是两只严重变形的手，关节异常粗大，手指如同人为弯曲的盆景枝干，无法伸直，“都是他们打的！”
从一家卖到另一家，被主人取名“邢措”的邓秀英不知给多少个头人当过奴隶。“他们把我当牲口使用，天晴下雨打霜下雪都要上坡种地，稍有不是就打。”
邓秀英几次逃跑想去找母亲和弟弟，都没有成功。一天，她从一个叫广尚的头人家跑出来，刚跑不远，就被头人的儿子逮住了。他一个巴掌，把邓秀英打倒在荨麻丛里，脸上和手上顿时起了红泡。
年复一年，邓秀英在折磨、逃跑和更多折磨的循环中挣扎，而此时她的弟弟，正面临着更大的危险。
邓玉乾16岁那年，一个藏胞偷偷告诉他，主人要杀他了。当地的规矩是，外来的成年男子要杀掉，妇女小孩不杀。母亲“吓得脸都白了”，叫邓玉乾立即逃生。几天几夜，邓玉乾走到了阿坝城。想着“庙子里没人敢惹”，他走进了一个看上去挺大的寺庙。苦苦哀求下，住持收下“丹增”在庙里打杂，“冬天扫雪，夏天扯草，还发给茶叶、酥油”。
“那您是怎么找到妈妈和姐姐的呢？”我们已深深地陷入了这个家庭电影般传奇的情节，也爱上了这种搜寻事件的不同人不同面以还原历史的追问方式。
“嘿嘿，长征的时候姐姐救过我的命，我后来又救了她的命！”邓玉乾摇头晃脑。
找妈妈不难。两三年后，邓玉乾偷偷回到自己放过牛的那家附近，趁着母亲下地干活，“拉上她就跑，一直跑到阿坝”。母亲便在阿坝城里找了个人家帮工。但姐姐在哪里呢？邓玉乾穿上一件喇嘛的长袍，在同姐姐分开处的方圆几十里，“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走，一家一家地找”。
“我在门外头砍柴，看见一个喇嘛走过来。咦？仔细一看，是我弟弟！”邓秀英至今还觉得弟弟能找到自己这件事有些不可思议。分别整整7年，她还是一眼认出了弟弟，“他长成大人了！”
翻身奴隶当了解放军工作组翻译，逢人就说“我们是来救济穷人的”；姐弟俩在签字本上写下“我们的长征”四个字，令人拍手叫绝。
1952年，解放军开进阿坝。“庙里住进了一个连的解放军，听说是从北京来的。”邓玉乾听不懂汉语，不敢问这些解放军是来干啥的，更不敢告诉他们，自己曾经是红军。
邓秀英记得，解放军是在“青稞割了”的一个晚上到的阿坝。那天，一个藏胞跟她说：“城里头好多鬼火！”邓秀英一晚上没有睡着，第二天一大早就去阿坝城里看母亲。母亲一见女儿就哭了：“红军来了……”身着藏袍的邓秀英这才慢慢地说起了汉语。“我告诉他们，我姓邓，我是红军！”流落藏区十几年，邓秀英第一次说出自己的红军身份。<
没过几天，县委来人叫邓秀英去一趟。“他们给我换下藏袍，让我当‘通司’，帮他们工作。”于是，邓秀英成了阿坝县政府的藏语翻译，当上了一个月53元工资的国家干部。
跟随解放军工作组下乡，邓秀英找到了再当红军而且是“正规军”的感觉：10多个人背着枪，走乡串户，搞宣传、发救济款、发衣服、发农具。藏语翻译邓秀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要怕，我们是来救济穷人的。”
1954年，32岁的邓秀英结了婚，丈夫何朝甫，是同解放军一起进阿坝、“背电影放映机”的支前民工。弟弟邓玉乾入了公社，赶马车跑运输，还被评上了社里的“劳动积极分子”。
1963年，年近七旬的母亲思念故乡，执意要回老家。邓秀英只好退了职，全家回到通江县新场乡。
回老家后的日子并不容易。参加红军时全家惟一留下的弟弟独占了三间老房子，姐弟俩和母亲不得不白手起家盖房子；邓玉乾完全不能适应四川的语言和饮食，一度想回到阿坝去；邓秀英的大儿子21岁时肠梗阻病死，二儿子结婚后对老人不闻不问，最后干脆搬家到了别的村……
说起这些不高兴的事，姐弟俩不断互相打岔说：“提那些干啥子哟！”
吃午饭了。邓玉乾不断往姐姐碗里夹炒鸡蛋：“二姐，这个软和，多吃点！”邓秀英一边慢慢咀嚼炒鸡蛋，一边对我们说：“我现在享福哦，做不动活了，饭每天给端到手里！”半眯着眼睛，看了看因为饭桌坐不下而站在一旁的小儿子和儿媳。
邓玉乾终身未娶。“没人服侍他，没儿没女又不懂语言”。1971年，邓秀英把三儿子过继给弟弟当了养子。两家相隔仅100米。孩子们说，平时两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给对方端一份过去。
采访结束，按照惯例，我们请姐弟俩分别在签字本上写下“我的长征”四个字。邓秀英想了想问我：“写个‘我们的长征’好不好？
我们拍手叫绝。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