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邓秀英,1922年出生;弟弟邓玉乾,1929年出生。父亲邓心科1932年底参加红军,编入红七十三师(后整编为三十一军)。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开始时,13岁的姐姐背着6岁的弟弟,同母亲一起随父长征。途中父亲病死,母子三人流落藏区,被当地土匪卖到不同人家当奴隶。弟弟长大后,逃到阿坝城里一座寺庙打杂,历尽辛苦,找到姐姐。1952年阿坝解放,姐姐成为解放军工作组藏语翻译,弟弟在人民公社当社员。 1963年,姐弟陪同母亲回到老家通江县新场乡,务农至今。
对邓秀英姐弟的采访是在狗吠声中开始的。
姐姐邓秀英,弟弟邓玉乾,并排坐在一根长凳上。两人都是1米50出头,五官极其相像。邓秀英满口无牙,系着洗得发白但干干净净的围裙;邓玉乾一身蓝色长袍一顶旧毡帽,腿脚因为多年的风湿病不大灵活。很难想象,半个多世纪前,13岁的姐姐背着6岁的弟弟走上了漫漫长征路。
那时的邓秀英13岁,身高不到1米30,一根麻绳把弟弟捆在背上,一路上都是背着弟弟走的。只有休息的时候把他放下来,才能歇口气。
“父亲、大哥、母亲、我、弟弟、妹妹、弟媳,还有一个姐夫哥。”邓秀英掰着指头一一数来。1935年3月,她一家八口随部队开始长征,家里只留下了一个弟弟,守着几亩薄田、三间老屋
“8个人死的死,散的散。”3岁的妹妹出痘死了,大哥在中坝一带的战斗中牺牲了,还未过门的弟媳能唱能吹,成了红军的宣传队员……到过草地前,8个人只剩下4个在一起:打仗的父亲走在前面的部队里———姐弟俩至今也不知道父亲邓心科在红三十一军当的是什么,只记得他“有个姓胡的秘书”;母亲则带着姐弟俩在紧跟着部队的家属队里行军。
“红军家属多得很,每个县打面红旗。”邓秀英记得红旗上有镰刀、斧头,那是“在苏维埃见过的”。
“妈妈背铺盖,我背弟弟。”6岁的邓玉乾刚齐姐姐的腰,但体重已经不轻了。“没办法啊,再重也要背着走,要不就赶不上队伍。”母亲用一根麻绳把邓玉乾牢牢实实地捆在邓秀英身上,那时的邓秀英13岁,身高不到1米30。一路上,邓秀英都是背着弟弟走的,只有休息的时候把他放下来,才能歇口气。
“你说怪不怪,那么小的娃儿,听话得很,打起仗来枪响吓死人,叫他不哭就不哭!”邓秀英扭头看看弟弟,眼里满是赞许。她的眼睛很小,但很亮。
一天晚上的战斗中,姐弟俩险些没命。“嗖”的一声枪响,弟弟头上的尖帽子打落在几米开外。邓秀英慌忙把弟弟解下来抱在胸前,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我捂着他的嘴,生怕他哭出来……”
邓玉乾一直侧着头听姐姐讲这些他并不记得的事,神情专注。
“草地那个苦啊,草鞋一天就走穿了,有人掉烂泥坑里救不上来,其他人就从他肩上踩过……”邓秀英眉头皱成一团,满脸的横褶中又添了几道竖纹。
最苦的是饥饿。6岁的邓玉乾枪声中没哭过,却“好几次饿得哇哇大叫”。邓秀英找到了几棵野葱,把叶尖摘下来喂给弟弟,自己和母亲吃葱根。有一次发现树丛中有些小小的红果子,邓秀英怕有毒,直到看见几只乌鸦飞去衔那些果子,她想“乌鸦能吃,人也能吃”,赶紧跑过去“从乌鸦嘴里抢食”。“你不知道啊,那些乌鸦比我弟弟小不了多少,我真怕它们饿慌了把弟弟叼走!”
“有一次,妈妈饿晕过去了。”
“我晓得,我晓得,我以为妈死了,趴她身上哭!”邓玉乾打断姐姐的话。“省事特别晚”的邓玉乾人生的全部记忆,始于母亲饿晕在草地的那一刻。“有个叔叔拿来一把豌豆面,姐姐把豌豆面喂到母亲嘴里。又过了一阵,妈才醒了……”
从此开始记事的邓玉乾并不知道全家为什么要来这个“除了烂泥和草啥都没有”的地方。姐姐知道。“我们不长征的话,肯定给杀光了!”邓秀英说。
1932年,红四方面军入川。“红军来之前半年多,父亲就不种田了。”邓秀英说,父亲荒了田地,十天半月才回家一次,听人说是在外面打麻将。“妈妈和父亲经常吵架,说父亲不管家,滥赌,败家子。”
直到红军来这里建立了县乡苏维埃政权,全家才知道,“败家子”父亲是地下党员,打麻将是他们碰头联络的暗号。这时的父亲,已是陈家坝区委书记。
红军从通南巴打到仪陇、营山,父亲随部队征战,留在通江农村的全家,却忐忑不安。
土匪放话说“参加红军的都没有好下场”,邓心科那家人“要杀得鸡毛狗尽”。“河对面乡长那家,晚上一开门,全家都被杀了。”家里排行老二的邓秀英那时已经懂事,“幸亏杀完那家人天亮了,否则就轮到我们家了”。惶恐中,全家几次躲到山里。1935年,父亲终于回到通江,接全家长征。
三块木板安葬病故父亲,父亲是穿着大衣下葬的。那件大衣是全家最奢侈的衣物,但妈妈说,让父亲暖暖和和地走吧。
1935年9月、10月,红四方面军八万大军在“打到成都吃大米”口号的激励下再过草地、挥师南下。南下的红军在百丈关战役失利后,渐入困境,被迫后撤。
在丹巴地区一个叫古尔沟的地方,父亲邓心科得了伤寒病。部队把邓心科放在一个挖过金的山洞里,继续北上了。临走时,给了母亲三块木板,“活下来的话,就来追部队;死了,就用这几块木板埋了”。4天后,父亲死了,什么话也没有留下。
母亲和孩子们用那三块木板安葬了邓心科,又按照老家的风俗,把柏树枝点燃插在坟头。邓秀英说,那叫“送火”。
“父亲是穿着大衣下葬的。”那件大衣是全家最奢侈的衣物,但妈妈说,让父亲“暖暖和和地走吧”。
少有人烟的川西草原,朔风夹着雪花。母子三人在丹巴迎来了新的一年,却不知新的一天去哪里。妈妈哭得呼天抢地:“我们还是追赶部队吧……红军迟早要回通南巴……”
搀扶着身体虚弱的母亲,背着走不快的弟弟,邓秀英沿着大部队走过的路上留下的宣传告示,连夜追赶部队,不料被土匪拦住了去路。究竟多少次遇见土匪,姐弟俩都记不清了。
邓秀英说,有一次,来了一路被当地人叫做“脱衣队”的土匪,把三人衣服扒光,赤条条地扔在冰天雪地里,扬长而去。幸亏路边有几具红军战士的尸体,“我们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两三下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御寒”。
最后一次路遇土匪,就没那么幸运了。
“那天,又有一伙土匪抓住了我们,把我们带进一个看不到天的树林。”邓秀英说,“土匪还抓了三个年轻姑娘……”
“她们是红军医院的护士!”邓玉乾再次打断了姐姐的讲述。姐姐生气了,嘴巴撅了起来:“你要讲就你讲!”弟弟也生气了:“你讲吧,我不开腔了!”起身走到屋子另一头。
邓秀英的儿子、儿媳们都笑了:“他们两个就是这样的,一会儿好得不得了,一会儿又要拌两句嘴,记者同志莫笑话!”我们也笑了:“老人家别着急,我们一个一个地问,你们一个一个地说,好不好?”邓玉乾这才坐回长凳。
邓秀英接着讲了下去。林子里,土匪让他们站成一排,来了几个买主挑人。一个买主走到邓秀英跟前问:“你会不会放牛?”她点点头,便被买主带走了。
“他们说的是当地的话,我听不懂,”邓秀英说,“他两只手在头上装牛角,还摆了个赶牛的架势,我猜是那个意思,就点头了。”
邓秀英不愿走。“死,也要和妈妈弟弟死在一起。”然而,买主“像逮只小鸡一样”,把她拎走了。走出好远,还听见妈妈和弟弟在哭。
“母亲和您呢?”我转身问邓玉乾。
“我们就惨啰,干不了活没人买,就给扔到河里去了。”土匪端着长枪,赶着母子俩往河里走,要实行“水葬”。母亲把邓玉乾背在身上,齐胸深的冰水里站立不稳,稍一停步,子弹就在左右射起水花。
紧要关头,一位路过河边的藏族老人目睹此景,心生怜悯,出钱买下了母子俩。走上岸,母亲“扑通”一下给老人跪下,磕了几个响头,然后抱起儿子失声痛哭。“我一辈子都记得那个老爷爷,”邓玉乾说,“他叫单木果。”
姐姐挨打双手严重变形,关节异常粗大,手指如同人为弯曲的盆景枝干,无法伸直;弟弟寻姐走过一个个寨子,一家三口终于团圆。好心肠的藏族老人单木果买下了母子俩,却无力维持生活,只好把他们卖给一家头人。
“那家人对我好,有吃的。”母亲不分昼夜干活,邓玉乾则上山放牛,因为个子矮,得戴上一顶高帽子,“那样,草高的地方才看得见人”。他的藏名叫丹增。母子三人,身在两处,不知对方地点,亦不知生死。
“买主把您带到哪里去了?”我们问邓秀英。
邓秀英没有立即回答,只是把手伸到我眼前。那是两只严重变形的手,关节异常粗大,手指如同人为弯曲的盆景枝干,无法伸直,“都是他们打的!”
从一家卖到另一家,被主人取名“邢措”的邓秀英不知给多少个头人当过奴隶。“他们把我当牲口使用,天晴下雨打霜下雪都要上坡种地,稍有不是就打。”
邓秀英几次逃跑想去找母亲和弟弟,都没有成功。一天,她从一个叫广尚的头人家跑出来,刚跑不远,就被头人的儿子逮住了。他一个巴掌,把邓秀英打倒在荨麻丛里,脸上和手上顿时起了红泡。
年复一年,邓秀英在折磨、逃跑和更多折磨的循环中挣扎,而此时她的弟弟,正面临着更大的危险。
邓玉乾16岁那年,一个藏胞偷偷告诉他,主人要杀他了。当地的规矩是,外来的成年男子要杀掉,妇女小孩不杀。母亲“吓得脸都白了”,叫邓玉乾立即逃生。几天几夜,邓玉乾走到了阿坝城。想着“庙子里没人敢惹”,他走进了一个看上去挺大的寺庙。苦苦哀求下,住持收下“丹增”在庙里打杂,“冬天扫雪,夏天扯草,还发给茶叶、酥油”。
“那您是怎么找到妈妈和姐姐的呢?”我们已深深地陷入了这个家庭电影般传奇的情节,也爱上了这种搜寻事件的不同人不同面以还原历史的追问方式。
“嘿嘿,长征的时候姐姐救过我的命,我后来又救了她的命!”邓玉乾摇头晃脑。
找妈妈不难。两三年后,邓玉乾偷偷回到自己放过牛的那家附近,趁着母亲下地干活,“拉上她就跑,一直跑到阿坝”。母亲便在阿坝城里找了个人家帮工。但姐姐在哪里呢?邓玉乾穿上一件喇嘛的长袍,在同姐姐分开处的方圆几十里,“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走,一家一家地找”。
“我在门外头砍柴,看见一个喇嘛走过来。咦?仔细一看,是我弟弟!”邓秀英至今还觉得弟弟能找到自己这件事有些不可思议。分别整整7年,她还是一眼认出了弟弟,“他长成大人了!”
翻身奴隶当了解放军工作组翻译,逢人就说“我们是来救济穷人的”;姐弟俩在签字本上写下“我们的长征”四个字,令人拍手叫绝。
1952年,解放军开进阿坝。“庙里住进了一个连的解放军,听说是从北京来的。”邓玉乾听不懂汉语,不敢问这些解放军是来干啥的,更不敢告诉他们,自己曾经是红军。
邓秀英记得,解放军是在“青稞割了”的一个晚上到的阿坝。那天,一个藏胞跟她说:“城里头好多鬼火!”邓秀英一晚上没有睡着,第二天一大早就去阿坝城里看母亲。母亲一见女儿就哭了:“红军来了……”身着藏袍的邓秀英这才慢慢地说起了汉语。“我告诉他们,我姓邓,我是红军!”流落藏区十几年,邓秀英第一次说出自己的红军身份。<
没过几天,县委来人叫邓秀英去一趟。“他们给我换下藏袍,让我当‘通司’,帮他们工作。”于是,邓秀英成了阿坝县政府的藏语翻译,当上了一个月53元工资的国家干部。
跟随解放军工作组下乡,邓秀英找到了再当红军而且是“正规军”的感觉:10多个人背着枪,走乡串户,搞宣传、发救济款、发衣服、发农具。藏语翻译邓秀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要怕,我们是来救济穷人的。”
1954年,32岁的邓秀英结了婚,丈夫何朝甫,是同解放军一起进阿坝、“背电影放映机”的支前民工。弟弟邓玉乾入了公社,赶马车跑运输,还被评上了社里的“劳动积极分子”。
1963年,年近七旬的母亲思念故乡,执意要回老家。邓秀英只好退了职,全家回到通江县新场乡。
回老家后的日子并不容易。参加红军时全家惟一留下的弟弟独占了三间老房子,姐弟俩和母亲不得不白手起家盖房子;邓玉乾完全不能适应四川的语言和饮食,一度想回到阿坝去;邓秀英的大儿子21岁时肠梗阻病死,二儿子结婚后对老人不闻不问,最后干脆搬家到了别的村……
说起这些不高兴的事,姐弟俩不断互相打岔说:“提那些干啥子哟!”
吃午饭了。邓玉乾不断往姐姐碗里夹炒鸡蛋:“二姐,这个软和,多吃点!”邓秀英一边慢慢咀嚼炒鸡蛋,一边对我们说:“我现在享福哦,做不动活了,饭每天给端到手里!”半眯着眼睛,看了看因为饭桌坐不下而站在一旁的小儿子和儿媳。
邓玉乾终身未娶。“没人服侍他,没儿没女又不懂语言”。1971年,邓秀英把三儿子过继给弟弟当了养子。两家相隔仅100米。孩子们说,平时两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给对方端一份过去。
采访结束,按照惯例,我们请姐弟俩分别在签字本上写下“我的长征”四个字。邓秀英想了想问我:“写个‘我们的长征’好不好?
我们拍手叫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