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点

　　到张星点老人家门口，他的女儿早早就候在门外。

　　她把记者悄悄叫到一边，说：“我爸容易激动，他有高血压，现在还在吸氧，希望在采访的时候不要时间过长，也不要让他太激动。”

　　我们可以控制时间，大概每40分钟休息一会儿，就像学生上课一样，张星点老人讲一节，记者记一节。可是他的情绪我们没法控制，每每讲到他的伤心之处，总会激动地流眼泪。所以整个采访过程中，我始终提心吊胆。

　　实际上，我们的心里很矛盾。从记者角度，是想挖掘出尽可能多的生动事例，而这些恰恰会勾起老人对往事的回忆，往往一回忆，老人就会激动。

　　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我们开始了时断时续的采访。他的女儿也时不时地到屋里观察两眼。

　　哥哥说：“别往山上逃了，听说这次来的是红军，专门替咱穷人出气的”；被乔装道士的红军连长批准参军，9岁那年穿上了一套长过膝盖的军装

　　张星点一生当中填过无数张表，每次在“家庭成份”一栏总是很犯愁。由于参军的时候年纪太小，他讲不清楚当时家里确切的经济状况。往往都是别人根据他凭着记忆的描述，时为“中农”，时为“贫佃农”，时为“贫农”。

　　在他模糊的记忆里，很小的时候，家里有耕牛一头，猪娃几个，农具一套。另有四间草屋和十几亩土地，这是从地主那里佃租的。父亲是家里的主要劳力，如果不遭荒年，全年七口人刚够维持生计。

　　一个闷热的午后，小星点和母亲坐在院子里的树下摘红薯叶，门外有声音传来。小星点跑过去打开柴门，一个手持马尾做的道拂、肩背褡裢的道士站在门口。他看到小星点，双手合拢，微微一揖，用浓浓的四川话说：“小老乡，可否借口水喝？”

　　小星点回头看了一眼母亲，收到赞许的目光后，转身跑到屋里舀了满满一瓢凉水。道士接过水瓢，“咕咚、咕咚”喝了大半瓢，又从褡裢里掏出一块烤焦的馍片，就着凉水吃起来。完了，道士捻着胡须，用道拂指着蓝天，高深莫测地说：“红光冲四川，云散要晴天。馍馍焦又焦，穷人要翻梢。”

　　这些话，小星点似懂非懂。受惯了四川军阀“丘八”气的母亲却听明白了，她知道又要有兵打过来了。望着道士远去的背景，母亲突然显出很担心的样子，她焦急地让小星点到外面去找哥哥，然后回屋去收拾东西，准备逃往大山里面。

　　不一会儿，哥哥拉着小星点兴冲冲地跑回来了，见到母亲就兴高采烈地说：“别往山上逃了，听说这次来的是红军，专门替咱穷人出气的。”母亲虽半信半疑，最终还是停下了手中的活。

　　时间转眼就过去了半年。1933年，迎风招展的红旗插遍了张星点的家乡。哥哥到苏维埃政府里工作去了，忙得要命，天天不着家。刚满9岁的张星点在家里也呆不住了。1933年8月，他没有告诉正生病在家的母亲，偷偷跑到几十里山路外的地方。听哥哥说，那里驻扎着红四方面军李先念部的一个连队。连队值班领导觉得他岁数小，没有答应他的参军要求。这时门外进来一个人，仔细看看他，眼睛一亮，“这不是给水喝的娃娃嘛，那就留下来吧。”

　　真巧。这人居然是那个讨水喝的道士，一个化装侦察情况的红军连长。

　　就这样，张星点在他9岁那年，穿上了一套长过膝盖的军装，成了红军队伍里名副其实的一名“红小鬼”。

　　懋功会师时，连蹦带跳欢呼着冲上前搂着他们，我的个子小，挤在欢乐的人群里，看到的全是腿；听说是“打到成都吃大米”，张星点心里满是期望

　　1935年，为策应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张星点跟着搬着坛坛罐罐的队伍沿着古蜀道向西开始行进。

　　6月，两支军队在懋功会师。张星点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对当时激动的场面仍记忆犹新。“他们头发乱乱的，胡子长长的，眼窝深深的，衣服破破的，脸色黄黄的，身体瘦瘦的，拄着棍子还摇摇晃晃。他们看到我们也是红军后，一个个都愣在那儿，眼睛里转动着晶莹的东西，再也走不动了，嘴里只是‘呵呵’地傻笑着。我们这边连蹦带跳欢呼着冲上前，搂着他们，抱着他们，叫呀，跳呀。”

　　张星点至今还有些遗憾，他不知道当年自己抱的人是谁。“别的战友都是搂着腰，我却只能抱着双腿。反正我的个子也小，挤在欢乐的人群里，看到的全是腿。”他说着还半蹲下来给记者示范当年的动作，“嘿，居然还真抱起来一个。”

　　这时，张星点才意识到这群从江西一路血战过来的同志们是真的饿坏了。他赶忙从兜里掏出两张早就准备好的面饼，递上去。这人拿着饼，凑到鼻子上贪婪地闻了几下，张开嘴巴狠狠地咬了一大口。“一下子给噎住了，他弯下腰拼命地干咳，脸涨得通红。唉，那真叫一个饿呐！用现在的话说，像是几个月没沾油腥了。”

　　1935年9月，张星点第一次踏入茫茫的水草地。进入草地没两天，张星点身上带的青稞炒面就吃完了。野菜也很少，被前面的部队差不多都采摘光了，他就开始尝试着吃野草充饥。

　　那是一种长着短刺的野草，刺里有毒，用手接触一下，像是被蝎子蜇了一样疼。“实在是太饿了。”张星点说，“不敢生吃，就用开水煮熟，吃起来也没感觉到不对劲。”

　　第二天，张星点的大小便开始带血。“一些战友就是因为吃了毒草而倒在草地里的。”好在后面还有收容队，他被拖拽着走出了草地。

　　“红军南下行，拉索米索要打成都城，积极进攻敌人，要解放川西受苦人……”2004年5月31日，在张星点的家里，他拍着手掌作节拍，给记者低声吟唱着这首名叫《南下行》的歌曲。

　　当时，他就是唱着这首歌南下二过草地的。听说是“打到成都吃大米”，张星点心里满是期望，毕竟“吃大米总比啃皮带、吃野菜野草强得多吧”。另外，他也想打到成都去，看看自己的省会是什么样儿。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只知道跟着部队走，不知道这些名堂后面的权力斗争。”张星点说。

　　徐向前翻身下马，亲手把张星点扶到马背上；要是没有连队文书，他自认为肯定翻不过党岭雪山，粮袋和背包都被文书“强行”扛在背上。

　　一路上，他几次看到上一次过草地时用树枝搭的棚子里，还躺着红军战士的尸体。戴着小八角帽，是红一方面军的。戴着大八角帽，则是红四方面军的。他没时间也没体力去掩埋这些战友，只能敬个礼继续前行。

　　饥饿扼制不住地一阵阵袭来。一天，张星点实在是走不动了，就一屁股坐在草地里休息。连长过来拉他，他也不想起来。这时，一个骑着马的首长正好从后面赶来，弯着腰问张星点：“小鬼，快起来往前走啊，别掉队了。”

　　“实在走不动了。”张星点说。

　　“来来，小鬼，骑我的马吧。”这位首长翻身下马，亲手把张星点扶到马背上。

　　骑上马刚走两步，走在前面的连长就不时回头斜眼像把刀子似的剜他。张星点就觉得不对劲了。他想下马，被首长的大手强按在马背上，“不急不急，骑一程再说。”

　　又走了一程，张星点不忍心让首长总在满是泥沼的地上行走，更受不了连长那刀子般的眼睛。他死活也要下来。这位首长见此，不再坚持，伸手把他抱下来，然后骑马到前面去了。

　　“你知道骑的是谁的马吗？”连长黑着脸过来“兴师问罪”。“不知道，反正是个首长嘛。”“那是咱们的徐总指挥。你居然忍心……”连长生气了。

　　“那一刻，我懊悔死了。”现在再提起这事，张星点不由得双手掩面，耸肩哽咽，“我连徐总指挥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时间到了1936年3月，张星点在四川也没能吃上白米饭。但部队的政治空气有了明显变化，又酝酿着要北上抗日和中央红军会合。这时，红四方面军和贺龙、任弼时同志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师了。

　　上级开始三令五申要求每个人要准备好30斤干粮和5双草鞋。尽管干粮和草鞋是过草地不可缺少的两件宝物，可实际上却成了无法达到的高指标。张星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仅凑了十来斤晒干的野菜，编织了2双草鞋。

　　现在，张星点怎么也想不起来连队文书叫啥名谁。这让他颇为恼火，不停用手指敲自己的脑门，嘴里还嘟囔着，“老了，老了。”

　　要是没有连队文书，张星点自认为肯定翻不过党岭雪山。张星点身上没有背什么东西。他的粮袋和背包，都被文书“强行”扛在背上。可他还是在这里掉了队。

　　“说起来奇怪，平时行军没感觉到什么，可在这里就是走不动。浑身发软，腿挪不动，慢慢地掉了队。”那时，张星点哪会知道，这个雪山高有5000多米，这些症状就是高山反应。

　　前面的队伍都看不到影子了，陪着他慢慢追赶部队的文书也有些着急，“小张，快点走。咱们后面都没部队了，别掉得太远了。”话音未落，鸡蛋大小的冰雹从空中而落，文书就用身体把他的脑袋藏在怀里。

　　冰雹刚停，又飘起了大雪。眼看着部队越走越远。文书更急了，说：“我背你走吧。”张星点仍坚持要自己走，文书只好拉着他的手冒雪前行。

　　突然，一股狂风夹着大雪花迎面刮来，张星点的眼睛被吹得睁不开，不知不觉中文书与他紧握的双手也分开了，耳边只听到文书“小张小张”喊一两声，就啥也不知道了。

　　“醒来后，自己躺在一个雪沟里，旁边有个很深的悬崖。”张星点说他当时看看四周，文书不见了，又趴在悬崖边上大喊了几声，没有人应答。“要么是往前追大部队了，要么就是掉进了悬崖。”如今，张星点无论是讲述还是写诗，都认为文书被风雪卷入了悬崖。反正，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从未打听到文书的一丝消息。

　　张星点沿着雪沟，挣扎着继续往下爬。直到天黑，才到山脚下。走到第三天，他终于又看到熟悉的红军大部队了。

　　“现在想起来，虽然自己吃了不少苦，但毕竟幸存了下来，与牺牲的同志们比，我幸福多了。他们辛辛苦苦干革命，为建立新中国流血牺牲……我们的党从来都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我最痛恨现在的贪官污吏，害怕他们毁掉打下来的红色江山。”张星点流泪仰面长叹不止。

　　从开始长征到来到延安，他不止一次地被定为“寄养”对象，每每都靠泪水洗面、痛哭哀求来打动别人，不使自己脱下军装，寄养在当地老百姓的家里。张星点爱哭，即便是现在已经80岁的高龄，说到动情伤心之处，他总会难以控制地哽咽失声。

　　从开始长征到来到延安，他不止一次地被定为“寄养”对象，每每都靠泪水洗面、痛哭哀求来打动别人，不使自己脱下军装，寄养在当地老百姓的家里。

　　“我当时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哭鼻子。”张星点说，“反正我是跟定了红军，就是强行把我寄养，我也要偷偷摸摸跟在屁股后面走。这样，首长们也就拿我没招了。”

　　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每一次过草地，部队都想把他寄放在老乡家里，留下来的理由也有道理，他的年纪小，又走不动路，与其在荒无人烟的草地当中掉队，不如早点留下当农民。

　　在长征途中，张星点也承认自己在很多的时候走不动，也掉了几次队。“但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赶上部队。”

　　张星点过了腊子口，翻越岷山，终于到了会宁。部队把掉队的所有人收容起来，他安排在了陕甘宁军事部，给时任军事部部长的肖劲光当了勤务员。

　　休整了一个月，部队要行动，又开始动员一些伤病员、老弱病残的同志留下来，张星点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寄养人员的名单里面。

　　一个干部来劝说：“你暂时先留下来，过些时候部队还会回来接你们。”有了经验的张星点先是假装答应，然后就一溜小跑找到肖劲光。他扑过去，一把拉住肖劲光的衣服，先是一顿嚎啕大哭，哭得肖劲光一脸茫然，不知道怎么回事。“部长啊，我虽然年纪小，可雪山翻过，草地都过了三遍，这次打死我也不留下，求求你，无论如何也要把我带走。”

　　就这样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了半天，终于打动了肖劲光。“好好好，快不要哭了，我让你跟我走就是了。”肖劲光还真是一点招都没有，不但没把张星点留下，还亲自下令调拨过来一匹老马，以便他走不动的时候骑一骑。

　　张星点又一次留了下来。之后，他调入385旅宣传队，从此开始了大半生的音乐创作生涯。

　　张星点简历

　　1924年2月生于四川巴中。1933年8月加入红军。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1937年调入385旅宣传队工作。1939年到延安烽火剧社学习。1941年创作第一首歌曲《春燕归》。后来曾创作和参与创作歌舞剧《李福堂》、《新小放牛》、《黄龙大解放》等多部文艺作品，在西北地区有一定影响。1950年9月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1952年调入西北军区文工团任研究员。1955年任兰州军区文工团音乐教员和创作组长，1979年任兰州军区文化部副师职创作员直到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