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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元号”的创始及历代相传
清朝时期北京的弓箭大院属于皇家特设的兵工场，那里的弓箭铺均属皇家专有，从业者大多为皇亲，并以满族为主，其产品均上交兵部、礼部、户部等，不得外卖。当时，“聚元号”做的弓以供应皇宫为主，定期由宫中按弓箭大院的人数发放钱粮。清末，弓箭作为兵器已被洋枪洋炮取代。清朝国库空虚，这些皇家弓箭工场沦为民间作坊。这时执掌“聚元号”的是第七代店主王氏(同行称其为小王)。小王夫妇因吸食毒品而无心经营弓箭铺，最终山穷水尽，只好将其祖业变卖给杨家。
小王是杨文通所能追溯的最早“聚元号”传人。当年，“聚元号”弓箭铺位于北京东四十字路口西南角的原弓箭大院内，那里原是皇家作坊。
“聚元号”的转让
杨文通的父亲杨瑞林(1884—1968年)，早年随其堂兄(“全顺斋”的掌柜)学习弓箭制作手艺。到二十多岁时，已是弓箭行业中较有名气的师傅了，但苦于自己没有铺面，平生所学难得施展，听说小王要卖铺子，便决定买下来。当时开价是40块大洋，这对于一个手艺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杨瑞林在亲友帮助下，才成为“聚元号”的第八代店主。
杨瑞林得到这个店铺后又增加了一些品种，使“聚元号”增色不少，如:弩弓、弹弓、弹弩、袖箭、匣箭、箭枪等等，并于民国初年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奖，因其奖状上有国民党的印章，家人在“文革”时将其烧毁。同时被毁的还有乾隆皇帝所题金字大匾、一些国外向“聚元号”下的订单，以及他们祖上珍藏的一些珍品弓箭等。
1949年以后，“聚元号”弓箭的国内外销量很大。订货最多的是蒙古和青海省，他们通过北京市进出口公司，与“聚元号”订了常年合同，达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当时在同行中还有三家比较有实力的弓箭铺，论手艺不比“聚元号”差，但蒙古就是不要。无奈“聚元号”只有请其它几家店铺代做，做成后打上“聚元号”的字号，以此来满足市场的需求。“大跃进”时期社会上又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很多人为了打麻雀到“聚元号”买弩弓，其购买者之多，更是到了这里刚下料，那边就交钱订货的程度。后来中央号召公私合营，杨瑞林带领全家首批参加了公私合营，成立了“第一体育用品合作联社”，即后来的“北京第一体育用品厂”，杨瑞林还荣幸地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大会。
“聚元号”的衰败及重张
“聚元号”在1957年被改造成了体育用品厂，经营开始转向。弓箭经营衰败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了“文革”时期，弓箭更是被当成“四旧”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沉寂了近40年后，1998年在亲属和友人的支持下，“聚元号”第九代传人杨文通收拾了一间平房，挂起珍藏多年的牌匾，“聚元号”重新开张。杨文通省吃俭用，购买材料，利用业余时间重新捡起了弓箭手艺。在他的鼓动和协助下，他的三儿子杨福喜先后辞掉两份工作，在1998年后，全身心投入弓箭制造技艺的学习之中，并正式成为“聚元号”第十代传人。其间，杨福喜曾尝试开发市场，合作创办弓箭娱乐场所，但因种种原因，合作筹备并运营了一年后便无法继续下去了。虽然这些经营活动很快终止，但却成为日后杨福喜下定决心要学会和保持这门手艺的契机。
杨福喜在朝阳区团结湖附近的家属院内租借了一间平房作为制弓箭场地。据杨福喜介绍，他现在制作的弓箭主要是满足部分博物馆的收藏需要，也有部分出售给朋友或由朋友介绍的顾客，买者中大多喜爱工艺或射艺活动。“聚元号”弓箭铺目前的经营情况只够杨福喜勉强维持基本生活。
(作者单位分别为: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摄影:边群
图一:“聚元号”弓箭铺牌匾及所制的箭、弩
图二:“聚元号”第九代传人76岁的杨文通先生醉心于技艺，月前他在制弓中突发脑出血，目前正在治疗中。
图三:聚元号第八代传人杨瑞林、第九代传人杨文通
图四:1957年聚元号全体工人与青海体委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左1杨瑞林，后排左1杨文通，左2杨文鑫)
图五:第十代传人杨福喜书写的“聚元号”弓箭铺大门的对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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