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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在西安事变纪念馆，岩田隆造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忏悔 日本僧人岩田隆造在西安事变纪念馆内向当年遭日本军国主义屠杀的中国死难者致哀祈祷
本报记者 张宏伟 摄
核心提示
事件：一个没有参与侵略战争、年近七旬的日本僧人，连续两年到中国的一些城市，向当年遭受日本军国主义屠杀的中国死难者致哀祈祷；同时也向为日本传播了先进科学文化的中国人民谢恩。5月1日，他来到了西安。
语录：我来之前，还是很担心的，以为有人会给我扔石头。其实中国人对我很热情，中国人的胸怀也很大……我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想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历史。我相信这种力量是可以传播的。
苦行他背着“谢罪、谢恩”的布包
他走过来了。一身白色的和服，外披黄色袈裟，两肩各挎一个布包，包上各有一块白布，上面两个醒目的汉字———谢罪！
他走过去了。背上还有一个双肩包，包上也有一块白布，上面也是两个汉字———谢恩！
他就这么独自一人。他又瘦又小，个头不足一米六，年纪也快70岁了。
他是自费，所以必须得省吃俭用。而漫长的旅途简直就是一场苦行。
但金钱、年龄以及体力对他来说，似乎都不是问题，而这也决不是一次一般意义上的旅行。他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他，就是岩田隆造，一位立志来中国谢罪谢恩的日本老和尚。
还是在2005年8月，当来自东京的日本山妙法寺僧人岩田隆造第一次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殉难者碑下长跪不起时，他就坚定了曾经立下的志向：要以苦行的方式，到中国每一个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城市去，为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死难者祈祷，替那些曾经犯下累累罪行的日本人谢罪。
5月1日早上7时许，感受着深深的罪责，怀着一颗不安的心，岩田隆造来到了西安。一下火车，他几乎没有休息，马不停蹄地来到西安事变纪念馆暨张学良公馆。当讲解员讲到“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学良的父亲”、“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事变，迅速侵占了整个东北”、“抗战期间，西安遭受日军飞机轰炸长达7年之久，空袭中伤亡人数累计达3489人以上”时，他屡次惊讶地叫出声。
他把“谢罪”、“谢恩”字样的背包放在地上，正对墙上那一帧帧触目惊心的历史照片。他点燃一根香，下跪叩首。他举起佛教法器太鼓，一手持槌沉重地击打着，口中也喃喃地颂念着。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一直跪着的他再次叩首，缓缓起身。然后，他背着那些引人注目的包，来到西安南郊大雁塔，仰望中华文明古城长安的象征，顶礼膜拜。
对话“为中日友好做事，死了也值得”
岩田隆造此次谢罪之行在西安停留的一天时间里，本报记者在志愿者刘小梅同学的翻译帮助下，与他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谈。岩田隆造也得以有机会与不同年龄段的多位中国人交流。只是，他没有想到，所到之处，中国人对他这么一个陌生的日本人是那么的宽容和友好。他更没有想到，在与中国人的交流中，是10岁左右的孩子，还有大学生的对话，深深地震撼了他。
记者：当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时，你，包括你的家人参与战争了吗？
岩田隆造（以下简称岩田）：我是1936年在台北出生的，当时我的家人都在台北，做生意。9岁时，也就是1945年战败后，一家人才回到日本本土。我的老家在长崎，战时一家人都在台北，如果住在长崎，那说不定就（因为原子弹爆炸）没命了。
记者：既然没有参与过侵略，为什么来中国谢罪呢？
岩田：作为战争侵略方的日本而言，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在日本国内，从一些政府领导人到民众，都少有（认罪）这个态度。身为日本人，有义务做这件事，所以我来做了。
记者：是什么样的事情促使你决定开始“谢罪之行”的？
岩田：我从长崎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进了银行工作。刚到银行时，有一个我不认识的长者，看我做得不错，就很严肃地对我说，你用国家的钱上了大学，从报恩的角度讲，应该为国家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这番话对我后来的行为有一定的影响。我想，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情呢？
1984年，我出家做了和尚。后来，我参加一个和平组织的集会，一个叫做笹森的和平主义者发表演讲，他说，二战时，日军杀害了几千万中国人，身为日本人，应该去向中国的受害者赔罪！因此，去年8月，我来到中国谢罪，去了北京、天津、南京、上海，一共25天时间。今年，我已经去了上海、武汉、重庆，还要去洛阳、天津、北京、哈尔滨、大连，预计两个月时间。我觉得，这是需要我做的有意义的事。
记者：那么，你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吗？
岩田：来中国之前，我确实了解得不多，只是在高中、大学时看了一些历史书。当年，我上高中时的历史教科书中是用了“侵略”这样的词描述这段历史的。
去年8月以来，我到了中国一些地方，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有了更充分的了解。没来之前，根本无法想象（当年的侵略）会到一个什么程度。这在书里是看不到的，而我（在中国）看到了那么多实物证明。我虽然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但我希望有生之年，用自己的力量反思战争、呼吁和平。
记者：你做这样的事情，日本国内有人支持吗？
岩田：有的，只是不太多。我在银行工作时的行长，已经90多岁了，他一直关注着我做的这些事。这次我来中国谢罪，老人还亲自到机场送我。“谢恩”这个提法也是他提议的。去年我来中国，只有“谢罪”两个字，今年他说日本人应该有“谢恩”的使命。行长说，当时，他有家人住在中国，战争结束时，被中国人保护着，让他们平安回到了日本。当然“谢恩”不仅仅是“谢”这个，儒教、佛教、汉字、陶瓷、发明、礼仪……这些先进的科学文化，都是从中国来的。日本对中华文化受用无穷，却在二战时对中国做出了罪恶的行径。
记者：你说支持你“谢罪”的日本人“不太多”？
岩田：嗯，至少我身边的大多数是反对的吧。连我自己的兄弟也反对，只是他不像别人那么激烈。毕竟，我来中国谢罪，是他资助的。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视为此事奔波的我们这些人为眼中钉。有人曾提醒我，要小心一点。也许有一天，他们（右翼势力）会对我做什么吧。我的谢罪行动，在日本，不管是报纸，还是电视，都没有报道。我是希望被公开报道的，因为我想通过自己的行为，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历史正视历史，引起日本政府的关注，从而促进中日友好。
记者：那你会怎么做？会继续吗？
岩田：（坚定地）是的。我会继续做这件事，我想我肯定还会来的。我想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记者：可是你已经近70岁了，这样身体吃得消吗？
岩田：（笑）我曾听说到中国来谢罪的老兵，有的都八九十岁了。来向中国人民谢罪，这种行为跟年龄大小没有什么关系。（严肃地）我决定走这条路，会一直走下去，准备献身“中日友好”事业。即便年龄不断增大，有一天一旦我倒在了中国，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希望那时把我的骨灰撒在中国，不送回日本也没关系的。能够为中日友好做一点事情，死了也值得。
记者：你怎么看待日本一些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
岩田：（微微一笑）啊！那真是愚蠢的行为。（摇头）我无法理解这种行为。一个人犯错误，拒不承认，就有可能还犯同样的错误，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政府没有一个反省的态度，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不管中国人，还是不少日本人，包括我自己，都难以理解这样的事情。
感触中国很大 中国人的胸怀也很大
记者：你两次到中国来谢罪，中国人怎么看待你？
岩田：去年我在南京绝食谢罪，本来想绝食三天，后来坚持了一天，因为天气太热，我跪在地上，地上都是汗，很多中国人来看望我，让我很高兴。因为媒体的报道，很多人在路上都会认出我，有人拿水果给我吃，这让我很感动，也觉得有点震惊。因为我来之前，还是很担心的，以为有人会给我扔石头。其实中国人对我很热情。中国很大，中国人的胸怀也很大。
记者：到西安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岩田：哎呀，那就要说和中国的两个小孩子的谈话了。
在西安事变纪念馆遇到的宝鸡凤县10岁男孩张蒙谦，他说我和我的家人既然都没有参加过侵略战争，为什么要来中国谢罪？我觉得他真厉害，很聪明。他是一个小学生，但是他分清了历史和现实。我们要认清历史，着眼于未来。
还有8岁的小女孩来来，她问我将来日本会不会再侵略中国。这么小的孩子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我很震惊。我郑重地告诉她，不会的。与其说我是在回答一个中国小孩子的问题，不如说我是作为一个日本人向中国人传递一种信息，那就是，有爱好和平的日本人。如果再发生侵略，我会觉得很对不起这个小女孩，觉得是对她撒了谎。
记者手记
在短短一天时间里，我看到了岩田隆造的三种表情。
早上刚从火车站接到他时，他很拘谨，坐在沙发上绷着腰，脚也并拢着，两手一直揪着“谢罪”的包带子，他有点紧张，虽说看上去精神还不错；他的目光很虔诚，他要来做一件让良心安妥的事情。
中午，他到纪念馆参访时，表情愈加凝重，很专注地听着讲解。也许，很多中国人熟知的历史，对一个日本人来说实在是新鲜。带着凝重表情的他，真诚地下跪、虔诚地颂经、诚心地交谈。
等到他终于完成了在西安的“谢罪谢恩”活动，他拘谨的表情没了，居然渐渐有了笑容，以至于后来取出一包彩纸，手微微抖着，给街上遇到的中国小孩叠起了千纸鹤、青蛙……
我想，他的内心一定是体会到了中国人的友好和宽容，他知道中国和日本需要和平友好，正像他写下的那行夹杂着汉字的日文：我强烈地希望中日友好。
而我们希望，更多的日本人从紧张的“表情”中走出来，露出笑容。
只是，这一切的基础是，正视历史。本报记者 孙强/文 张宏伟/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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