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她是光芒四射的全国冠军，体制外她是穷困潦倒的搓澡工。她的生活不仅印证了中国运动员制度的缺陷，更体现了转型期体制内外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这就是继续关注邹春兰这个名字的意义所在。邹春兰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提醒我们反思今天，更启发我们创造未来。
触摸下巴，已经成为邹春兰的一个习惯，虽然那里的胡子已经被她拔得很干净，但上嘴唇的汗毛又密又长，明显不同于其他普通的女性。 这是运动员生涯留给她的阴影之一。
2001年，是邹退役后的第8年，她到上海看病，经检查，她体内的男性激素比普通男性还高。2002年，邹结婚，虽然夫妻生活正常，但至今没有怀孕。
“我怀疑是在当运动员期间吃药的后果。我跟所有媒体都是这么说的，我只是怀疑。”邹春兰强调说。
但是即便能够生育，这个早到了做母亲的年龄渴望生育的36岁女人，也不敢生孩子，因为她“没有养育的能力”。她在长春没有家，夫妻俩住在浴场里；丈夫老周曾经出家10年，在老家也没有房子；在老家，邹春兰76岁的老母一人住在三四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退役13年来邹春兰做过种种努力，但她的生活却越来越差。现在，夫妇俩都在长春市一家浴场打工，邹给人搓澡，老周搞卫生。曾经的全国举重冠军，沦为今天的搓澡工，使得邹春兰迫切地渴望稳定的生活。这个曾经从体制内被迫走出的人，直到今天仍然渴望回到体制内去。
生活在浴室中
每为一个客人搓澡，她可得1.5元的提成
早晨6点钟，邹春兰起床，洗漱时，她要对着镜子查看下巴上是否长出了胡子。然后，她赶往浴室，等待为客人搓澡，每服务一个客人，她可得1.5元的提成。这样一直干两天两夜，只有在后半夜没客人时，睡一会儿，吃饭都在浴室里。第三天，她才能休息，躲在宿舍里睡觉。第四天，她又开始工作。她没有底薪，收入全部来自搓澡的提成，每月收入从500元到1000元不等。
搓澡的时候，有客人主动与她聊天，问她以前是做什么的。邹说，是运动员。别人不相信。邹就说，不仅是运动员，还是全国冠军呢。有客人同情她的遭遇，建议她去找“体工队”。
邹原是吉林省第一体工队的举重运动员，1993年退役。1997年，吉林省第一体工队解体，分为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和田掷球管理中心。在客人的提醒下，邹春兰来到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她想办一个下岗证，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但是管理中心答复，她早在1994年就办理了退役手续，已与单位脱离了关系，而且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属于事业单位，没有下岗工人的提法。
今年3月初的一天，邹春兰就自己的事情到长春市一家律师事务所咨询，恰好遇到《新文化报》记者程泽。程听说了邹春兰的事后不敢相信，“并不是我瞧不起搓澡工，而是觉得从全国举重冠军到搓澡工的落差太大了”。之后，程泽进行了长达近20天的调查，结果发现邹所说的都是事实，于是在3月21日，发表了关于邹春兰的第一篇报道。
此后，全国各地的记者纷纷打电话采访邹春兰，邹不得不停止了搓澡的工作。4月3日下午，在浴场为她提供的5平方米的宿舍里，记者拍完了照片，邹春兰随手关上了门，她曾经获得14枚奖牌(其中4枚金牌)，很随便地挂在墙上。在她二嫂的提醒下，她才锁上门。“以前有很多(奖牌)，有些漂亮的都让亲属要去了。”邹春兰说。
曾经的辉煌
邹母含泪回忆说，女儿每次回家时总带奖牌
1987年，邹春兰进入吉林省第一体工队，当年9月，就在全国举重冠军赛上，取得抓举第二名、挺举第一名的成绩。在1988年的全国举重冠军赛上，她一人夺得44公斤级的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其中挺举、总成绩均打破了世界纪录。1990年的全国举重冠军赛上，她又打破48公斤级全国纪录。从1987年到1993年退役，邹春兰共获得9块金牌。
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现任的副主任韩东升对媒体说，邹春兰“曾经是一个优秀的举重运动员，为吉林省赢得过不少荣誉”。
邹的老母亲，至今还住在吉林省梅河口市山城镇上。她犹记得，当年，小镇上的广播把邹春兰夺得金牌的消息播报出来的情景，她开心无比，并把这些消息迅速告诉她的邻居们。
“她每次回家的时候，总是带着金牌、银牌，我们没见过金子、银子，都把它当宝贝一样藏起来。”老人含泪回忆说。那时候，每次回家，邹春兰都要看望她在中学时的体育老师于学武，正是于学武带她走上举重运动员之路。但是4月5日，邹春兰回到故乡，带着记者去寻找于学武时，却敲错了门。
“很多年都没来过了，因为没钱买东西。”邹春兰说。母亲珍藏了很多邹春兰当运动员时的照片，照片夹在相框里，相框又藏在柜子里。
那都是邹春兰在全国各地比赛后，旅游时拍下的照片，有在河南郑州的、安徽铜陵的等等，最多的是在北京的留影。照片里的邹春兰，一点也没有夺得冠军的霸气，而是一个恬静的大姑娘，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容。
在小学和中学的照片里，邹春兰又是一个笑容绽放的小姑娘，穿着红白相间的运动服，剪着短发，黑亮的眼睛正视着前方，显得朝气蓬勃。
而眼前的邹春兰，很难让人将她与照片上的邹春兰联系在一起。她一身黑色打扮，黑色的棉袄、黑色灯心绒的裤子，黑色的运动鞋已经很脏了，她每天都阴郁着脸，眼睛黯然无光，头发毫无光泽。
变化是从退役的那一刻开始的。
退役，浑身是伤
不能在食堂吃饭了，年轻队友们每天偷饭给她吃
1993年，第七届全运会，是邹春兰惟一没有取得奖牌的比赛。当年，邹春兰退役。“浑身都是伤，肌肉都没有一点弹性了，怀疑是吃药的结果。身体不允许练举重了，教练也不让练了。”邹春兰说。
退役后，体工队并没有安排她的工作。韩东升坦承，那时，运动员退役后都分配工作。成绩好的运动员，如世界冠军，一般是留校执教；有的留在下属的体校当老师；还有的组织关系调回原籍，由当地政府，劳动、人事部门安置就业。“像邹春兰这样的情况比较少数”。
她不愿回到原籍，无偿给她的教练王成林接送孩子。那时，邹虽然还住在体工队，但是她已经不能享受运动员待遇了，不能在食堂吃饭了，年轻队友们每天偷饭给她吃。很多退役运动员都有这样的经历。
邹春兰的唯一收入是364元的退役津贴。1995年，她终于被安排进体工队食堂做临时工。当年的吉林省第一体工队大队长邱建生，于1996年9月24日，作了一个批示，“邹春兰七运之后转业，大队考虑到她多年业绩，表现和自身极为特殊情况，经研究决定到食堂学习、工作，等以后有条件再调入”。
为了这个可能被调入的机会，邹春兰一直在食堂工作到1997年。在这3年里，邹拿的只是364元的退役津贴，“而别的转业队员，既在体工队领着工资(指退役津贴)，又在外面挣另一份工资，而我在食堂白白地工作三年，一分钱也没有得到”。
她甚至自己花了800元钱参加厨师培训，学习面点，获得三级面点师的证书。但是1997年，吉林省第一体工队解体，分为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和田掷球管理中心，食堂也变为两个，但两个食堂都不再聘请邹春兰了，原因是她已经是退役运动员，关系一直没有调进体工队。
原来的领导已经调走了，教练王成林也说，没有办法了。坚守了3年的希望，在瞬间破灭了。然而，邹春兰还保留着运动员的坚韧性格。当年，她借了7000元钱，在长春开了一家小吃铺，但经营不善，几个月后，因亏本而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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