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窦唯再次将声音的分贝提高，变成刺耳的骂声，就像一个被封口多年的病人，冲出牢房，面对这个久治不愈的患者，我们就像一个老军医，急忙穿上白衣服，扮演天使，将其按倒在还没有换过床单的病床上，先打了一剂抗生素，阻止精神分裂，包治百病。然而，当窦唯骂出自己心声的时候(对乐坛，对家庭，对社会)，我们听见的只是一切跟娱乐相关的元素(与名利，与财产，与私隐)，于是我们不但没有找到特效药，甚至还没有办法对症下药。　　

　　现在，大家又开始知道窦唯了，知道他又开始骂人；知道108万；知道他的第二次失败的婚姻；知道他的第二个女儿；知道他在酒吧“潦倒”地吹箫；知道他与丁武“不共戴天”的仇恨，甚至知道有一个叫“不一定”的乐队，但不一定知道的，却是一个像他这样的父亲，当我们都知道一个王菲的前夫，一个出过名的摇滚乐手，一个要么沉默要么爆怒的“分裂者”，我们不会去想一个父亲，除非当你亲自听见窦唯说：“我对社会、对生活的看法一定不回避孩子，要让孩子知道！”

　　不回避，并非一个艺术家独有的气质与特征，因为即便是一个从来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无论他是世界的哪块石头蹦出来，这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抵抗能力，就像一个小子，你要他笑，可他偏要哭，而作为一个父亲，他可能更清楚，更明白。

　　而作为一个曾经进入过商业体制运行的音乐人(魔岩时代的窦唯)，如今却是在极力地抗拒商业对自己音乐的引诱，竭力地摆脱，窦唯的不合作态度很容易被日常的价值观所嫌弃——懦弱、抑郁、逃避，成为他人格的污点。确实，社会在倡导将艺术与商业结合，以舒服的姿态凌驾在世界的地平线上供人瞻仰，但一个事实就是，在日益强大的商业社会里，要做出牺牲的一定是艺术，这就是两个人打架，虽然最后和好了，但输掉的一方，往往会尊称对方为大哥，虽然他心里并不这样想。

　　我们并不是天生就渴望达到模糊、麻醉、无痛痒的涅?状态，因为一但如此，便无法做出正确的批评与判断，就像收了别人的红包，要么说好话要么干脆闭嘴，而送红包的人想要的无非就是这样两种结果。因此，香港的某报某刊率先规定他们的记者不收采访的红包，以便可以做出绝对负面的新闻，从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人的本能意识。

　　当窦唯选择了放弃更为广泛的商业价值后，是否能够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去维持日常生活的需要，比如，像之前他给电影《我们俩》做电影音乐那样？另一个例子是左小祖咒，他的第二张“天价”唱片《美国》刚刚推出，是电影《云的南方》与《世界》的电影音乐的合辑，通过自产自销的方式与主流商业机制做抗争，而左小祖咒看起来似乎就比窦唯活得开心。

　　但是，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少，想列举几个就成问题，不像举流行音乐的例子那么容易，而无论如何，窦唯的不合作与左小祖咒的自娱自乐，终极指向都是在针对我们社会的封闭、保守、单一与缺乏变化，而可笑的是，这反而成为了窦唯这样一个人的毛病——不学会世界语言，就必然被排斥、攻击、供人娱乐。

　　当窦唯一次又一次地指出“阴谋论”的时候，就更容易被想象成一块枪靶，他所攻击的人的阴谋被无限放大成社会的阴谋，这显然是在社会上居住的人所不愿意接受的，尽管我们独自在家，敲问心扉的时候都会觉察到内心的阴暗，但没有人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掏出自己的黑暗之心——我们，是只买放心内脏的商业屠夫，只是一遍又一遍的售卖新鲜、无毒、无菌，以安全捍卫随时将至的腐朽。《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说，主要的责任在于能够告诉人们他们不想听的话，以 “荒诞”去挑战我们要去追求的幸福，用一种刺耳的声音去摧毁我们的大脑，但这样的声音，在日常生活中，还没有那些急剧增加的车辆的喇叭声那么“刺耳”，可以宽容“经济巨变”，却无法忍受“思想裂变”，这是商业与艺术的伟大战争，也是社会的不宽容。郭江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