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对1935年11月1日和1939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及河内两地遇刺事件都很熟悉，但还有另外三起刺汪未遂案，恐怕了解的人就不多了。

　　汪精卫投敌叛国，世人皆欲诛之。这里介绍的第一位刺汪义士叫戴星炳。戴是湖南湘潭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1939年11月，他在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受训时，遇见了阔别多年的同窗学友、军统特工吴赓恕。二人相逢，侃谈国事，均激愤于汪伪觐颜事敌、出卖民族。言谈中，戴星炳提到汪精卫亲信陈石生曾邀请其投汪一事时，吴赓恕立即感到，这是一个打入汪伪内部、刺杀汪精卫的难得机会，遂携戴一同往见戴笠，密议锄奸计划，经过一番筹划，戴星炳与吴赓恕被派往南京诈降，二人到达南京后，由戴出面，很顺利地与陈石生联系上了。陈非常高兴，对戴的此行深信不疑，并带他去见了汪精卫，汪精卫任命戴星炳为“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委员。取得了汪的信任后，戴星炳求事心切，不断向陈石生探询汪精卫的起居作息，这就引起了陈石生的怀疑。陈及时向汪作了汇报，于是汪伪特工不露声色在暗中进行了严密的布控，监视戴的一举一动。正在此时，戴星炳的妻子来到南京，这本来是取得汪的信任之举。然而，不幸的是，在与陈石生之妻应酬之际，戴妻竟不慎露了口风，汪伪特工们抓住了破绽，以此为突破口，穷追猛逼，终于问出真相，结果戴星炳与吴赓恕双双被捕，汪精卫异常恼怒，下令将二人枪毙。

　　1940年10月2日，又一位刺汪义士不幸事泄被捕，在雨花台遇难。这位义士叫陈定达，江苏吴县人，原是留美学生，后经商，是上海静安寺路（南京西路）北极电气冰箱公司的总经理。陈定达目睹山河破碎，人民涂炭，痛恨汪精卫卖国求荣，助纣为虐，决心为国锄奸。于是他倾其家产广征线索。有一次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他发现曾任过自己保镖的一个白俄人，当时正在汪伪特工总部“76号”供职，觉得这倒是一个机会，便试探着去做此人的工作，晓以大义、又许以重金，鼓动他刺杀汪精卫，并承诺事成后还另有重赏。然而令陈定达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白俄人在拿到巨款后，竟又昧着天良，向“76号”告发了陈定达，陈措手不及，很快被捕，并押往南京。汪精卫对刺杀他的人恨之入骨，只要是抓到了，不管是否有行动，立即处死。但他见陈定达非政治特工人员，而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实业专门人才，便企图软化和收买他，使其为自己效力。他亲自出马劝降，并诱导陈定达说出谋刺汪由谁主使，陈定达大义凛然地说：“国贼人人得而诛之，何须他人指使！”汪精卫恼羞成怒，即下令对陈定达实行枪决。陈定达时年38岁。蒋介石颁发了“烈并常山”的挽额，表彰了他的义举。

　　陈定达就义后两个多月，南京又发生了一起刺汪事件。刺客名叫黄逸光，黄是广东赤溪人，长得异常粗壮，而且力大如牛，曾经在马来西亚的山林里用双手掐死一头老虎。抗战爆发前，他曾经组织过一支徒步旅行团，自任团长。当旅行团到达南京市，受到当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的接见。并且二人一同在行政院大门前合影留念。汪投敌后，黄逸光任职于昆明航校，又是军统特工。这天，门卫向汪精卫报告，说有一黄姓广东人求见，他手中还有与汪合影的照片，汪仿佛还记得黄的形象，吩咐手下将其安置在大行宫的中央饭店等待召见。正在此时，却收到李立群急电：根据内线密报，有两个军统特工乔装成平民去南京求见汪精卫，实为行刺。并且还提到内中一人当年曾做过徒步旅行团团长，汪精卫大吃一惊，眼下那位与自己合过影的广东人，不正是当年的旅行团团长吗。汪伪特工秘密探寻，结果在304号房间发现除黄逸光之外还有一个人，登记簿上署名是黄征夫。这和密报中提到的戴笠派出两个人相吻合了。于是，这个汪伪密探又乘黄逸光、黄征夫外出时，进入房内搜查，结果在橱内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四寸手枪一支，李立群当即下令迅速抓捕“二黄”并要抓活的。执行这项任务的马啸天心中却有几分怵意，因为他闻知黄逸光曾经赤手空拳打死过老虎。现在还要活捉他，谈何容易？反复思考后，他请来了上海武术高手王霖，王霖不仅武功超群，而且臂力过人，曾在上海大世界的擂台上连挫九名高手，李立群采用江湖拜把子那一套，将其收罗到门下。

　　这天夜里，马啸天与王霖，还有六名特务，直赴中央饭店，突然破门而入，扑下已脱衣躺下、毫无防备的二黄，黄逸光凭着自己的力气，奋力推开两名压上来的特务，起身跳下，但他的武功不及王霖，几个回合下来，处于下风，其他特务再度扑上，将黄擒住了。另有两名特务扑向黄征夫，也将黄征夫按倒逮住。12月17日，黄逸光被押赴雨花台执行枪决，临刑时题句云：“可爱的中华，我愿为你歌唱，我愿为你而死。”

　　虽然汪精卫逃脱了几次刺杀，但最终还是逃脱不了义士们的惩罚。1943年8月，汪精卫1935年遇刺时留在胸背部的子弹开始发挥作用，弹头的铅毒逐渐渗入脊椎骨髓，南京的日军陆军医院为他施行手术，不料病势不但未见减轻，反而加重了，则被送往日本治疗，终于在1944年11月10日命丧异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