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日记：晋商何以衰败

　　5月13日 晋中 晴

　　今天游晋中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虽然五一“黄金周”已过去多日，这些地方依然游人如织，摩肩接踵。但在这样的热闹中我看不到繁华，只看到了晋商衰败后的满目凄凉。“雕梁画栋今犹在，只是朱颜改”，岂止朱颜改，昔日豪宅已是一片破败景象了，尽管经过了费力的修缮。

　　随着电视剧《乔家大院》播出，晋商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成为山西着力打造的一张旅游王牌，山西方面也提出要组织力量研究晋商。研究什么呢？我想，如果只是研究晋商曾经如何辉煌，恐怕意义不大，重要的是研究其怎样衰败，为何衰败，为何晋商没有成长为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

　　中国自古重农抑商，晋商的出现似乎是逆这个潮流而动。晋商后来富可敌国，但在骨子里，他们推崇的到底是什么呢？从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我都强烈地感觉到，他们推崇的仍然只是读书科举，学而优则仕。在王家，书房有多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初中、高中，一应俱全。重视读书，决不是为了孩子长大后能够有经商的智力基础，在封建时代，读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参加科举，获取做官的资格。实际上，不仅是要他们的子孙，他们自己先就削尖脑袋钻进了这条胡同。王家先人在经商获得相当实力后，即刻捐官入了仕途。

　　乔家更是如此。乔致庸是“二品补用道”，分省候补，赏戴花翎；他的次子以二品道身候补，在乔家里官品最高；三子景俨先是三品，后晋升为二品，以道员分省候补；四子景侃为四品。有了官职也才有名正言顺的官宅。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说过：“花钱买官，为的是结识权贵，保障家财。”

　　20世纪左右，晋商结交官吏蔚成风气。比如“蔚盛长”结交庆亲王，“百川通”结交内阁学士张之洞，协同庆结交慈禧太后的亲信李莲英，志诚信结交两广总督叶铭琛，乔家大德通的经理高钰追随督抚赵尔巽，赵调到东北，高追随到东北，赵调回北京，高也同来，赵后来调到四川，高又跟到了四川，“大德通”几乎成了赵尔巽的账房。

　　官商勾结，或者以商附官，或者把商变官，从晋商的历史中，我看到的是一种畸形的商业发展图。这种情况的形成与晋商的个人品质无关，是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积淀而成，他们生长其中，如何能够脱离封建观念的藩篱。

　　官商勾结给晋商带来甜头，减少了交易成本，获得了官方强有力的庇护。但是它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当武昌炮响，清政府土崩瓦解之后，晋商的靠山轰然坍塌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辛亥革命后晋商衰败的命运就此注定。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实是万般皆下品，只有做官高，不能做官也要攀附官僚――传统中的这种观念最终害了晋商。中国没有生长起具有独立精神、一门心思专注“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这应该是中国终于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吧。（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