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栏目5月15日播出“肖启伟：八年举报医药回扣”节目，以下为节目实录：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欢迎走进《新闻会客厅》。在医疗行业当中，医生为了收取回扣，给病人多开药，开贵药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这种现象如果没有人出来举报，没有证据的话是很难查处的，前不久卫生部部长高强的办公室里，就来了这样一位举报医药回扣的医生。
这位痛斥医药回扣的人叫肖启伟，原来是四川省开江县人民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 今年三月，肖启伟的命运在一个月之内连续发生了“一落一起”两次巨大的转折，这两次转折虽然有着天壤之别，但原因都与同样的四个字密切关联，那就是“医药回扣”。
一年前，因为肖启伟长达八年的反医药回扣斗争，他所在四川省开江县人民医院一批与收受医药回扣相关的人员纷纷落马，伴随而来的却是肖启伟成为县城里被群体孤立的对象，甚至无法在原来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在自我怀疑甚至否定的心态之下，肖启伟被迫选择背井离乡远赴山东。
然而也是因为反“医药回扣”，曾经被看作县城异类的肖启伟又成了整个医药行业反医药回扣的楷模代表，今年3月25日，就在他刚刚到山东还不满一个月，肖启伟意外地接到了卫生部长高强的邀请，3月25日下午三点到六点，在卫生部长高强办公室里的三个小时，肖启伟经历的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促膝长谈。
主持人：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就是这位医生肖启伟先生，您好。
肖启伟：您好。
主持人：高强部长要了解医药回扣的问题，为什么想到了请您去呢？
肖启伟：因为我举报药品回扣的历史长达八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很长，同时也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全国的医生是两百多万，加上护士是六百多万，但是大家都知道药品回扣这个事，但是要公开站出来举报，据我所知，很少，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
主持人：关于什么的悲剧？
肖启伟：这么多医生集体收受回扣，医生不出来举报，这个我认为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悲剧，也是卫生行业的一个悲剧。要是大家都不举报，都是麻木的，我认为面对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都不吭声，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
主持人：从行政级别上讲，您是最基层的一位医生，高强是一位部长，从您现在的处境来说，是因为举报医药回扣，被迫远走他乡，在见到高部长之前，您对这次见面抱着什么希望吗？
肖启伟：见高部长，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我认为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听说见高部长，我心里很激动，我认为作为一个举报人，我没有这个职责去惩处，但是我有这个责任把卫生行业医药腐败的问题揭示出来，让卫生部长能够很清楚、很了解，便于处理这个事。
主持人：他在向您了解医药回扣方方面面问题的同时，关注了您个人的处境吗？
肖启伟：他一开始就做了肯定，他说肖医生，你坚持举报药品回扣长达八年，做得好，讲这么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一开始讲了这样一句话。
主持人：来自卫生部部长的这样一句肯定，对您的意义是什么？
肖启伟：这句话当时我就感到我这八年的工作，八年的举报，八年的遭遇，值，就这一个字，值。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肖启伟成为了开江县农村的一名“赤脚医生”，从医35年来，他边学习边实践，逐渐成为了四川省开江县人民医院外科医生中的骨干，并被任命为外一科主任。
如果没有后来的故事，肖启伟的后半辈子本应该在无数病人及家属的赞誉声中以无比坦然的心态度过的，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项隐蔽的经济收入开始慢慢改变了肖启伟和他同行们的心态，并最终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主持人：医疗行业医生收取医药回扣，在您的记忆当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您做了三十五年的医生，应该是见证了整个过程，对吗？
肖启伟：早在1993年左右，那个时候的回扣不叫回扣，叫优扣，你这个医院在我这个医药公司购买药品，我这个公司只给你这个医院提成20%到30%的优扣，这个优扣按照规定，应该是交给医院的财务，但是当时医院的院长，一般向医院财务上缴的优扣在10%以下。按照当时的行情，一般在30%以上，就是说20%的优扣被院长所侵吞，但是那个时候毕竟得优扣的人很少，就只有院长一个人，因此虽然是把药价提高了，但是老百姓还能够承受。1998年以后，这个现象就发生了改变，得回扣就不只是院长一个人，这个时候很多药贩子就直接进入到医院，跟医生直接见面，一个医院的药贩子至少在二十个以上，这个时候得回扣的人除了院长、分管院长、药剂科主任、药房工作人员、医生等等，人员就增加了，药品回扣药的品种增加了，这个时候的回扣就大量滋生，一年比一年厉害，一直到现在，这个回扣还没有消失。
主持人：回扣的这一部分钱是药品公司返还给医生的呢，还是说对病人来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全部是病人承担起来了？
肖启伟：一般这个药品进入到医院，大概有七个环节，一种药要经过七道关口才能进入到医院，这显然加重了药品的成本。
主持人：每一个环节都要加价钱上去，对吗？
肖启伟：每一个环节都要拿钱打通关节，这个成本显然是要病人来承担。
主持人：不是药品公司的让利，完全是加到药价里面，被病人承担了？
肖启伟：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种药的名字叫做康力舒针，康力舒，这个药在市面上卖的是七块、八块钱一支，在我们医院卖32.1元一支。
主持人：中间这个差价到哪儿去了？
肖启伟：中间就有一个暴利空间，这个暴利空间就使药贩子有这个利润去打通进入到医院这七个、八个环节，一个暴利空间。
主持人：我知道在当时您有一段时间也是收回扣的，拿您的经历来讲，工资是多少钱，整个一个月下来，回扣又能拿到多少钱？
肖启伟：我的工资表上，工资每个月也就是八百来块钱，加上奖金也就是一千五百元到两千元这个幅度，这是在我退休之前。要是在前几年，工资还要低，工资在回扣面前就显得很不重要了，就很低了。因为当时我虽然是科主任，我亲自管床的病人比较少，我亲自开的处方没有别人多。尽管是那样，我当时每一个月，我的回扣收入少则三五百元，多则两三千元。
主持人：多的时候比工资要多出来不少了，如果是门诊接待病人多的医生，肯定要比您这个数字还要高？
肖启伟：门诊医生比住院医生要少，住院医生的回扣要高，要是一个人管七八个病人，甚至十来个病人，特别是重病人，因为都是搞过度治疗，大处方，一个月的回扣是相当可观，一般来讲，一个月五千、六千甚至七千、八千，比较多。
主持人：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医生生活的改善？
肖启伟：回扣应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医生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特别是我们科室里有一位医生，在重庆进修，他回来给大家传递经验，他说重庆有一家大医院的一个进修生，进修了一年，回去以后用回扣买了一辆小车，很风光地开回去。当时我们都大吃一惊，我们好像还真是小巫见大巫，一个进修生进修一年，可以买一辆小车开回去，可想而知，那个医院的医生的回扣收入是多少。
主持人：大家是一种羡慕的心情在讨论这件事。
肖启伟：羡慕，一点没有什么羞辱感，羡慕，好像我们跟他们比不行，羡慕。而且也不回避，就是没有得回扣的护士在旁边，大家谈论这些问题都不回避，很公开，药贩子在科室发放回扣的时候，大家都不回避，很公开。
主持人：说起医药回扣，其实不仅仅是您那个医院里发生的情况，我们的《焦点访谈》节目在去年也报道了一个医院收取回扣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短片。
这是2005年4月初，记者在浙江省某医院拍到的画面。一连几天，记者都在这家医院里观察，看到有不少医药代表频频出入医院的各个科室，还将一些东西递给医生后悄悄离去。为了避人耳目，有的人还和医生一起进了另外的屋子里。据知情人介绍，这些医药代表都是赶来给医生结算上个月的药品回扣的。
4月7号上午，记者发现一位医药代表走进了内科的一个诊室，把一个信封交给了一位女医生，记者也随后跟了进去。
记者：“你是医药代表吧？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请你拿出来。”
虽不情愿，这位医药代表还是把信封放在了桌子上，记者发现信封上写着好几位医生的名字，信封里装是不是钱呢？正当记者准备拿出来看看时，这位医药代表突然上来抢信封。
经过记者做工作，他的手才松开，那个被撕烂的信封里掉出了钱，这时这位医药代表才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为了推销一种药而给医生的回扣。回扣的数额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主要是根据医生自报的开药数量和他们掌握的月总销量而定，这一天他总共带来了九位医生的回扣，给包括内科、中医科、老干部门诊在内的几个科室的医生发红包。
主持人：我们刚才看到这些画面，让人感觉触目惊心，在您的医院里面情况也是这样的吗？
肖启伟：很相像，很相似，只是说这个比医生自报的数字，我们那里不是这样的，每个月药贩子要到药房去统计，药房有他们的人为他统计，全院哪一个医生开了什么药，数量、回扣的单价、总金额是多少，然后写一张清单，然后把这个清单、钱放在信封里，交给医生。
主持人：医药代表和医院之间是密切配合，可以这样说吗？
肖启伟：密切配合，而且这些药贩子在医院里的行动是公开的，院长们都知道。
主持人：最早医院开始实行收回扣，您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态度？
肖启伟：应该说在1993年那一段时间，当年的优扣，也就是说回扣，当时像我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所受的教育，对当时所谓的优扣，虽然在当时法律知识很不强，但是我知道这是不义之财。
主持人：后来从优扣变成回扣，这个回扣直接到医生手里的时候，院长有没有跟大家交代过这个情况，大家应该怎么对待？
肖启伟：1998年以后，我们新的院长就到了我们医院，当时他开中层干部会议，他给我们讲，知识分子待遇很低，我们想了一个办法，搞一点药品回扣，目的是提高广大知识分子的待遇。当时他这番讲话，我认为合情合理，我认为很有道理，当时好像一下我就接受了，我认为这是对的，而且我当时被院长提为科主任，院长也经常给我们讲，作为科主任，要跟院长在政治上，在工作上保持高度一致，我也用一种感恩的心态去工作，也就很自觉地，在科室和大家一起开回扣药，也心安理得地拿回扣。
1997年到2005年，肖启伟开始了对医院药品回扣八年的举报之路，而这八年，生活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主持人：您开回扣药拿回扣，多长时间之后觉得这样做这件事情不对头？
肖启伟：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就曾经在拿回扣，这样一种比较兴奋、比较高兴的时光，但是经过了两年以后，2001年我就发现，病人反应比较强烈，因为我们的病人大部分是农村病人，我本身也是来自于农村，我对农民有一种天生的、与生俱来的同情心，他们来看病是通过卖猪、卖羊、卖牛、卖粮食来治病，可是卖一头猪往往不够一张处方就用光了，老百姓就骂医院，说县医院敲竹杠，甚至认为县医院就是高价药的代名词，反应很强烈。而且我们开的处方，大量的处方外流，他不在我们医院拿药，这个事我很反感。因为我们不想让人们在外边自己去买药，随意去买药，因为我们的处方包括了医生的劳动成果，包括了医生的技术，他的含金量，他不是这个药品价格所衡量的，我们的处方外流，那就是说我们医生纯粹是在为外面的药房，为他人做嫁衣裳。当时我认为，从我们医生自身来讲也很不划算，再就是我们的门诊病人大量减少。过去我们医院的门诊一天大概有三四百人次，这个回扣药这样一搞，医院的门诊量就是一百人次左右，门诊人次大量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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