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心眼里尊敬你”

　　通过这些调研，王维平不但搞清楚了北京垃圾回收的全部过程和内幕，还和这些以捡垃圾为生的人交上了朋友。他渐渐搞清了北京的拾荒族群体有13个，并和这些“帮主”都熟识了。“丐帮”对王维平的称呼是大哥，对此，王维平似乎觉得颇为欣慰。“为什么叫大哥？他尊敬你，打心眼里尊敬你。”

　　在报告中他提出，都市“拾荒族”不应当是游离于政府视野之外的、不被社会关注的群体，不能让这个产业无序地蔓延，应当让垃圾回收成为一个在政府引导和社会关注之下的兴利除弊的过程。报告一出，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政府也因此开始行动。

　　王维平成为国内对垃圾回收及相关产业链进行调研的第一人。

　　“为什么轰动？没有人认真系统地对这个群体进行过调查研究，也没有对他们做一个实事求是、公正的评价，甚至国外都见不到这样的文章。我做了。”

　　“有时他们比博士更聪明” 除了实践，王维平还想让博士们也尝尝吃苦是什么滋味。

　　“我要让他们受苦，要让他们在垃圾场上体会最恶劣的生存条件。他们就会知道，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博士与捡垃圾的民工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分，而且在生存面前，被我们所忽视的捡垃圾的人却要比博士聪明得多。”

　　王维平举了个例子：在他搞垃圾调研的时候发现，“丐帮”对垃圾分类的熟悉程度简直惊人。“用手一摸，这个是聚丙的，扔这边；再一摸，这个是聚酯的，扔那边。”他为此感叹，“博士再聪明，你能摸出来吗？”

　　他举例说，一种巨型轮胎，买一条需要22万元，翻新一条才2000元钱，和新的一样用。

　　王维平给记者展示了六部委新近发的文件，文件显示，废旧轮胎回收再利用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发展的行业，而相关的部分企业则被列入重点企业名单。

　　根据王维平的说法，“这一行业及相关企业将从此迎来一番新天地”。

　　“不能说我是对此进行调研的第一人，但使它上升高度，引起行业政策调整，我是第一人。”王维平说。

　　黑色污染提示紧迫性

　　王维平跟踪废旧轮胎的事有三年半的时间了。至于为什么盯上了废旧轮胎，王维平用一串数字说明了这是一件多么紧迫的事情。“在我们国家，生胶70%依赖进口。2002年一吨橡胶价值8000元钱，现在一吨橡胶的价钱是两万三。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橡胶消耗国、世界第一大橡胶进口国。而且，现在各地都在发展汽车工业，光北京市一年产生的废轮胎就是300万条，全国呢，一年产生的废轮胎大约是1.4亿条。”

　　“这些废轮胎都跑哪去了？都成了黑色污染。在堆积如山的轮胎堆，夏天太阳一暴晒，达到82摄氏度，这些东西自己就烧起来了，咕嘟咕嘟冒黑烟。即使不燃烧，它们自己也会老化，老化的过程中会释放出很多有毒有害的东西。”王维平认为，废旧轮胎问题关系着国家的资源战略。

　　“100多个企业都来找我”

　　这次调研，王维平改变了方法，他联系到行业协会并得到了企业的支持。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一切一帆风顺。王维平记得自己刚去福建三明一个再生胶厂调研时候的情景。“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沟沟里的小企业。我去的时候甚至连他们的县委书记都不支持。”

　　王维平苦口婆心地劝说，又让他们申报国家的专项资金。后来，这个企业评上了全国循环经济示范企业，短短的两三年内从一个山沟沟里的芝麻大的小企业变成了拥有亿万资产的国内驰名的企业。“行业协会里一下子传开了，有100多个企业都来找我。”

　　2000元=22万元 在全国，类似的厂子王维平跑了几十个。他见到了各种各样的轮胎，让一个个窝在角落里看不到未来的小厂子感觉到前途光明。

　　怀柔有个巨型轮胎翻新厂，这里的大轮胎是专门用在矿山机械上的，直径4米，重4吨。这种轮胎国内不能生产，都是从俄罗斯、加拿大买，买一条轮胎需要22万元，而平均寿命只有半年。

　　“这么大的轮胎，4吨，半年就完了？可惜不可惜呀？可是翻新一条轮胎的成本才2000元钱，和新的一样用。”王维平去了，帮助这个厂子申请国家政策、跑客户，厂子又活了。现在，他又盯上旧家电和电子垃圾，并有初步成果

　　王维平跟踪的第三件事是废旧家电和电子垃圾。和最初做垃圾回收的调研一样，他还是利用节假日，跑到北京周边回收旧家电和电子垃圾的集散地去，看这些北京人眼里的废物怎样一步步化整机为零件、从北京到外地。

　　现在，王维平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调研结果。他能非常具体地告诉你北京市周围有东小口、旧宫、大兴、新发地、石景山北、八里桥等六个大型集散地，主要回收物是电视、电脑、冰箱、洗衣机、空调、饮水机。

　　“都是河南人在运作，非常专业化，比方一个厂子就收废电视，别的不收。一般是家庭式的，假如一家有三口，一个人上城里收，用平板三轮运到集散地，另外两个人在集散地想办法加工，然后卖。”

　　王维平第一次走进这些集散地是由回收的人带去的。他担心人家不信任，花了点心思，费了点口舌，终于和对方交上了朋友。“把我带去一看，街面上没有，街里边才有，一千多个摊啊。”

　　至今，王维平在去的时候还是会十分留心，他说，这活一般的教授们干不了。“你一下来人家就瞄上你了，琢磨你，是公安？是记者？还是买东西？一看你旁边有熟人，放心了。那你也要说一声‘哥们儿帮我看着点车’。否则，你一进去，出来一看，车轱辘没了。”

　　就是这样，王维平亲眼看到了回收以后的旧家电和电子垃圾怎样走上了流水线。“先洗，洗得非常干净，像新的一样。然后修，其中90%都能修，甚至连线路板坏了都能修，修完了再往河北、山西卖。实在不能修的不到10%，怎么办？拆了，什么显像管、保温板全都能卖。”

　　现在，王维平还在继续跟踪调研，报告尚未出炉，但这六大集散地他已经去了“无数趟”。(本版文/ 本报记者刘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