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越剧新生活

　　社会文化的主流已经不在越剧。不管出台什么政策，都不能改变这个现实。

　　撰稿／汪 伟（记者）

　　一

　　杜玉琴的前半生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位1926年出生的嵊州市越剧团第一任团长，出生在嵊县城关镇，一家三代都是戏迷。幼年的杜玉琴，在嵊县城隍庙看戏看得入迷，一心想要去学唱戏；可惜祖父以做戏名声不好为由，坚决不允。1938年，杜玉琴12岁，日本人打进来了，学戏的机会也来了。

　　“家里想让我逃难，但是我家在乡下没有亲戚。家人想让我找个落脚的地方，就把我送到广利乡石楼堆去学唱戏去了”，杜玉琴说。大时代改变了小人物的一生，“学了两个月，师傅就让我上台跑龙套。没戏的时候，就在舞台背后看别人演，这就是学戏。”

　　终于演上了戏，杜玉琴随戏班去过很多地方。上虞、绍兴、南京，都去过了。她的目标却简单而明确：去上海。唱越剧要成角，就要去上海，杜玉琴学戏的时候，这已经成了吴越一带越剧演员的传统。1947年，她终于到了上海。可惜，上海的越剧正是百花齐放的鼎盛时期，要站稳脚跟，已经难而又难，遑论成名成家：在南京，杜玉琴是二级花旦；如果到上海，就变成了三级花旦。上海变得有点进退两难，她也并没有在上海落脚生根。1949年解放军渡长江的时候，杜玉琴正在南京演戏。到处乱得不得了。戏班一路南逃，先是逃到上海，然后又逃到嘉兴。等杜玉琴前脚到嘉兴，嘉兴后脚就解放了。于是她又辗转到台州黄岩，去投奔了一个做戏班老板的姑父。

　　战争连续不断，浙江的演出市场已经大不如前，刚解放的时候，演一场戏的报酬甚至低到只有两个鸡蛋。

　　1951年，时局已经稳定，杜玉琴怀孕到嵊县老家生孩子。嵊县正在组建越剧团，文化馆的人找到她，希望她能够到越剧团去。

　　筹备剧团，主事的人的想法是先确定一生一旦。杜玉琴就是那个预想中的“旦”。“进剧团就有机会到上海去演出”，杜玉琴动了心，她还抱着一个没有下文的“上海梦”：“唱越剧的，一定要去上海，不然就出不了名，成不了名角。”她决定留下来，开始一种新生活。

　　二

　　1951年，嵊县越剧团成立。成立之初，全团二三十个演员，各自挑一卷铺盖，从嵊县四下赶到县城，立刻紧锣密鼓开始了排戏。第一出戏不是《梁祝》、《碧玉簪》，也不是《红楼梦》、《祥林嫂》，而是一出鼓励参军的新戏：《光荣花》。

　　“刚解放，演员都很苦。来嵊县的时候，一人挑着一担铺盖，手上一点余钱都没有。”杜玉琴想了想，又强调说，“非常困难，男演员没有钱买烟，女演员连草纸都买不起。”

　　然而，经济困难似乎并没有阻挡新生活的热情。剧团走的不是杜玉琴熟悉的演出模式，它仿佛又从越剧时代退回到了小歌班甚至落地唱书时代。剧团演出了很多路头戏，许多戏在田间地头现编现演。一边演新戏，一边改造老戏。越剧界普遍实行了“三改”：“改制”，废除老板制，建立剧团；“改人”，提高政治思想、文化、业务水平，树立为人民演戏的人生观；“改戏”：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净化舞台。1956年到1957年两年，嵊县越剧团分成两队，上半年在县外巡演，下半年在县内到偏远老根据地慰问演出。演出的时候演员自带铺盖，当地群众老早来接——这是杜玉琴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演员和观众的关系。

　　1958年，嵊县越剧团被评为省先进。荣誉背后是繁重的演出任务，团里每周都要排新剧。专门有人去上海杭州等地方淘剧本。每个星期六新戏排演，杜玉琴读过初小，又是剧团团长，学戏排戏不能落在人后，每天夜里睡觉，嘴里还在念念有词地背剧本。

　　担任越剧团团长后，杜玉琴排得最多的是运动戏。中央发起一项运动，剧团立刻就要排戏为运动做宣传。演出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有上百场，最繁忙的时候，演员需要从早演到晚。

　　剧团本身也在运动的漩涡之中。1958年，整风运动开始，团里主要的小生演员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但是戏多人少，这位小生演员扫街之余，仍旧需要上台，和杜玉琴搭档演出革命形象。1966年，“文革”开始，演员夺权，杜玉琴被勒令靠边站，造反派不时过来提审。每逢提审，三张桌子成“品”字型摆定，舞台用的道具灯打开：造反派的脸上打红灯，杜玉琴脸上打绿灯。红彤彤的造反派一声令下：老实交代……

　　再后来，杜玉琴被关进了牛棚。劳动改造一年多后，1969年，她彻底离开了剧团，被安排到嵊县烟糖公司，工资从每月79．5元，变成了34元。20年，她梦想的新生活，结束了。她几乎彻底离开了带给她梦想、荣耀和痛苦回忆的越剧舞台。

　　三

　　杜玉琴的新生活结束35年后，朱杭灿的新生活开始了。这个中年人曾经是一位成绩很好的教师，2004年，他被调往越剧学校做校长之前，对越剧的历史和现状并不熟知。这所专门教授越剧的学校前身是是嵊县越剧之家，筹建时间早在1950年，几乎与越剧团的筹建同时。1950年代嵊县政府筹建这样一个机构，一方面是为了给在外地回乡的越剧名角作为落脚的地方，也为了给全国各地方剧团演员提供一个培训场所。

　　越剧在1950年代和1980年代，曾经历两个兴盛期。1950年代，越剧达到兴盛的顶峰，全国各地蜂拥而上办越剧团，几年后，越剧学校挂牌招生，为各地剧团培养了大量演员；“文革”中，艺校停招。到1980年代，艺术学校随地方越剧团焕发出一轮新的热潮，可惜，好景不长，这一轮热潮很快衰落。全国范围内越剧演员大量流失，挂牌子的剧团只剩下20多家，有正常演出的剧团，一度萎缩到10家左右。

　　1996年，嵊州市政府有意在嵊州越剧团之外，再成立一个越剧演出团体，遂将越剧之家改成一所三年制的艺校，从当年的小学毕业生中招收一批学员，准备经过6年教学后，充实到剧团作为演员。然而，学生招来后，成立新剧团的动议不了了之，艺校的生存定位问题，变成了一个难了之局。

　　直到2003年，艺校在停招7年后，才又重新招生。2006年毕业的这批学生，被人称作越剧“百年班”，就业情况似乎出乎意料的好，这多少冲淡了对这所学校未来的忧思。朱杭灿甚至乐观地说，他遇上了越剧发展的好时候——对很多业内人士来说，戏曲持续低迷，他的这个判断，未免太乐观了一点——然而，他的理由是，浙江的民营剧团全面发展，为艺校学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就业空间。

　　“现在嵊州对市越剧团的扶持是1：1，与此同时，民营剧团没有一分钱扶持，养活了那么多人，这个现象值得思考。”朱杭灿说，“我捕捉到一点，文化体制改革，就是不存在编制，大家都是合同工。”

　　90年前，白玉梅这样的嵊县艺人，生活艰辛也充满野心勃勃的梦；60年前，杜玉琴这样的嵊县女子，颠沛流离也充满百折不挠的梦。这个梦的终点只有一个：大城市、大舞台。兼业农民自办自演的民营剧团延续了100年前嵊州艺人的传统，有人说，这不能代表越剧发展的方向，也有人说，越剧的未来还是要取决于城市。或许，多数人不愿想象也难以接受，以华美婉约著称的越剧，会再从殿堂重新回到了打谷场上。

　　但朱杭灿——这个全国唯一的越剧学校的校长，既非演员也非票友，更不是越剧研究专家——对他来说，越剧的生存与实用而非梦想连得更紧。

　　“一个剧种要生存，首先要有人学，有人看”，他不紧不慢地说，“社会文化的主流已经不在越剧。越剧的市场有地域性，但即使在嵊州，爱好者也大都是中老年人。这不是哪个地方哪个部门就能解决的。不管出台什么政策，都难以改变这个现实。”

　　不少民营剧团对越剧“百年班”的学生表现出浓厚兴趣，虽然没有一个学生愿意到民营剧团工作，却触发了朱杭灿另一番想法：“学生有差距，好的学生专业团会抢着要，但真正的好苗子，能成明星的，一年能有一个已经不得了了。大多数，我看今后还是会走向民营剧团。”

　　在嵊州市的十一五规划中，越剧艺术学校要发展成以越剧为主的艺术类大专院校。朱杭灿甚至想到，所有的国有剧团总有饱和的一天，如果没有民营剧团，没有浙江各地听戏的农民，那时候，学校的学生该往何处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