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开的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刑侦局局长何挺透露：2005年公安机关命案侦破率已达89.6％，我国侦破命案的能力和水平，已接近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家，超过了英国（87％）、法国（81％）、加拿大（78％）、美国（63％）等国家。（《新京报》5月17日）

　　命案侦破率达到89.6％，这确实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正如何挺局长所言，这是百万公安民警用汗水、鲜血换来的。从中，能看出公安机关刑侦能力在增强，全国社会治安形势在进一步改善。但是，如果据此断定我国“侦破命案的能力与水平”已接近日、韩等国，超过英、美等国，有简单化之嫌，值得商榷。

　　因为，“破案率”与“侦破能力和水平”并非同一概念。前者看重的是数字和结果，而后者还必须考虑方法和过程。现代社会，衡量警方侦破能力、侦破水平的高低，不能只看破案数或破案率，更须考量侦查的科技化、法治化水平。而这两点，恰是我国侦查工作的薄弱之处。

　　就侦查科技化而言，虽然近年来我国刑侦技术有了长足发展，但由于受思维观念、人员素质、财政经费等制约，侦查的科技含量并不高。截至2003年，全国刑事犯罪案件现场勘查率仅为30％，现场指纹提取率仅为10％，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再就侦查法治化而言，上述日、韩、英、美等国，早已实现了侦查程序法治化，侦查权受到检察权、司法权的严格约束，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讯问时律师在场权、羁押期间自由会见律师权等诉讼权利。而在我国，公安机关几乎拥有全部强制侦查权，犯罪嫌疑人至今负有如实供述的义务，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也受到严格限制，侦查法治化程度、人权保障水平与上述各国还有差距。

　　而且，从实践看，客观地讲，我国目前较高的命案侦破率，主要依赖强制侦查权的大量运用，行政压力背景下对人、财、物等侦查资源的倾斜性投入，及对犯罪嫌疑人权利限制等来实现的。其中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如过分追口供，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车轮战、疲劳战等变相刑讯逼供屡禁不止；侦查讯问的封闭性和强制性，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庭审阶段翻供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所以，89.6％的命案侦破率，并不代表目前的刑侦水平已经很高。

　　因而，在命案侦破问题上，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而不能片面追求破案率。现代侦查已发展为科技侦查、法治侦查，要真正实现我国侦查破案能力和水平的新跨越，公安机关尚需在推进侦查科技化、法治化方面下一番大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