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禹作敏
1989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禹作敏的文章《十年改革
十年巨变》。这一年大邱庄宣告成为中国农村首富村、第一个亿元村，禹作敏则成为改革开放第一代农民企业家的典型代表。
大邱庄原是天津静海县蔡公庄乡的一块盐碱地，禹作敏试图在这块盐碱地上构建他的乌托邦。
1992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25亿元，人均年收入高达2.6万元，创造了改革13年，产值翻了13番的骄人业绩。 但大邱庄的村民在享受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丧失了部分自由。在那里，禹作敏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维持着绝对的秩序。
大邱庄的超常创举和禹作敏的传奇经历，延续着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梦想。禹作敏的大红大紫和大悲大戚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留给我们的是现成的教训：经济繁荣和政治自由的长期实现，依靠的从来不是人治，而是制度和法治。
1993年8月27日，63岁的禹作敏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99年，保外就医时病逝。
1990
凯丽 人人都爱刘慧芳
《渴望》热播后的那两三年，她成了另一个人……她不得不全天候贤惠、不恼不怒、逆来顺受，把似有若无欲说还休的哀愁轻锁眉间，还得，虚弱地笑
-本刊记者 李宗陶
上世纪80年代末，一个不怎么抢眼的女子，端着肩膀走在北京的煤矿文工团，恬静、温良。经过楼梯间的时候，遇到一个导演。导演本是冲着另一个预定好的演员来的，但无意中另有发现，他在3秒钟内认定，眼前这女子天生该叫，刘慧芳。
1990年播出的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继《大西洋底来的人》和《霍元甲》之后，制造了第一轮本土电视剧集引发的万人空巷，也将第一代中国电视明星推向前台。凯丽从此背负一个箴言：好人一生平安。
吉林人张凯丽感觉到来自刘慧芳的压力，这压力眼看着演变为一次广泛的群众性自发行为。凯丽曾有绰号“大胖”、“大侠”——她16岁被部队选中，在军事博物馆当解说员。新兵入伍，下连队锻炼，一顿能吃五六个大肉包，体重很快升到130斤，成了“大胖”；她性格爽快、敢作敢为、好打抱不平，是个“大侠”。《渴望》热播后的那两三年，她成了另一个人，刘慧芳。走到哪儿，陌生人都特别热情地招呼她慧芳；坐飞机的时候，一机舱的人管她要签名；坐出租车，司机一路跟她聊个没完，有手机的抄起电话打回家，让全家人挨个儿跟慧芳姐说两句……她不得不全天候贤惠、不恼不怒、逆来顺受，把似有若无欲说还休的哀愁轻锁眉间，还得，虚弱地笑。
那时候明星没有经纪人，观众的热情、媒体的追逐、大大小小的见面会，都得自己扛着。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对出名自有一份谨慎，无形中为凯丽增加了一些自律的压力。
凯丽分析过，自己跟慧芳交会在善良真诚、不太好意思说“不”上。至于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她的性格是不大能够呼应的。但大伙都望着她，期待她一路慧芳下去，成为普天之下女儿、媳妇、妻子和母亲的典范，而忘记了她本是个演员，有塑造其他角色的功能和义务。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一个显在的社会转型期，在改革开放的加速度里，人们一面开始奔跑，一面若有所失。偶尔停下来，回头望望，啊，传统多么美好，真善美多么美好，携带妇德的女性多么美好。所以，当凯丽以一个极度“真诚、善良、隐忍”的女人形象、一个艺术形象照亮现世，众人久远的记忆被唤醒了，一个周身闪耀圣洁光环的偶像诞生了，用以填补现实的稀罕。
在这场水到渠成的集体怀旧里，凯丽有点疲惫。从这个意义上，她还是很慧芳的，她被推到众人心目中理想女人的位置上，不好意思说“不”。1993-1997年间，她只接过很少的戏，以淡与静应对那些炽热的崇拜、暗涌的压力和私人生活中的变故，她始终低调。
1998年后，凯丽一直在中央实验话剧团，一级演员。她演《清宫外史》中的慈禧，《无辜的罪人》中的克鲁齐宁娜，《仲夏夜之梦》中的赫米角，《日出》中的陈白露，《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女兵冉尼娅，还有《香香的辣辣的》、《下岗了，别趴下》中的女主角。她还因主演加拿大剧作家考琳·魏格纳的《纪念碑》拿到了第18届戏剧梅花奖，她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放歌也很值得一听。这些，大伙都不太知道了。
十多年后，当凯丽因先锋话剧《纪念碑》出现在上海戏剧学院小剧场时，人群里有人低低叫出：“啊，她好洋气！”这时的凯丽，已不再是核心与焦点，终于可以让本色荡漾开来，平淡，自然。
十多年后，在央视《艺术人生》栏目对20多万观众进行的调查问卷中，依然有91.3%的观众喜欢刘慧芳。只是随着时间流逝，这两个女人渐行渐远，各归其位了。
凯丽在常州片场跟记者通了电话，她不想再谈慧芳，并不等于她受了什么委屈，只是“那是很久远的事了”。她对一茬茬涌现的偶像也不作置评，批评和赞美都没有意思。她只想守着丈夫和8岁的女儿可可，在北京那套200平米的跨层公寓房里平平安安过日子，偶尔坐在钢琴前面弹一曲，一抬头，可以看见四字隶书：室静兰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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