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的了解之旅

　　务实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密。尽管三天的日程不足以使默克尔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但是毕竟这个了解之旅开始了。德国联邦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Ruprecht Polenz称，默克尔这次决定去了解“中国的世界角色”。

　　在去年德国大选之后，各方对中德关系的普遍关注点在于，德国对华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因为默克尔与施罗德的确有着不同：默克尔与美国关系不浅，并在当选之后两度访美，各方都认为这是为了修补施罗德时期因伊拉克战争而与美国存有裂痕的关系。默克尔远不及施罗德对中国的了解，施罗德当政时曾六度访华，而且中德合作甚至已从大城市转向了中国西部大开发。

　　一种比较流于表面的观点认为，德国新政府微调了外交政策，主要在于修补美德关系，因而可能会影响中德关系的温度。

　　其实，与其说德国会调整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不如说德国的外交政策将变得更加有弹性，而且德国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不会减弱。

　　首先，中德贸易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而且一以贯之的发展良好的中德贸易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连续性。从默克尔这次的访华能够略见一斑。胡锦涛主席去年11月出访英德等国时，曾提出中德要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而这次默克尔41人的访华代表团中，德国重量级的商界人士有很大比例。5月22日中德双方签署了19份双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铁路货运合作，技术、财政、通信、能源、文化、生命科学研究等合作协议，以及中德纺织业知识产权保护谅解备忘录，等等。这足以说明，在两国关系的“篮子”中，经济合作交往的权重是不会降低的。

　　而且，如果回望一下德国在二战后的繁荣路径，可以更加肯定，德国发展向来以务实为上，德国外交的很大特征来自于其内政，而且二战后依靠欧洲联合的路线也成为其现实外交的一项重要传统，其外交并非是主要受一些第三方国家（如美国）的因素影响。这也印证了列宁那句著名的论断——“外交是内政的延续”。20世纪50－60年代，战后的德国需要恢复一种正常国家的地位，于是德国一直致力于寻求共同体的支持，当时联邦德国联邦议院于1950年通过了一项主张欧洲联合的决议，建立超国家联盟机构。在当时美苏争霸的前提下，德国的考虑是通过共同体来实现自身利益与安全。这就形成了一种一些学者所称的“三明治”模式，即：国家夹在共同体和地区行为体之间（包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洲委员会、欧盟等组织）。

　　事实证明，德国通过一体化中获得了巨大收益，又成功地将战后对德国的约束转化为对所有欧盟国家的约束。这种路线就是坚定地依靠欧洲联合，并非像英国那样，对欧洲大陆若即若离而经常靠近美国。

　　在欧盟站稳脚跟之后，德国开始了与世界的交往，这种交往不只是通过欧盟，也不仅局限于与欧盟国家的交往，因为发展的德国需要更大的国际市场。在单个国家利益与欧洲大陆之间，“三明治”模式也表现出一些更加务实的特征，中德关系便是一例。尽管中欧纺织品曾经一度弥漫硝烟，尽管最近欧盟对中国鞋类产品征收了带有贸易保护色彩的反倾销税。但是中国与德国的关系从未因为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而中断过。2005年中德双边贸易额约达到632亿美元，估计占中国与欧盟贸易总额的1/3，德国是中国在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当然，默克尔这次带来的不仅是经贸问题，同时还有伊朗核问题的磋商。有人担心，这种默克尔身上附着的美国因素，会对中德关系产生影响。但是，同样的道理，具有“三明治”模式特征的德国，依然是欧洲的德国，其对重大国际政治问题的立场并不可能与欧盟完全脱节，事实上，欧盟正在寻求胶着的伊朗核问题的解决方式，他们也充分意识到，如今世界在国际重大危机管理和突发事件的应对上，中国的参与非常重要，所以作为欧盟核心国家的德国与中国探讨伊朗核问题的相关事宜，也并不奇怪。

　　德国的外交政策将变得更加弹性。德国作为欧盟的核心国家，并且作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它不可避免地会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持有一定立场，但是同时它也要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前者有时会为后者带来一些参与博弈的砝码，但是砝码毕竟不是目标，它最终希望实现的目标仍是关乎其国家兴旺与国民福利的经济利益。而这种外交政策的弹性也曾明显地表现在澳大利亚身上，尽管澳日美联盟处于高温，但这并不妨碍澳大利亚与中国密切的贸易往来。

　　事实上，各国对全球化的感悟可能并不相同，但是应对全球化的方式存在着一些惊人的共通之处，表面的冠冕词藻与感情化指责或许会不绝于耳，但是现实中的理性选择并不会中断。比如，尽管美国国内从未停止过遏制中国的声音，但是美国财务部仍未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更何况是务实的德国人，德国人很早就深谙合作的精髓与意义，18世纪德国启蒙文学家席勒曾说过：“每个人都可以给予另一个人所缺少的东西，并从对方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也许正是现今世界国家间合作关系的一个典型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