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党史博览】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和援助。许多国家的志愿者毅然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其中有一支1939年来到中国的国际援华医疗队，在他们当中，有三名来自罗马尼亚的医务工作者，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以至生命。

　　一个叫杨库（Iancu David，中国人都习惯于叫他的中国名字杨固）；另一个叫柯列然（Clejan Bucur，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提供的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名单把他的名字拼成Y.Kranzdorf），是皮肤病科医生。二人都是罗马尼亚共产党党员，是罗马尼亚共产党派来的。还有一个是柯列然的妻子柯兰芝。

　　1939年6月，杨固等4名志愿者医生先期前往英国伦敦，接收国际援华医药会等许多进步组织在英国等地募捐的一大批重要的医疗卫生物资。8月，他们带着这些物资，从利物浦港乘货轮抵达法国的马赛港，医疗队的其他成员在这里登船，一起前往中国。

　　9月13日，医疗队抵达香港，受到了宋庆龄、中共驻香港的代表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当地的报纸称他们是“西班牙大夫”。美国著名战地记者史沫特莱解释说：“因为他们使用西班牙语作为他们之间的混合通用语言，而且，因为他们都曾在西班牙的共和部队中工作过。”所以，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给他们的身份证件，在国籍栏里都写着“西班牙”。后来，这支医疗队及其成员便以“西班牙大夫”的名义闻名中国的抗日战场。

　　医疗队很快与中共的代表建立了联系。医疗队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各国的共产党员，一心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区去工作，虽然那里更艰苦，但是国民政府不允许他们去。宋庆龄便介绍他们到总部设在贵阳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去工作。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设在贵阳东郊的图云关，距贵阳约2．5公里。救护总队的队部约有1000多人，绝大部分人是年轻的志愿者，在简陋的棚屋里工作和生活。总队长林可胜博士首先安排这些国际友人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国情和习俗，适应气候。这些国际友人都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如杨库的中国名字叫杨固，柯列然的中国名字叫柯让道。医疗队中的共产党员编成两个小组，以便与中共保持联系。

　　由于这些国际友人一再请求尽快到前线工作，大约3个月后，即1940年初，由18名医生和中国的救护队队员共同组成许多医疗队，分别前往不同的战区工作。杨固和柯列然分别先后在湖南、广东、江西、广西、湖北、云南和四川等地的抗日部队的军、师一级的战地医院工作过。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对所在部队和驻地附近平民的伤病员进行救治，一是协助创办军医院和卫生学校，提高所在部队的医疗水平。

　　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恶劣的。接近前线的道路几乎都被破坏了，因而多数时间里，他们只能主要依靠步行，携带着医疗用品，跋山涉水，一连十几天穿过崇山峻岭，甚至是人迹罕至的地区，到达一个部队的医院。他们经常饿着肚子走路，因为沿途百姓的生活水平太低，加上战争的破坏，很难找到足够的食物。

　　他们的工作条件更是恶劣。部队缺医少药，许多医官的水平实际上还不如一些老护士。一些师级战斗单位连一个具备起码条件的伤病员收容救治机构都没有，甚至连病房都没有，伤病员往往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死亡率极高。部队的卫生条件和卫生习惯也较差，恶性传染病时有发生，非战斗减员甚至超过了战斗减员。杨固大夫在江西前线曾亲眼看到，三十军（原是川军）的许多伤员躺在院子里，身上落了一层雪，有些人已被冻伤，有些人则一个星期没有换药了，有些伤员甚至根本就没有得到护理，至于对伤员的食品供应更无保障。救护队每到一地，往往要就地立即开始实施救治，而且经常是夜以继日。直到30年后，当他们回忆起这些艰苦的经历时，仍然历历在目。

　　同时，他们还要克服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等困难。早在来中国的轮船上，两位罗马尼亚医生就开始学习中文了，在贵阳他们又接受了短期中文培训，但是对他们来说，在几乎没有人懂得欧洲的语言和文化的中国野战部队里生活、工作，语言的障碍仍然是非常巨大的。然而他们认为，跟要在这样的条件下与侵略者进行殊死战斗的士兵们比起来，他们的这些困难还算不了什么。

　　在他们看来，最大的困难是在于如何获得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各级官员的理解和支持。国民党军队中的两个现象给他们以深刻印象：一是军官赌博成风。二是视士兵的生命如草芥，轻视部队的医疗工作。许多军官对于他们关于改善部队医疗卫生条件的建议和疾呼反应冷淡，甚至敌视。一些官员甚至怀疑他们是共产党的特务，不欢迎他们的到来，干涉他们的工作，还要限制他们的活动自由，这使他们很无奈，很苦恼。

　　皖南事变发生后，对国民党军的表现忍无可忍的杨固大夫和另外两名国际友人冲破重重障碍，到重庆去见周恩来，一为汇报工作，二是再次要求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工作。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今天的工作岗位能够影响国民党士兵抗日，这不是很重要吗？我现在不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吗？杨固仍有些想不通，又给罗马尼亚党组织写信，希望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愿望。罗马尼亚党组织回信要他坚决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办。再次见到周恩来时，杨固愉快地表示，他将立即返回单位坚持工作。周恩来便指派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王炳南跟他们保持联系。

　　在抗日前线，两名罗马尼亚医生和其他国际志愿者一道，与中国同行一起吃糙米饭就咸菜，一起住棚屋，一起建设医疗站，一起救治伤病员。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指导下，他们首先在各自所在的部队帮助改善现有的医疗条件，在还没有医疗机构的部队创建医院和医疗站。他们在士兵的帮助下，利用在中国南方到处都有的竹子和庄稼的秸秆打造简易病房和病床，装备上他们带来的医疗物资，很快就使所在部队建立起有足够规模的师级医院，能实施较大的手术。虽然1941年以后正面战场战役渐少，但日军飞机经常进行空袭，每当这时，他们都要连续几昼夜救治大批伤员，确保不再发生伤员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的事。

　　当时部队中时有疟疾、回归热、痢疾等恶性传染病流行。他们和中国医护人员一样，冒着被传染的危险进行治疗。柯列然就曾两次因此染上了回归热，幸而他都很快痊愈了。各类皮肤寄生虫，虽然不会致命，却影响面极大，药物又极其有限，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经过多次试验，中罗两国医护人员共同找到了有效和可行的办法，他们用带来的硫磺与石灰按一定比例制成药膏，疥疮患者经过几天涂抹后就可以痊愈。几年里，他们用这个办法治好了4万多个疥疮病人。这种方法被推广到所有由志愿者医生率领的医疗队。

　　在实施战地救护的同时，他们又多方筹措资金，建立了师卫生学校，在每个团挑选一些识字的士兵和军官，进行卫生保健的教育和培训。他们亲自编写教材、制作教具并授课。这些学员所受到的培训在救护队后来的救治工作中帮了大忙，也为提高中国军队的医疗水平作出了贡献。

　　他们辛勤和有效的工作，不但大大降低了部队的死亡率和非战斗减员数量，还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高级军官逐步转变了对部队医疗卫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和对救护队的态度，跟救护队达成了可以独立地开展工作的协议。

　　柯列然在湖南工作了半年后，由于表现出色，又被派到离前线更近、条件更艰苦的湖北的一个师级医院工作。在中国期间，柯列然经常与在家中的妻子柯兰芝（罗共党员）通信，使她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军民恶劣的医疗卫生条件。这反而促使她决心来中国，与丈夫和其他外国志愿者一道，支援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帮助救治中国的伤病员。

　　1941年6月，柯兰芝踏上了正在流血的中国土地，在图云关与丈夫团聚。由于在国内受过卫生保健的培训，经与中国红十字会联系，她和柯列然都被分派到粤北乐昌的一所军医院工作，她在那里当护士。这里虽然远离前线，却经常遭受日军的空袭，他们要救治许多伤员。同时她也积极参加了消灭回归热、痢疾等疾病的工作。她以自己对病人悉心照料的模范行动在短时间内就赢得了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中国人的尊重和爱戴。日军的空袭减少后，柯列然夫妇要求到更靠近前线的地方去工作，于是他们又来到广州附近的前线救助伤员。

　　1943年初，中美两国的军队在云南集结，准备收复被日军占领的缅甸，美国的史迪威将军请求调集部分医疗队成员到中国远征军，担任中美两军医疗队之间的“联络医生”。于是，柯列然夫妇又被分配到滇南的二十师工作。他们和那里的医务人员一起重新组建了一个装备良好的、处置伤员能力更大的医院。不幸的是，柯兰芝在这时染上了回归热。由于体质欠佳，加上连日操劳，3月14日，柯兰芝因心力衰竭而去世，年仅39岁。第二十师的官兵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慷慨地给予她一个牺牲的军人能得到的所有礼遇。

　  擦干了眼泪，柯列然继续为中国的抗战努力工作。他被调到昆明，以红十字会指导组组长的身份在一个美国的军人医院开展工作。经过多次交涉，他使医院建立了一个中国军人分部，由中国红十字会来管理，为中国军人争取到了更好的医疗救治条件。

　　罗马尼亚医生所在的救护队不但为军队服务，也力所能及地为当地的平民服务，还把一些卫生观念和习惯带到了部队及其驻地。这方面的工作特别受到各方面好评。每当他们离开一个部队去一个新的岗位时，部队指挥官都要授予他们勋章，还赠送给他们有部队官兵签名的军旗，以示赞赏和表彰。

　　1945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国际援华医疗队完成了它的光荣使命。罗马尼亚医生和中国军民一样欢欣鼓舞。

　　2004年6月，胡锦涛主席出访罗马尼亚时，应邀在罗马尼亚议会作讲演。他在回顾中罗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时，特别提道：“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布库尔·柯列然夫妇和达维德·杨固三名罗马尼亚医生远离亲人和祖国，冒着生命危险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柯列然的妻子为救助伤员不幸染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不朽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