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观察

　　今年春天的笔墨官司此起彼伏，“上告”“抄袭”成了报道的关键词

　　期待文艺创作“天下无贼”

　　■本报记者 张明春

　　综观今年春天的娱乐新闻，很有几分社会新闻的气象，“上告”“抄袭”成了报道的关键词。有的官司是由“恶搞”引起，有的官司是由“乱说”引起，而当抄袭与官司联系在一起时，事件的关注度就要升级。3月23日有消息说，北京朝阳法院受理了纪录片《我和藏羚羊——冰河在这里流过》导演刘宇军诉陆川《可可西里》抄袭一案，《可可西里》被指21处抄袭。而报道中甚至将那21处一一开列出来，似乎有鼻子有眼。

　　有多少抄袭是真的？

　　花儿乐队的抄袭目前是已成定论，“花儿”目前的状态应该是只等着慢慢凋谢。《吉祥三宝》的抄袭传闻就显得有些扑朔迷离，但从这首歌的浓郁的草原风情来看，记者倒愿意相信那确实只是一个传闻。其实在这期间，《俏夕阳》最初的编曲、唐山音乐家刘振逵曾表示，春晚剧组侵犯了他的著作权，央视在编曲字幕中没有为他署名，而春晚音乐总监、名字出现在《俏夕阳》“编曲”一栏的卞留念解释说，春晚的《俏夕阳》编曲完全是再创作。原曲记者没听过，但大胆地猜想一下，后来的编曲者能没有借鉴甚至引用原曲的动机吗？可惜刘振逵的声音太微弱了，被更大的“抄袭”声音所淹没。

　　再回头说“可可西里”一案，陆川的《可可西里》是否真的抄袭了，还要等法院的审理结果，但在此之前，并不妨碍公众自己拿出自己的判断，记者也比较认同多数网友的观点：保护藏羚羊那些事，是一拨子人干的，采访的又是同一拨子人，故事必然是同一拨子事，怎么可能没有相同之处？只要陆川没有直接使用刘宇军的镜头，恐怕就不能给陆川扣上抄袭的帽子。

　　于是，今年春天，“抄袭”这一行为，就在这些真真假假的新闻中，被舆论重视起来了。还有多少抄袭没有被发现？涉嫌抄袭的艺人还能混迹于江湖多久？音乐界知名人士都出来说话了，著名乐评人孙孟晋表示，“就我所听到的音乐而言，抄袭的作品竟然占了20%~30%。”而黑楠更说“如果算上我收到的小样但没有发表的作品计算的话，甚至还不止20%~30%这个比例。”

　　舆论比法律更严厉

　　在法律那里，抄袭是一种罪；在舆论那里，抄袭是一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所以，尽管当事情诉诸法律的时候，是否抄袭会有个庄重的说法，但在舆论那里，可能给予抄袭者更苛刻的惩罚。花儿乐队好像现在就在品尝着这种苦果。

　　“你可以在一个时间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一个人，但你永远别想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这话也被引用得有些滥了，但引用不构成抄袭。所以，引用就要说是引用，就像韩寒在书中引用高小松的歌词那样，让小高同志大为光火之后，抓不到什么实际把柄；而翻唱，也就要说是翻唱，别像花儿乐队那样，硬说是歌听多了。抄袭这毛病，染上了恐怕就不好戒，而时间一长，名气一大，不被揭穿才怪。这时候，恐怕还不如当初好过吧，悔不当初啊。自己动点脑筋创作创作多好？

　　有贼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指望文艺创作中“天下无贼”的局面似乎是不大现实的。但有贼不要紧，有了贼就要有人大喊“捉贼”，让贼在紧张的环境中无处容身。这样，我们的娱乐消费，多少还有点物有所值。

　　《大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