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的财经生涯，是从黄土高原上的陕甘宁边区起步的。1949年7月14日，陈云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干部会议上，诙谐地把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比作搞“大买卖”，而把在陕甘宁这一段的财经工作比作搞“小摊摊”。

　　边区财政金融乱象频生，党内外意见纷纷。毛泽东请陈云出马执掌财经大权，破解难题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地瘠民贫，缺乏近现代工业，经济十分落后。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这里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大批党政军人员集中在这里，财政供应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大难题。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多少拨给一点儿经费。1938年10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日益表面化，边区外援日减。中共中央感到外援已不可靠。1938年12月8日，毛泽东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议上说：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随即，延安成立边区生产运动委员会，召开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组织生产。

　　1939年，边区收了1．76万石粮食，蔬菜近230万斤。边区农民负担比往年多，也只交5万石粮食。但那时外援并没有断绝，延安的日子还不是太艰难，组织生产的问题并不迫切。1940年，生产运动没有坚持下去，只收了3000石细粮，蔬菜90万斤。

　　困难就在这时突然降临了。

　　1940年到1942年，国民党断绝了拨给边区的经费，并对边区进行封锁，加上边区连年灾害严重，毛泽东号召发起“大产生运动”。1943年，边区工农业生产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农业增产细粮16万石，超过计划一倍，不但自给，而且可余粮22万石。棉花产量可满足边区需要量的一半。原来靠输入的皮毛、铁、纸、煤油、燃料、火柴、肥皂等生活必需工业品，能够大部分自给或者自给有余。边区经济正逐渐脱离对外依赖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

　　1943年5月15日，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边区银行由边区财政厅管理，边区银行所属各县办事处撤销，光华商店交物资局领导。这一决定，使边区的金融、贸易在领导体制上全部隶属于财政，为金融物价大波动埋下了隐患。由于错误地确定边区银行是财政的出纳，片面强调金融支持财政预算的功能，结果导致边币发行失控。物资局成了供给部，各机关单位，特别是大单位，需要什么东西，就直接找领导批示，东西拿走不给钱，只记账；企业管理松懈了，经常亏损。

　　1943年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准备“闪击”延安。为了应付战争，军费开支增大。为了保证冬衣原料供给，又必须及时收购棉花，而财政方面由于边区对外贸易中断，盐及各项土产均不能出境销售，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来源断绝，财政收入减少。

　　上半年，边区金融物价已经开始波动。财政部门掌握了金融、贸易大权后，下半年边区政府发行的边币骤增至上半年的7倍多。7月以后，抢购风潮顿起，物价暴涨，法币对边币的黑市比价也猛涨。8月至12月，延安法币黑市价格由4元涨至10元（牌价仅2．1元），物价也涨了三四倍，仅9月份就涨了68％。金融物价发生的强烈波动，引起社会不稳定，有的地方公开使用法币、白洋或以法币议价，排斥边币。边币币值大跌，信用受到重创。法币趁机抢占流通市场，黑市价一路攀升。到10月份，连边区的盐业、土产两公司都不收边币只收法币了，银行全年因死守2．1元的牌价，损失近2800万元，物资局也因固守牌价损失20万元。边币发行、物价、财政支出陷入恶性循环。

　　为应付这一局面，1944年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陈云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其所任组织部部长一职由彭真代理。

　　财政金融出了问题，财经部门自然少不了挨批评，受抱怨，有点抬不起头。但是，陈云理解他们，依靠他们。3月20日，刚刚上任的陈云，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上为财经办事处的干部说话：当家人要准备受气，但不能因此而改变方针。财经办事处成立后做了很多工作，干部有了很大进步。错误也是有的，因为我们建设国家还没有经验。

　　陈云的话，表明了自己要大刀阔斧改变财经局面的决心，也无疑为处于窘境中的财经干部撑了腰。毕竟，陕甘宁边区这个家，太不好当了。

　　当时，金融物价形势还是很不稳定。为制止通货膨胀，1944年1月6日，边区银行不得不弃守牌价，让边币随黑市价波动。同时，停止边币发行，推销土产，停发各单位经费3个月，以收缩边币。到3月上旬，边币和法币的兑换趋于平衡，银行掌握了足够法币，取得了货币斗争的主动权，随后又限制边币兑出，使法币价大幅下跌，最后稳定在9元左右，物价随之逐步下跌。采取这样强制的行政措施，虽然一时扭转了金融物价形势，但边区经济却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有些地方法币代替了边币，市场萧条，生产大受影响。

　　显然，问题的焦点集中在边币币值的稳定上。只有边币稳定了，重新占领流通市场，市场才能稳定，边区生产、物资流通、群众生活和党政军供给才能得到保障。陈云经过调查研究，摸清了情况，下决心整顿金融，重建边币信用。
　　陈云首先确立银行的企业性质，使其摆脱财政出纳的地位，以利控制财政发行。

　　1944年三四月间，第二次西北局高干会议召开。会议认为，财政依赖发行边币支持，把银行变成财政的发行机关，不但丧失了银行经营业务的独立性，而且也是造成金融物价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决定将边区银行确定为企业性质，并从组织上加强边区银行本身的领导力量。将边币发行权收归财经办事处，加强了对货币发行的控制。

　　当时边区银行放款分一般放款和特别放款。一般放款，指银行的固定资金内的放款，主要用于农业和工商业贷款；特别放款，指经西北财经办事处批准，由银行发行、库内支付的长期或短期的经济建设或财政性周转，收回时如数归入发行库，其放款和收回，实际是边币的发行和回笼。边币发行的混乱，主要就在于特别放款失控。

　　为了切实控制边币发行，陈云再立规矩。6月9日，贺龙、陈云颁发西北财经办事处《关于陕甘宁边区银行特别放款办法的决定》，从而使财政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对银行索取，即使从银行借款，到期也必须还款。这就彻底根治了边币发行无度的弊端，使财经办事处能够根据市场需求控制边币发行量，稳定边币币值。

　　在确立边区银行相对于财政的独立性的同时，陈云还正确处理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整理边币，使其重新占领流通市场。

　　边币与法币：“七分服从，三分独立”。陈云的意见使边区的财政金融很快稳定

　　虽然边区政府早在1941年就明令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但实际上，法币却一直在同边币争夺边区流通市场。这主要是边区的经济规模及完整性与国民党统治区无法相比，边区需要国统区的市场和物资，而且法币既可在国统区用，也可在边区兑换（当时说这种现象是法币“腿长”而边币“腿短”），这就使法币流通在边区禁而不止。只有弄清边币与法币的关系，正确处理，才能使边币取得流通市场的主动权。

　　由于边币一度发行过快过猛，信用受到严重损害，银行当时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紧缩边币。这样虽然有利于控制物价，但事实上等于拱手将市场让给了法币，虽取得了短期利益却牺牲了长远利益。陈云很快意识到这一点。5月4日，陈云同朱德、贾拓夫、黄亚光等人谈稳定金融问题，指出：目前既不提高边币牌价又不发行边币是不行的，这样下去边币流通量会一天天缩小。但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边币与法币的关系。

　　陈云认真总结了几年来金融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经过深入思考和分析，弄清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找到了解开边币死结的金钥匙。他认为：边区有独立的币制，同时又与法币发生贸易上的关系，这种金融情况决定了法币在边区的意义很大，只有多争取法币才能保护边币。

　　从边币与法币的关系出发，陈云得出的结论是：（一）边币的发行要有法币准备金，这不能称为“法币观点”。货币发行有三种，第一种是无准备的、消极的发行，这是危险的、无前途的。第二种是1941年和1942年经历过的发行，发些边币搭起“小公”（相对于“大公”而言。“小公”指抗日根据地内各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因生产自救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部门利益。“大公”则指边区政府所代表的抗日根据地的整体利益）的架子，这是应该的，其目的是避免将来多发，去年上半年的发行也属于这一种，但因为没有法币准备金而显得很危险。第三种是有十足的法币准备金的发行。这种发行，金融比较稳定，伸缩有余地。（二）边币币值的稳定也不是完全建立在法币之上，必须相应地掌握影响物价的重要物资。边区主导物价的是布匹，而布匹价格主要受外边影响。影响边区内部物价的因素，一是金融是否波动，二是供求是否失调。只要准备足够的法币，布匹、小米、棉花的供求协调，物价就无问题。（三）边币币值暂时只能稳定在与法币比价上，而不能稳定在物价上。与法币的斗争要以经济为主，政治为辅。过去有人提出，“与法币斗争主要凭命令”，“货币兑换所可以不要资本”，这不对，还是经济决定政治。边币与法币的比价如果稳定在物价上，必然拉动边币牌价，使公家的法币被搞光，这是不聪明的。

　　后来，陈云还把边币与法币这种既独立又服从的关系，称为“七分服从，三分独立”。

　　弄清边币与法币的关系后，陈云很快就找出了解决边币发行问题的办法。

　　5月10日，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偷梁换柱”的解决办法。

　陈云考虑到，由于通货膨胀，边币的信用受损，如果发行新票子，政治上会有不良影响。如果公开允许边币和法币同时流通，由于法币“腿长”，还会继续出现法币挤压边币的现象。因此他建议：可以考虑由盐业公司发行一种流通券，其定价与法币1比1，而与边币1比9，使之在边区内流通，逐步收回边币。达到预想程度时，再以边币收回盐业流通券。这样既可使边币与法币比价提高到1比1，驱逐法币，又不至于扰乱市面金融。

　　陈云的建议被采纳了。5月23日，陈云出席西北财经办事处第五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发行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当天，贺龙、陈云签发西北财经办事处关于发行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商业流通券名义上是贸易公司发行，实际上由边区银行发行。根据边币贬值的情况，流通券兑换边币的比价规定得比陈云设想的更高些，达1比15（实际发行时达1比20），并逐步收回边币；对法币的比价为1比2，以后依照法币跌价的比例提高比价。决定还宣布，虽然开始时仍以边币为本位计算物价并在银行挂牌兑换，但今后边区还粮、纳税、商业交易，一律以流通券通行（一年后才正式以流通券为本币）。

　　由于有足够的法币准备金，并辅以相当数量的重要物资，商业流通券发行后稳定了金融。商业流通券的发行，从1944年6月至1945年8月，尤其是在1944年12月以后，主要作为特别放款投放于贸易方面，使贸易有足够的周转资金，吸收食盐、土产，以发展对外贸易。这样，不仅可换回边区必需的物资，保障供给，换回法币，支持贸易的盈利与税收，增加财政收入；而且，又按期归还银行的放款，使银行发行做到有吐有吞，避免了金融物价的大动荡。在处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上，边区金融部门不是把稳定比价机械地理解为固定比价，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主动地调整。随着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通货膨胀加剧，边币对法币的比价不但没有再下跌，反而稳步上升，始终牢牢地掌握着边区市场主导权。事实上，1944年7月到1945年8月，边区的金融物价再也没有发生大的波动。

　　反封锁是没有硝烟的战争。陈云足智多谋，连封锁边区的国民党官兵也成了边区的运输队

　　虽然边区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但边区经济规模仍然很小，单凭边区经济自身的力量并不能完全做到自给自足。许多重要物资，还要依赖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口。边区的土特产品，也需要到国统区去找市场。因此，稳定边区金融物价的斗争，除了正确处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外，另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开展贸易斗争，打破封锁。

　　由于边区经济规模与国统区相比处于弱势，要在经济斗争中取得主动权，就对财经部门的领导艺术提出了很高要求。

　　当时，盐是边区出口的最大宗物资，1944年仅此一项就占出口额的37．16％；棉花是边区进口的最大宗物资，1944年棉及棉织品占进口额的68．58％。两者对边区物价影响极大。国民党紧紧抓住这两项物资，对边区开展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边区运盐多的季节，国民党顽固派利用把持市场的优势，动不动就提高盐税、压低盐价、统制运输，限制甚至禁止国统区的盐商到边区贩运食盐，企图压垮边区盐业运销。食盐是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大部分食盐都要外销到国统区。压价太低，对边区经济影响很大。

　　从1944年春天开始，国统区受战事影响，海盐来路受阻。陈云抓住了这个难得时机，指示边区盐业部门，要趁着国统区缺盐的时候提高盐价。6月24日，他在西北局常委会上说，盐的销售关键在于对国民党区域出口时能否提高盐价，要进行囤盐提价斗争。现在每斤盐卖1．3万元只是保本，将来要提高到1．4万元至1．6万元。

　　国民党顽固派不说自己封锁对边区造成的损害，却大肆诬蔑边区政府的食盐涨价行为，咒骂边区出口盐为“奸党私盐”。国民党为抵制边区盐价上涨，故意不到边区买盐，而利用手头的存盐供应市场。边区的盐卖不出去，一下子积压了十五六万垛，给财经工作带来很不利的影响，大家都很着急。陈云找来边区贸易公司和盐业公司的负责人，一起商量解决办法。他决定先派人去调查一下行情，摸清情况再说。

　　经过调查，情况弄清楚了。过去，西安等地的盐商到边区贩盐，运费低，路又近，路上没有关卡勒索，很赚钱。国民党禁止盐商贩卖边区的食盐后，盐商只好另觅他途。由于战事影响，海盐运不过来，盐商只好远赴青海贩盐。路远不说，沿途还有国民党军警层层设卡勒索，还得担心土匪劫道，辛辛苦苦跑一趟，挣不了多少钱，运气不好甚至连老本都得赔进去。这样一来，贩盐的就少了，市场上食盐供应越来越紧张，老百姓怨气冲天。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不管国民党怎么封锁，人总是要吃盐的，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也是要吃盐的，估计到时候盐商们还得想办法到边区来贩盐。

　　摸清了情况，陈云心里有了底。他召集干部会议，讨论食盐销售问题。会上，大家各抒己见：有的主张降价，用低价把盐商吸引过来；有的说反正盐商迟早要来，那就维持盐价等着好了，咱们也不吃亏；有的主张提价，说盐商知道消息肯定要慌神，就赶紧来买盐。

　　经过分析，陈云采纳了最后一种意见。他下令边区盐业公司把盐价提高20％。要屯盐就得有资金，但又不能增发太多纸币，陈云决定把贸易公司贩卖土产所得用于屯盐。

　　为了确保掌握货源，打击走私，盐业公司还注意将盐的收销差价控制在每百斤2000元，使走私者无利可图，做到了当年外销盐99％以上都通过盐业公司出口。运盐过去靠政治动员督运，群众意见极大，陈云决定改为运用价值规律来指挥盐运、调剂出口。哪个口岸盐缺价高，就提高哪里的收销价格；哪个口岸国民党压价了，就压低收销价格。这样一来，公私两利，负责运盐的脚户月利润可以达到50％左右。盐业公司顺利地掌握了边区几乎所有货源，让国民党无隙可趁。

　　消息传出后，没几天就有盐商找上门来，要求按原价买边区的盐。但边区盐业部门态度很坚决，怎么说也不同意。盐商们一合计，即使边区食盐涨了价，贩运出去也比到青海贩盐合算，还是趁早买，省得盐价再涨。

　　不出两个月，盐商们蜂拥而至。边区食盐在提价中实现持续旺销，完全掌握了市场主动权。国民党顽固派在食盐对抗中占不了上风，只得依从边区的食盐价格，对食盐的封锁也不得不放松，一些口岸出现明封暗不封的局面。

　　10月13日，陈云高兴地向西北局常委会报告了斗争情况，说5个月里共提了9次盐价，在出口上实现了等价交换。以后在盐销政策上，将以国计民生第一，不吃亏第二，不少赚第三。

　　1944年底，外销盐价已涨到每斤2．2万元。边区用赚来的钱从国统区买进大量日用品，保证了边区的市场供应，财经工作也好做多了。

　　事后，陈云高兴地说：这个宝不是押准的，而是调查研究得来的，是摸准行情、正确判断的结果。他还总结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办任何事不能贸然而行，必须调查研究，掌握情况，认真分析，采取正确的政策，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法宝，当然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法宝。

　　在食盐反封锁斗争取得胜利之际，棉花收购季节来临了。1944年九十月间，关中新花上市。国民党一面向棉农催收贷款，一面压低价格强迫征购。

　　边区要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棉花封锁，必须想办法争取棉农、棉商。为此，陈云领导财经部门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术：高价招远客。

　　那时，国统区棉花征购价每斤仅1100元。边区便以2800元收购，差价高达1700元。棉农和棉商一看边区棉花收购价这么高，想方设法突破封锁，向边区贩运棉花。

　　由于法币不断贬值，再加上各级军官克扣兵饷，国民党士兵常常吃不饱饭，不少人偷偷地背着东西进入边区换钱补充伙食。连排长们看到有利可图，也跟着干起来。商人们看到这一点，就主动给他们一点“买路钱”，于是骡马队就可以平安地进出封锁线。国民党用来封锁边区的军队反倒成了进出边区各种物资的保护队，经济封锁破产了。西安、长武、平凉、西峰镇、银川都成了边区的物资进出转运站。

　　在边区棉花收购价格的吸引下，国统区棉花源源不断地流向边区。封锁线上的国民党军，连排长们带着整连整排的士兵去背花，有的一夜就跑三趟。仅两个月时间，边区就进口棉花百余万斤，成功地打破了封锁。

　　等国民党顽固派醒过神来，已经迟了。不久，国民党统治区花价上涨4倍多，强迫收购60万担棉花的计划破产了。这样，边区一开始的高价收棉不仅没有吃亏，最后还占了大便宜。由于收到了足够的棉花，当年边区不但能保证自用，还支援了其他根据地。第二年抗战胜利后，大批干部由延安出发上前线时，都发了里外全新的棉衣。

　　要当掌柜，不要当出纳。陈云出色的财经才干，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

　　随着贸易、金融管理的改善，边区金融和物价基本稳定。在这种好转的形势面前，一些干部难免产生松懈思想。各单位都伸手向边区政府要物资，而且拿得多，拿得快。

　　对此，陈云十分警惕。1944年11月25日，陈云在西北局座谈会上说：要避免在明年一二月份发生金融波动。在“大公”与“小公”的关系问题上，要坚持“小公”绝对服从“大公”的原则。财经办事处要有不做“好人”做“恶人”的精神，就是不能让大家随便拿。

　　这年10月至11月间，由于边区一些机关、部队“小公”的生产经营，使边区财政垫支法币4亿元，折合边币34亿元。陈云马上指示，停发他们的经费，并指示盐业公司停止屯盐，借以收缩边币，稳定金融。停发经费就得准备挨骂，陈云说：这不要怕。天下大乱，不如天下小乱，这样金融才得以稳定。

　　财经工作是一种事务性非常强的工作，然而陈云并没有沉湎于事务中。他是一个注重从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的人。为了进一步做好财经工作，陈云认真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经验。1945年2月1日，他就此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上作了报告。

　　陈云首先实事求是地指出，“财政厅及各局的同志是努力的，工作是做得好的”。另一方面，他也指出，财政工作还有问题，就是工作比较被动。这有三个原因：一是有盲目性，二是存在实际困难，三是主动性不够。第一条是主要的。

　　陈云认为，要真正克服工作中这些缺点，摆脱被动状态，就有一个对待工作的态度问题、责任心问题。他说：“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主动或被动的问题。”

　　针对这种“掌柜”态度，陈云强调了两点：

　　一是“先小人后君子”，先算账，有什么才能给什么。陈云说：要说老实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人家来领东西，要给他计算一下，仔细打打算盘，这是必要的。在同志面前点钱不是丢脸的事情。不该给的东西，一定不含糊；许可了的东西，则大体不能变更，空头支票不要开。当然，有了错误或影响全局的问题，应该改的还是要改。在算账时，项项都必须看一看，虽然形式上好像是找茬儿，其实这才是负责的态度。这是对革命负责。

　二是“豆腐里挑出骨头来”，要仔细核算。穷会使工作被动，但是有了东西不仔细核算，人家要什么就给什么，工作也会变成被动。因为要求是无止境的，你放得宽些，人家就要得多，来得勤。

　　具体到财经工作中，陈云认为，做好财政工作，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既要解决问题，又不浪费。问题一定要解决，决不能饿死人、冻死人。不浪费，就是用钱要节省，要适当。钱要用在刀口上，不要用在刀背上。

　　第二，力量集中，不要分散。要长期打算，把力量集中起来，并且要留有后备，以备救急。如果每一机关都要求有一些余裕，就会分散力量，一有急事，拿不出来，临时这里收几斗米，那里凑几套单衣，是不行的。集中才能救急，这个方针要坚持。可以公开同各旅各团各单位讨论，请他们考虑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开会开到中央去，我们也是有理由的。

　　第三，思想要一致。在收支关系上，机关、部队、学校与财政部门是对立面，没有一个单位嫌预算批得太多的吧？我们要用民主协商的办法求得一致。要说服大家，首先是各个单位的首长，然后是经济工作者，再后是群众，使他们的立场与我们一致。

　　财政工作采取什么方针？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保证需要，是军队第一，学校第二，机关第三。因为机关多少有些能力，而且人少。解决问题要有重点。

　　在开支项目上，伙食、草料最重要，衣服次之，有了钱应多发油盐，使大家吃好些。吃得好，病就少。伙食好，意见就少，否则一天三顿饭，顿顿有意见。其次是治病、办公、文化娱乐。这是按生活需要说。

　　对1945年的财经工作，陈云也预作安排。他强调了一个原则，就是财政与金融、贸易的关系，基本上是金融、贸易为了财政，这是大政方针；但有时财政要服从金融、贸易，保持金融稳定。

　　由于正确安排了边区的财政、金融、贸易，边区物价继续保持稳定，生产继续保持大发展势头，积累起了相当雄厚的家底。这种情形，与前几年边区金融物价不断波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更与国统区物价飞涨、经济萧条形成了鲜明对比。陈云的才干，得到了广泛的好评。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5月9日，陈云在中共七大作大会发言，提出一个建议：现在我们快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了。陕甘宁边区有的部队出发时，把一些东西糟蹋了，浪费了。这些东西是我们劳动创造的。将来进城时，要把农村家务保持好，还要保存好城市机器。那时的城市是经过八年抗战、经过大反攻、破坏相当严重的城市。同志们到了城里，千万别把机器也搞坏了，没有机器，恢复经济会很困难。

　　陈云的意见，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月24日，毛泽东向大会报告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时说，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个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比如现在经济建设才开始，将来还要搞大工业，陈云同志讲不要打烂机器，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为什么这次大会提出不要打烂机器这样一条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知识，从前因为没有知识就打烂过，我们进过城，把玻璃打烂了，把机器打烂了，因此才提出不要打烂机器的问题。”5月31日，毛泽东作七大结论报告时，又再次讲道：“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抓到机器，抓到工业以后怎么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云转赴东北，参加领导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北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