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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赛奖得主来京传授“摄影之道”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5-30 8:32:55 ·来源：新京报
摄影师罗伯特与丹尼尔北影演讲，以亲身经历诠释记者“行规” 终日与光影为伍的罗伯特（左）丹尼尔（右）在自己的投影下向北京同行讲述如何做好摄影记者。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本报讯（记者张璐诗）28日，两位著名摄影师———西班牙人丹尼尔·贝尔特拉（DanielBeltra）和荷兰人罗伯特·诺夫（RobertKnoth）来京讲演。他们分别曾以《干旱的亚马孙河》和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牺牲者的肖像作品获2005年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奖项（“荷赛”奖）。演讲中，他们以亲身经历向京城同行传授成为一名好摄影记者的必要条件。
“照片有助于唤醒公众环保意识”
西班牙摄影师丹尼尔·贝尔特拉以作品《干旱的亚马孙河》获得2005年荷赛奖自然类组照三等奖，另一幅作品《昔日雨林，今日沙丘》刚赢得2006年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奖）自然与环保单幅金奖。荷兰摄影师罗伯特·诺夫深入切尔诺贝利拍摄的核泄漏事故牺牲者的肖像，则获得2005年荷赛奖的肖像类荣誉奖。
5月28日，两位摄影师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了讲演，北京部分媒体、自由摄影师在观看罗伯特关于切尔诺贝利之旅的纪录片时，反响热烈。许多人提问中最关心的问题是身处险境的摄影师的人身安全。
西班牙摄影师丹尼尔表示，他在受委约拍摄亚马孙河干旱的选题时，曾在直升机上呆了2000多个小时，在船上呆了两年多，就为了等待最佳时刻拍照。丹尼尔告诉记者，现在的亚马孙河正洪水泛滥，上周他才重到那里拍摄，“一时干旱，一时洪水，两个极端”。他说，他热爱自己的职业，不喜欢“环境主义者”的划分，觉得保持空气洁净，水质干净，环境美好，这是全人类共同的职责。谈到在亚马孙河的经历，丹尼尔提到“巴西人即使面对困境，仍然不改乐观天性，他们的快乐甚至会感染我们，使人觉得：快乐不需多少理由。”丹尼尔不承认自己是旁观者，他认为自己有很多想说的话，都融入了自己的摄影作品里，并有助于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
“好摄影师不需对照片做手脚”
荷兰摄影师罗伯特从1999年开始独自进入前苏联，拍摄核泄漏对这一代的影响。2005年被委约到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拍摄，适逢今年是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20周年，罗伯特说，他等这个拍摄计划已经很长时间。而20年里，切尔诺贝利的话题并非国际新闻的热点，罗伯特说，自己的作品获得荷赛奖，也是说明这个话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是“意外收获”。
当记者问到怎么看2006年的“华赛”奖一个获金奖者作品是合成的“丑闻”时，罗伯特表示这样用电脑PHOTOSHOP制作图片的摄影师从此在业内会混不下去，“好摄影师根本不需要对照片做手脚”。
获奖佳作 丹尼尔2005年10月27日摄于巴西巴莱林亚的著名照片。这一年，亚马孙流域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旱灾。由于河水断流，一艘轮船被困在了河床的沙滩里。 罗伯特这张照片摄于白俄罗斯的Veznova。照片中两个儿童分别是12岁的NatashaPopova和8岁的VadimKuleshov。Natasha生来就有头小畸症，Vadim患有骨骼疾病，且精神错乱。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
专访
罗伯特：摄影记者不是旁观者
“我拍摄，同时在叙说”
新京报：你原来是摇滚乐手的肖像摄影师，为何转行？
罗伯特：做过两三年觉得闷了。我也做过杂志的设计师，但其实我真正的兴趣在历史、政治上面，觉得拿相机深入战地这些地方，拍出东西来，多少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也想成为好的摄影师，这样等于把兴趣和拍照结合在一起了，更有满足感。
新京报：如果有机会让你成为历史学家或政治家，你还会选择当摄影师吗？继续当个旁观者？
罗伯特：摄影记者不仅是个旁观者。我拍摄，同时在叙说，在发表观点，希望引导人们思考某些课题。这么想，我就不仅是在观察。而我有些作品也确实得到小小反响。所以我觉得记者并不仅是记录者的身份，打个比方，当你在去阿富汗和非洲之间选择了去阿富汗而不去非洲，已经做出了判断，因为你认为阿富汗更重要。因此事实上你已经是整件事里的一分子。
“找典型例子最难”
新京报：你到过索马里、阿富汗、科索沃这些地方，也去过前苏联切尔诺贝利这些受原子核影响的地区。哪里的景况最不堪？
罗伯特：阿富汗这些地方，战争过去了，现在多少比较平静了。但像切尔诺贝利那样的，伤害还会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还有一个难处，核泄漏的情况一直比较隐秘，你要自己去找线索。
新京报：受伤害的人们，也许对你要把他们的肖像呈现在全世界面前感到不安。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
罗伯特：倒是很少人会拒绝我们的要求，除了一些地方比较忌讳把残废孩童的照片公诸于众。其实我工作的多数时间是跟被访者交流，我先跟当地人说明白我的来意，很多人都愿意交谈，因为他们意识到越是守口如瓶，越难得到援助。我通常要设法融入他们的生活，跟他们一起吃喝。比如拍一个患脑瘤的女孩，我用了一天半时间跟她和她家里人打成一片，帮他们洗碗，打扫。正式拍摄只用了一小时。有一次还碰上一家人土豆收成，我就去帮他们刨土豆，第二天才回来拍照。
新京报：拍摄中遇到最难的是什么情形？
罗伯特：最难是找到典型的例子。很多记者到了阿富汗，别人拍什么，自己也跟着拍什么。但我们总是想办法要找最适合自己的故事，像患脑瘤的女孩，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找到她。
“拍摄不幸令人坚强”
新京报：对着种种惨状，你心里也难受吧？怎么继续拍？
罗伯特：难受一定会的。像患脑瘤的女孩，看着她就很痛苦，她经常喊叫。有时候我受不了就会马上走开，自己呆一会。有时候我会停止拍照，但有些人会继续。其实很矛盾，如果不拍，等于就白去了一趟。因此我经常要平衡好，如果人家不让我拍了，我就不会再拍了；或者我如果感觉我在那儿成为一种阻碍，就会尽快走开。
新京报：看多了这些情景，会不会令你有过停止拍下去的念头？
罗伯特：没有想过。停止也只是暂时的，比如土豆收成的那一家，当时我本来可以直接拿起相机就拍，但当时我选择帮他们收土豆，因为我感觉这件事比我拍照更重要。
新京报：这些情景对你心里的影响会持续很久吗？对你本身有什么影响？
罗伯特：我拍这一类图片已经拍了12年，慢慢已经习惯。我知道还会看到很多跟自己的生活相差万里的情景，还有很多左右为难需要去处理。同时这些事会经常令我意识到自己有多幸运，自己所谓的“痛苦”相对而言太不算什么了。这使我比以前坚强很多，窝在家里颓废不振的时候再没有过。
采写/本报记者 张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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