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份报告引起中央重视 “命运迁徙”备受各方关注

　　本报记者　赵 蕾

　　□实习生舒 畅　赵 燕

　　高层频访三峡

　　刘家奇清晰地记得温家宝总理到来和离开的时间：4月22日15：26－16：08。面对亲民总理，他第一次用“四川普通话”汇报了工作。当温家宝询问主要困难时，这位村长提出了两条：行路难、饮水难。

　　从公路口到睦和村，车辆行进艰难，即使现在已经用细石子铺平了道路。“这是总理来之前垫好的，不然会更颠。”一位村民说。这个村的走路问题与库区其他农村地区类似，大都是土路，而且三峡一带土质松软。为保证安全，总理视察前夕，他们还对村里的一座小水泥桥进行承重测验，结果是那桥可以承重80吨。

　　重庆睦和村移民工程于1998年启动，1999年6月“双淹户”——淹房、淹地——开始在移民新村择基建房，1999年底搬迁完毕。相对迁徙千里的移民，睦和新村只后退了数百米，退到更高的坡上。但全村极少有人家安装自来水，他们饮用的是井水。

　　刘家奇说，温家宝回镇当晚，就开会决定拨款1000万元用于饮水工程。至于道路硬化，“总理关注过的，肯定会解决”。

　　而温家宝总理来连丰村周长云家的时，他正在地里插秧。“听说总理来了，我都不太相信。”他说。

　　周长云家以前每人有1．6亩土地，为了三峡工程，现在每人平均1亩。“我们已经3年没种水稻了，”他说，“每个人每年应该有300块的粮食补贴，但至今只拿到一次。”

　　总理就在他家的条凳上，和邻居们攀谈了近40分钟。总理走后的第二天，镇上的领导来了他家，说他们说了实话——可能是关于粮食补贴少的情况，总理对此很满意。

　　这是温家宝第二次视察三峡库区。而在2005年“五一”前后，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国务委员陈至立，也先后到访库区。

　　“今年‘两会’前，两份对库区问题的调研报告引起了中央重视。”重庆大学教授雷亨顺说。这位80岁的老人是三峡专家，并担任着重庆市政府参事。消息人士透露，其中一份为重庆市有关职能部门，以及了解库区移民问题的人士所写，措辞激烈地列数当前库区存在的问题——如水源质量、移民零就业、产业支撑不足等；另一份是民盟中央对库区移民安置情况和库区经济发展的调研报告。中央领导在两份报告上都作了批示。

　　民盟中央的调研规格甚高。张梅颖、吴正德、索丽生三位副主席带队，国务院三峡办、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等六部委参与，为期4天。雷亨顺教授全程陪同。调研组回京后，约3000字的调研报告直呈中央。报告直陈当前库区八个问题，移民零就业现象、因病致贫等也被列为难点。

　　“关于三峡移民和库区的问题，反映到中央的渠道多了，一些部门也开始发声了，这是件好事。”雷亨顺说，“在技术方面，我们解决了很多国际性难题；但像移民和库区发展问题，比技术性问题更难办。”

　　第一难题：安居未能乐业

　　“对移民来说，住的房子大了、亮堂了、干净了，却没有地可种了，又缺乏别的就业技能，只能靠领取低保费过日子。在严重的地方，零就业率接近50％。”民盟报告称。

　　“安居未能乐业”，是两份报告同时提出的“难题中的难题”。自1993年起，三峡工程规划中移民约120万，其中103万属于重庆。人口之众、迁徙范围之广，世界罕见。

　　重庆涪陵区敦仁小区，就是一个典型的靠吃低保过活的移民小区。这里的居民是2002年迁来的，约900余户3000余人。

　　小区甬道两侧的摊点大都闲置，农贸市场右侧的健身器械无人理睬。人们懒散地坐在摊间或路旁，老人居多。“这里80％的人没活干，吃低保，我们自嘲这是养老院。”一位姓陈的男子端着啤酒，坐在自家的小餐饮店里郁闷地说。他原在滨江路开副食店，位于学校与车站集合处，月收入1000多元。移民小区建成后，他发现自己换取的“纯经营门面”在三楼，这怎么能做生意呢？幸好后来在小区内租了一个餐饮铺面维持生计，每月有500元收入。

　　有人打了个形象的比方“洋房子里住着叫化子”。民盟报告里引用了一个统计数字，万州区移民中的“零就业”家庭占40％。

　　重庆市移民局宣传处处长郎诚对本报记者称，不能把城镇居民的就业难完全归咎于移民，这是全国性的问题。况且移民迁移后，需要一个过渡期才能稳定下来。目前，对移民的就业技能的培训正在进行。

　　对农民们来说，土地是命根子，就地后靠之后的土地质量直接决定着他们的收成。温总理视察过的两个村庄就是如此。而在云阳县巴阳镇，有一批从江边搬到山上的“后靠移民”，人均不到一分地。

　　雷亨顺说，“为了保护库区环境，国家规定25度以上的坡地必须停止开垦，已经开垦的要逐步退耕还林，人多地少的矛盾将更加突出。更严重的是，在原来不耕种不住人的山上盖房、耕地、建居民点，有些地方出现滑坡，给移民生活带来隐患，住户需要再次搬迁。但规划中并没有再次搬迁的经费，这笔钱从哪来？”

　　各界直面“命运的迁徙”

　　移民问题一直被视为关系三峡成败的关键。“这不是简单地从甲地迁到乙地，三峡移民有的甚至是命运的迁徙。”郎诚说。

　　中央对三峡移民的政策目标是：“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民盟中央副主席张梅颖在与重庆市领导座谈时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库区稳定之本，应该做到每家最少解决一个人的就业问题。

　　专家认为：这不外乎两条途径——加快劳动力输出，发展库区产业经济。而后者是治本的造血之道。

　　为实现这个目标，2004年，国家发改委制定了《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这是发改委第一次针对某个地区制定的发展规划。规划要求，宜昌、万州、涪陵和重庆主城区四个中心城市，将分别带动库首、库腹和库尾的经济发展。

　　2005年12月，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洋调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曾担任过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他是带着中央对三峡库区的重视和发展意图来的。”雷亨顺说，“到任的第三天，书记就到了库区——重庆现在打‘直辖牌’和‘三峡牌’。”

　　近日，雷亨顺也把一份课题研究报告送到重庆市高层。他所在的课题组发现，三峡库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困难在于“库腹”——涪陵以东至巫山。以涪陵为分界线，重庆东西部人均生产总值相差悬殊，据统计，西部渝中区是东部巫溪县的9倍。其原因是，“库腹”地质条件差，原有产业基础又极为薄弱，而库腹地区9个区县的淹没人口又占重庆库区的87．9％。

　　课题组建议，要分区域分别对待重庆库区的发展。像奉节、巫山这片地质条件脆弱的地带，要适度开发甚至不开发，避免资源的浪费和加重生态环境的负担；而万州、开县、云阳这一带，可以作为库区经济建设的突破口，以产业链较长的项目——即不是一个产业环节就断掉，而能形成一系列的产业环节，比如，从农产品到加工工业再到物流。

　　“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郎诚说。自从1997年重庆直辖以来，每年市人大会议上，主管移民工作的副市长都会向人大代表作移民工作报告，就移民的安置情况、对口帮扶、就业培训等接受代表们的审议。移民工作报告被摆在和一府两院报告一样重要的位置上，这在全国恐怕绝无仅有。

　　而移民局的工作是两头挑——一边要落实上面下达的移民任务，一边得说服安抚故土难离的移民配合迁移，加之三峡工程本身的特殊性。可以想见，这是块硬骨头。

　　“5月，三期移民要全部完成自验，8月份接受国家工作组的验收。”郎诚说。为了达到156米的蓄水高度，又有一批移民离开自己的家园，开始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