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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揭开了中美建交的序幕，但鲜为人知的是，尼克松在中国政策上的巨大改变曾深受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影响。
从厌恶到崇拜，一次会面改变尼克松对戴高乐态度
1953年―1960年，尼克松作为艾森豪威尔的搭档，出任美国副总统一职。当时的尼克松自恃才高，国际上的政要他大都不放在眼里，其中就包括法国总统戴高乐。尼克松一度认为，戴高乐“冷酷，小气，傲慢，极端自负，简直是无法相处”。尼克松的这种认识当然也与战后美法关系并不融洽有关，反映了一部分美国政要对戴高乐要搞独立外交的真实看法。
然而，1960年，尼克松与戴高乐在美国会晤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彻底扭转了对戴高乐的印象，他甚至立即对戴高乐产生了“无比崇高的敬仰”。 戴高乐惊人的记忆，深邃的思想让尼克松震惊不已。戴高乐当时还预言，尼克松会当选为美国总统，但他得跨越一段远离权力的“荒漠”岁月。后来的事实证明，戴高乐确有先见之明，从1961年开始，尼克松果然在政坛屡屡受挫，先是竞选总统失败，接着又在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中败北。从此，尼克松对戴高乐更加佩服。
从1961年到1968年，尼克松进入了政治上的“荒漠”岁月。1962年，极度失意的尼克松带着全家去法国旅行，出人意料地受到戴高乐的接待。通常，戴高乐只接见那些在台上掌权的人，而这次他不仅邀请尼克松夫妇在爱丽舍宫共进午餐，还邀请了美国驻法大使作陪。戴高乐还鼓励尼克松说，他一定会在美国“一个最高级的职位上”起作用。良言一句三冬暖，这种诚挚的祝愿使尼克松感动不已。这样，尼克松对戴高乐的崇拜之中也增添了一种由衷的感激。
苦读戴高乐著作，尼克松酝酿对华“新思维”
正是由于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戴高乐的言行对尼克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戴高乐所著的《战争回忆录》、《剑锋》等书，尼克松都曾详细研读过。与此同时，戴高乐的对华战略也极大地影响了尼克松的对华政策。
1964年法中建交后不久，戴高乐在会见尼克松时，反复解释了法国与中国建交的理由。他对尼克松说：“我无意干预美国的政策，但我认为，美国应当考虑承认中国。”他还说：“中国还不强大，现在就承认中国比等到中国强大起来你们被迫承认它要好。”
实际上，在整个“荒漠”岁月中，尼克松也在反复思考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得与失。在战后历史上，尼克松一开始曾是著名的右派人物，在反共方面不遗余力。然而，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尼克松改变了他僵硬的对华政策，在受到戴高乐的启发和引导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自己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念。
1967年10月，决心“重出江湖”的尼克松在美国权威刊物《外交》季刊上发表《越战之后的亚洲》一文，提出同中国接近十分必要。在文章中，尼克松提出，从长远来看，我们承担不起把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责任。文章中的许多内容，都与戴高乐的对华战略不谋而合。
尼克松当选总统后，亲自向戴高乐请教对华政策
1968年底，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1969年1月，他在就职演说中间接提到了对华政策问题，暗示中美之间应建立某种关系。
为了能尽快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尼克松上任后不久就出访法国，向戴高乐总统请教对华政策问题。戴高乐劝他说，美国不应该“让他们(中国)在愤怒中陷于孤立”。尼克松立即明确地回应说，无论困难多么大，他都要同中国进行“对话”。他还表示：“十年以后，当中国在核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时，我们就将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们应该和他们进行更多的交往，这是十分重要的。”戴高乐对此表示赞同，而且重复了一句当年的妙语：“你现在承认中国要比将来中国强大起来而被迫承认它更好一些。”
尼克松还表示，美国要改变对华政策，尽一切可能同中国接触，并打算从越南逐步撤军。当时，戴高乐正要派马纳克大使去北京赴任，便让马纳克将尼克松的话转告给中国领导人。尼克松后来承认，戴高乐与他的谈话对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在访问法国之后，尼克松政府加快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步伐。此后不久，中美双方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展开了“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大球”，终于使两国关系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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