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科学发展观是对西方传统思维方式、文明模式和生活理念的积极扬弃的结果。其一，科学发展观确立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相对于西方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而言，它是以人为本的价值思维方式。以人为本否定以神为本、以官为本、以物为本，就是尊重人权，珍视生命，充分肯定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这种思维方式相对于人作为手段而言，它把人看作目的，把人的生存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其二，科学发展观开创了一种新的文明模式，相对于西方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文明模式而言，它是以人为本的文明模式。韦伯、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诸著作家们，或通过深广厚实的历史研究，或通过精微细致的逻辑分析，指出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人文精神的退场、丧失、耗尽。人文主义思潮的社会批判揭示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破绽百出、引人误解的会计制度记录下来的财富增长，越来越难以使人相信。”（注释：佩鲁：《新发展观》[M]，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4年11月巴黎会议上，主持人指出：“多方面发展的新认识来自当前世界性的危机——不仅是经济上的危机，而且是人的价值的危机。”包括人在内的社会全面危机，可视为对西方增长主义发展观所造成后果的一个诊断。而科学发展观倡导文明的协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走出了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又把经济增长局限于GDP指标的增长，致使资源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误区。其三，科学发展观倡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相对于曾盛行西方也蔓延到我国的消费主义生活观念而言，它是一种绿色健康、节约资源、注重拓展精神世界的生活理念。所谓消费主义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代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也在不发达国家出现的一种文化态度和生活方式。在最表面的意义上，消费主义表现为现实生活层面上的大众高消费。这种文化态度或价值观念把消费数量和种类日益增长的物品和服务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并将其作为通向个人幸福、社会地位和国家发展的有效途径，甚至把这种生活方式作为对经济繁荣的贡献和对国家或社会的道德责任，从而使高消费成为正当的、道德的、合法的、自然的和普遍的行为。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在消费中找寻人生的方向，更习惯了用物质的占有来衡量生命价值。这种对物的符号的片面依赖走到极端，导致人把生命的价值和体验都归结为具体的物质，产生了消费的异化。人的存在可分为两种状态，即物质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物质的存在是人作为肉体存在的自然状态，精神的存在使人超越动物，超越自然王国而进入自由王国，精神的存在对于人来说具有本真的意义。科学发展观把提高人的物质需要作为基础，同时关注人们精神世界的丰富，倡导了一种更人道、更美好、更能丰富和拓展人的精神世界的生活理念。

　　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多次重要创新，它们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直接相表里，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关联。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成功地从“以政治为本位”转向“以物质为本位”，这一工作重心的转移同时意味着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相应地，科学发展观及其指导下的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以物质为本位”向“以人为本位”的转变，意味着意识形态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它丰富、完善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

　　集体主义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价值观，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原则，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集中体现。集体主义属于精神范畴，但它是精神内容和实践内容的统一，集体主义的内涵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在计划经济年代，价值主体是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单位人”，他们生存的基础是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个人的利益存在于集体利益之中，离开所在集体，个人无以生存。与此相适应，我们形成了一种高度强调整体的价值观念，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把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划等号，“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正是那个时代对集体主义的形象阐释。显然作为与当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观念上的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集体主义强调的是整体利益，忽视或淡化个人权利的追求。而在多种经济成分的今天，单位人已变成社会人，个人不必依赖于某个特定单位才能生存，个人的生存首先依靠于个人的生存能力，个人的利益依靠个人的争取，而不是某个单位的恩赐。集体利益有时表现出不再完全与个人利益一致，而当个人利益与单位利益产生冲突时，它可以选择服从集体利益，也可以选择谈判和抗争，譬如企业中的劳资关系。社会也开始承认合理的个人利益诉求。事实上，在追求个人利益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合理的成分，比如个人权利、个人自立、个人价值、个人奋斗、自我实现、自主精神等等，个体性内容的丰富和发展，还能促进集体中的人的价值的发展和升华，这无疑是对集体主义的有益的完善和补充。因此，在社会经济成分和价值主体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如何创新集体主义精神，是当下主流价值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在这方面作了方向性的回答。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社会、国家作为集体的单元，在这个大框架下给予个人权利与能力的发挥以最大的尺度，把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作为重要的目标，提出坚持人人平等原则，把尊重个人权利与潜能等观念作为主流价值观提出，这并不是对社会主义集体观念的冲击，而是坚持大方向的前提下，对集体主义的完善和补充，这在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第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更好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本质要求和崇高使命。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初步探索，到邓小平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理念和执政伦理。科学发展观把执政使命与执政手段、执政价值观与执政方法论有机统一起来，通过对传统发展观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业已出现的自发性的理念矫正，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治道德。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在执政伦理上实现了“以人为本”对“以物为本”的矫正。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其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曾是在我国相当一段时间内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以“财富”为中心论,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人民群众作为最高的价值主体,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道德理想，这就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利益的高度统一,从而在道德价值取向上矫正了“以物为本”传统发展观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实现了“关注公平”对“效率至上”的矫正。“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注重的是效率,而忽视地域性、资源性、政策性、基础性等原因所导致的社会分配不公。科学发展观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入手,从今日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对效率至上原则进行反思和矫正,在毫不放松对效率价值追求的同时,更加关注公平问题,更加强调效率与公平具体的历史的有机统一,强调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结构更加有利于人民群众发展的需要,注重实现既能有效创造价值又能公平分享价值的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第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伟大纲领的最简洁、最清晰、最精辟的概括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初，就提出共产党人的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宣告:“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之后，他们又多次阐述了这一基本思想，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看成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式的“基本原则”。在恩格斯晚年时期，一位意大利出版商请恩格斯推荐马克思的一段必须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话作为准备出版一部伟人名言录的卷首题词，恩格斯正是推荐了《共产党宣言》中上面的那段话。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种种原因，却普遍发生了试图用“非自由”的手段达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目标，以致造成手段破坏目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价值目标和纲领被抛弃或扭曲的情况。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提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但是在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有两个重大失误：一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方法不对头，搞“大跃进”、“一大二公”等，给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后果。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宏伟纲领，正是我们党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是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已经鲜明地表明了社会主义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目标。而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则第一次向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性标准提出挑战，他没有用过去传统的制度，诸如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等具体制度来判定什么是社会主义，而是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取向来判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此后，江泽民同志提出和阐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是进一步淡化了制度性准则，强化和彰显了其价值性目标取向。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提出并规划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是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伟大纲领的最简洁、最明晰、最精辟的概括，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施的以“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伟大纲领和伟大壮举。

　　第四，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世界和谐观

　　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不仅仅体现于内政上，而且还体现在外交中。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12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发表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演讲，进一步阐释了“和谐世界”的内涵。“和谐世界”的构想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国外交宗旨的升华，它将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所倡导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等有机联系在一起，通过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中国话语，来维护自己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要成功地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仅仅有物质力量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必须要在国际社会确立一种认同，必须具备制定或创设规则的能力，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共物品提供者，这也是衡量其参与国际事务水平的一个主要标准。历史上那些成功地维持了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莫不是国际制度这一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为了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作为国际公共物品提供者身份的认同，为了推动国际事务里中国话语的产生。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世界”理念，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外交事务中的外露和展现，它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世界和平发展观，和谐世界新理念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质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带有浓厚零和思维的现实主义，有助于改变人们看待国际关系的视角，对国际政治的健康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丰富和发展。

　　（作者为中央党校2005级博士）

　　（北京市“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征文活动获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