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访谈》2006年6月3日完成台本

　　———我的长征

　　主持人 敬一丹：

　　今天有一支队伍行进在湖南省宁远县，而这里是当年红军走过的地方。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的旗帜上写着“我的长征”。两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国人心里是怎样的记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如何理解长征？为了纪念长征胜利结束70周年，今年5月1号开始，26名志愿者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组织的“我的长征”活动，重新踏上了长征路。他们在路上是怎样的状态？又体会到了什么呢？

　　队员：

　　我要跟着队伍走，我要走前面。

　　队员：

　　这就叫典型的个人主义。

　　队员：

　　那你知不知道你要是落队以后，我会把人全部拖上。

　　队员：

　　这人要永远想自己，这玩意儿就没法干。

　　队员：

　　你凭什么说，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落队了。

　　队员：

　　是您不服从整个大队的决定。

　　队员：

　　我今天不愿意留在这里，又怎么样呢？

　　队员：

　　为什么他要走前面？他为什么要走前面？我也要走前面，可不可以？对不对？

　　解说：

　　这几个在激烈争论的人都是参加“我的长征”活动的队员。从今年5月1日出发开始，由于他们每天平均要走接近40公里，枯燥而艰苦的行走，让队员们的身体和心理都承受了巨大的考验。当队员行走到江西信丰的时候，对于行进途中应该遵照什么样的规定，队员们各有各的想法。

　　队员：

　　行进中队员应自觉保持队形和行进的距离，不得擅自离队、变换位置、大声喧哗，改变与前后队友间的距离等影响，妨碍队伍及队友行进的行为。

　　叶峰队员（28岁）实习研究员：

　　我想说一点，我听到这么多条款我头都大了，我想让自己走得轻松一点。我可不可以就是说……

　　童知微 队员（23岁）国防训练基地教官：

　　我不想郁闷地走，是吧。

　　队员：

　　谁也不想，谁想啊。

　　队员：

　　我能不能简单一点。

　　叶峰：

　　太复杂了。

　　童知微：

　　前面闷着头，排上一队走，26头牛，不说话走，谁也不认得谁，这没意思，这样。精神上首先要崩溃，肯定崩溃。

　　队员：

　　我觉得要快乐地走。

　　童知微：

　　我觉得说得非常好。

　　解说：

　　队员樊朝曦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也是队里最年轻的成员之一，队伍行进不久就出现这样的争执是她一开始没有预料到的。

　　樊朝曦 队员（24岁）大学生：

　　当时我就是在那一阵开会的时候，总是发生分歧的时候，我真的是挺失望的。我觉得大家没有像最起码当年红军的那种精神，没有团结到一起，奔着一个目标去使劲。

　　解说：

　　慢慢地，队员们本来个性十足的想法开始达成一致了，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目标。

　　林健 “我的长征”队员：

　　你到底是不是跟着中央电视台免费组织的一个春游活动，还是你真的是要重走长征路，你去体验一些常人所体验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也是，他们也是在看着我们在做。

　　解说：

　　正是在这样的讨论中，队伍从江西走到了湖南，而这样的争论让枯燥平淡的行程变得更有意义。5月25日，队伍走到了湖南省郴州市的汝城县，一群志愿者从相隔几十公里的桂东县赶来，送给每位长征队员一双草鞋。

　　“我的长征”队员：这怎么穿啊这个？

　　“我的长征”队员：我就是在想我穿上得像船。

　　“我的长征”队员：先研究。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 志愿者：

　　70年前老区人民是以送草鞋这种方式支持红军革命的。7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以这个送草鞋这种朴实的方式，表达对红军精神一种崇高敬意。

　　解说：

　　长征途中有不少红军的故事，就像是一个宝藏等待着走在新长征路上的队员们去发掘。桂东县沙田镇就有一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颁布旧址。很多人都知道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是并不清楚这个规定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比如“三大纪律”中的第二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最初在井冈山颁布的时候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肖行和 工农红军在桂东革命活动纪念馆原官长：

　　当时为什么提出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呢？当时井冈山正是收红薯的时候，井冈山那个地理海拔八百多公尺，稻谷还没有收割，红薯可以成熟了。因此当时提出了三项纪律。

　　解说：

　　到了1928年4月3日，为了进一步严肃红军军纪，毛泽东同志就在桂东县的这个沙田镇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六项注意”中除了大家熟悉的“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等条例以外，第一条、第二条是“上门板、捆铺草”。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肖行和：

　　当时部队到这里没有地方睡觉，把（老百姓）的门板借出来睡觉，上面盖了一些稻草。这样以后部队要走的时候，要把稻草先捆起，再把门板上起，这样东家西家的就不会错乱。

　　解说：

　　从最早的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到1947年形成完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变化实际上象征了我们的革命部队一步步走向正规化，夺取胜利的过程。因此，它的颁布地也被定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长征路上，队员们一路踏访当年红军足迹，遵循着红色记忆。住在沙田镇上的这位老人叫郭有兴，今年81岁。在他家的墙壁上至今保留着一面中国工农红军70多年前在他家住宿时所画的一面军旗。不仅是长征队员，有不少孩子也对这面旗帜背后的故事非常感兴趣，围着他不停地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小学生：

　　这面旗帜是谁画的呢？

　　郭有兴（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沙田镇居民）：

　　是我们红军部队画的。当时我那个时候也只有几岁，也没有追问他什么名字，我还没有太懂事呢。

　　小学生：

　　老爷爷，土豪是什么东西？

　　郭有兴：

　　土豪就是土豪劣绅，它是封建社会的头儿，他们家里是有钱有势的。我们穷人就是受剥削。

　　解说：

　　长征路上一个个红色的故事扣人心弦。“我的长征”组行至江西省信丰县时祭奠了洪超烈士之墓。洪超师长是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1934年，在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圩战争中牺牲，当时年仅25岁。各地在起动“红色旅游”的过程中，有不少红色遗迹被重新修砌，江西省信丰县政府也刚刚为洪超烈士整修了墓园。

　　“我的长征”队员：

　　先照这里，先到这里照。

　　“我的长征”队员：

　　别笑，表情严肃。

　　“我的长征”队员：

　　 不用啊。

　　 解说：

　　 在照片中我们发现不同年龄的队员表情各不相同，问起原由，队员们说参观的时候，他们还就这个问题展开了一次讨论。

　　 马存景 “我的长征”队员：

　　 在前两天去的那个村，是烈士牺牲了以后拣了一些骨头，估计是一百多人的烈士骨头埋的一个地方，就立了很简易的石碑。你刚才采访的那个队员，他当时跪在那磕了一个头，可能一般老一点儿同志这方面可能更在意一些。

　　 樊朝曦：

　　 我觉得没事儿的。因为，第一年代不同了。另外一个，我相信这些老红军他们用生命换来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他们当然希望我们是开开心心的。我对他们有景仰，我觉得我对他们的那种景仰和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触动，应该是动力，不应该是一种悲伤。

　　 解说：

　　 辩论到最后，他们发现队员中两代人表现方式不同，但是对于革命先烈的崇敬都是一样的。就这样，他们一路行走，一路拜访老红军，寻找革命遗址，感受祖国今天的变化。这支行进在长征路上的队伍得到了社会的关注。老红军李中权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我的长征”出征仪式上亲自送走了这些队员，并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他们。

　　 李中权（老红军）：

　　 我跟他们讲过你们不要去爬那个（雪）山，爬雪山很危险。爬山要做准备，预先（计划好）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爬，然后一座山一整天才下得来。你如果走晚了，爬到山顶上下不来，就只有死。另外一个，山上空气稀薄，千万不要坐下来，坐下来就爬不起来啦。

　　 解说：

　　 李中权将军全家九口人参加红军，有四位亲人牺牲在长征途中，当时八岁的妹妹也跟着他们走到了陕北，而他自己曾经三次翻雪山、过草地。在关爱这些队员的同时，他也认为走长征路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游戏。

　　 李中权：

　　 你告诉他没有红军长征的精神，他们不要去长征，搞什么长征？你既然要去，你就要学习当年红军那一种爱国的精神，那一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怕流血的精神。

　　 解说：

　　 长征路上连接着无数个红军当年战斗的遗迹，等着队员们以及更多的人去参观和学习。重走长征路实际上是重温历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种方式。除了“我的长征”以外，近年来，全国各地开展了不少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并且建立了两百多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杨新力（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局长）：

　　 它有效地拉近了历史和现实的距离，使教育基地的工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帮助人们了解党的历史、学习革命传统、培育爱国情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说：

　　 现在“我的长征”队伍已经行进了一个月，步行距离达到了八百公里。面对徒步行走的巨大挑战，“我的长征”形象代表、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对这支队伍走到最后报有信心。

　　 崔永元（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因为我们老是有车跟着嘛，我说如果你们觉得不行了你就可以上车。上车呢，你的长征就结束了。你可以退出，但现在没有一个人选择退出。我每次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谁要退出啊，我老爱大声喊。我在说的时候，他们都很反感这个词儿，谁都不愿意退出，都在坚持。

　　 主持人：

　　 正像那位老红军说的，纪念红军实际上是要学习长征中的先辈们一心报国、坚韧不拔的精神。无论什么时代，热爱祖国都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思想品格，爱国主义在我们的心中一直有着很强的感召力，而关注和参与“我的长征”这样的形式生动活泼的活动，让我们有机会又一次在品位历史中贴近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