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一生著述宏富。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宋辽金史。发掘和弘扬两宋对辽、金斗争中的历史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他史学研究的一个突出主题和鲜明特色。近期出版的《邓广铭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中有多篇论著，对古代中国内部民族战争中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从中可见邓先生关于爱国主义的一些思想观点。

　　站在正义一方而又全心全意致力于维护本国家民族利益的言行，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爱国主义

　　古代中国的内部，在几个不同民族政权之间的互相征战中，存在不存在爱国主义，这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广铭先生认为，古代中国内部“并存的诸国间，既然常常互相兼并、互相挞伐，对于矛盾斗争着的双方，总要就战争的起因、性质、作用、后果等，判定某方为正义性的，而另一方为非正义性的。即使是‘兄弟阋于墙’，不也同样得对其谁是谁非加以区别吗？既然如此，则把属于正义的一方，而又全心全意致力于维护其本方主权和利益的称为爱国者，又把反此道而行的称为卖国贼，当然也就是恰当的和合适的了”(《全集》第7卷，第17页)。也就是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是由历史条件来决定的。

　　在古代中国，不仅在分裂时期出现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和汉族王朝互相对峙的局面，即使是在统一时期，在中原王朝管辖不到的地区，也还存在一些少数民族的政权。在这种条件下，当时人只能把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看成是自己的祖国，自然也只能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并对侵犯、压迫自己国家民族的敌人展开斗争。正如列宁所指出，“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页)，这种为维护自己国家民族而献身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应当承认，这种为站在正义一方而又全心全意致力于维护本国家民族利益的言行，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爱国主义。正是基于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邓先生每次在其论著中肯定战国时期的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宋金对立时期的李纲、宗泽、岳飞、辛弃疾、陆游等是“爱国主义者”，南宋的秦桧是“最典型的卖国贼”。

　　凡是站在正义战争一面，在反抗民族压迫和军事掠夺上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都应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邓先生指出:“中国只有一个，这不仅适用于今天，也适用于昨天和前天。我国历史上同时并存的几个国家，全都是各自建立一个特定的国号，而不是以‘中国’为其国号的。它们都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却都不能代表整个中国”。这些彼此并存的政权大都不自外于中国，也不把对方排斥在中国之外。它们当时彼此互相视为外国，但这里的外国是相对于另一方而言的，并非对中国而言；如果对中国境外的国家而言，它们就都是中国的国家。因此，“我们把其中一个国家的某个或某些人物称为爱国主义者，把另外的某个或某些人物称为卖国主义者，这并不意味着把其他国家排斥在中国之外”(《全集》第7卷，第17页)。以南宋为例，承认抗金名将岳飞是爱国主义者，秦桧是卖国贼，这并不意味着把与南宋对立的金，排斥在中国之外。

　　对于古代中国内部反抗民族压迫的英雄人物能否称为中华民族英雄的问题，邓先生也同样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发生于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战争，“凡是站在正义战争一面，在反抗民族压迫和军事掠夺上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就都应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是因为，他们的正义行动，不仅符合本民族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整个中华民族人民的利益”(《全集》第7卷，第20页)。

　　说被压迫民族的英雄人物进行的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符合本民族人民的利益，这好理解，说这种斗争也符合压迫民族一方人民的利益，似乎不好理解。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对‘异族人’的压迫，是一根有两头的棍子”(《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3页)。这根棍子的一头打击“异族人”，另一头则打击本民族的人民。例如，当一个民族的统治者发动压迫、掠夺其他民族的战争时，为了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并稳定后方，首先总要加紧压迫、掠夺本民族人民，加强对他们的统治。如金朝的女真统治者为了发动对南宋的掠夺战争，赋税有增无减，“名目烦细，不可殚述”。至宣宗立而南迁，“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于河南，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金史》卷47，《食货志》)。无休无止的兵役徭役，更是弄得女真人民疲于奔命，“生还者少”。这样，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就不仅保卫了本民族人民的性命财产，而且也是帮助压迫民族的人民解除统治者强加给他们的负担和战争带来的灾难。

　　所以，邓先生指出，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抵御女真贵族的掠夺和屠杀，“固然符合了汉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女真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称他为中华民族的英雄，他是当之无愧的”(《全集》第7卷，第20页)。

　　邓先生反对讲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应该有选择、有避讳的主张，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决不应当割断历史”

　　基于以上的认识，邓先生反对那种讲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应该有选择、有避讳的主张，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决不应当割断历史”，而应该对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加以如实的阐述，并作出正确的分析。他指出，“其用意，全不是要清算旧账，挑拨各族间的关系，而是要揭示一个道理: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要经常发生民族矛盾和斗争，而致使对立双方的劳动人民因之而吃苦遭殃。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各民族间的平等联合，才能使各族人民都把那些互相压迫的历史事件引为前车之鉴，不再重蹈覆辙”(《全集》第7卷，第45页)。

　　同时，邓先生还强调，“发生于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战争，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陈迹，其是非功罪，全应由古人去承担。我们今天对待这些问题，应该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应该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不要陷入大汉族主义的泥坑，也不要陷入地方民族主义的泥坑”(《全集》第7卷，第21页)。也就是说，应该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一视同仁地看待各个民族的历史活动。凡是热爱的忠诚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英勇反抗外来的民族压迫的正义行动，不论它产生于哪个民族，都应该肯定是属于爱国主义的行动，都是我国爱国主义传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都应该予以总结和继承、表彰和弘扬。邓先生就明确指出，举兵反抗辽政权的民族压迫政策而推翻辽朝建立金朝的完颜阿骨打，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全集》第7卷，第20页)。同样的道理，举兵反抗金朝民族压迫的成吉思汗、反抗明朝民族压迫的努尔哈赤，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

　　(来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作者陈梧桐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