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主义
张瑜 刘瀚
一说到美国战略,很多人头脑中立即浮现出“美国全球战略”的字眼,大谈美国如何搞“霸权”和该如何“反制霸权”,这些人首先是不加批判和反思地接受了所谓“美国全球战略”的事实,接下来的推理带有想象甚至荒谬的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 必须客观地讲,美国事实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数十年一以贯之的所谓“全球战略”,时代不一样,任上总统的党派、想法、偏好与个性的不一样,足以使得每一任总统施政的整体倾向和气质不一样,在选举社会,一任总统的离任差不多就意味着“人亡政息”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的政策在战略层面上就无迹可寻,毕竟,高层政治的变化长期还是受制于社会力量的运动。这种美国社会力量的运动通常以党派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是共和党,也被称为“保守派”,一方是民主党,也被称为“自由派”。所以我们通常看一看白宫的主人是谁,国会的力量对比,就不难了解美国在战略上的趋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共和党人里根上台正式标志了一场革命的开始。在此之前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时代,共和党的政策仍是现实主义的,这种现实主义的一般特征是,它信奉:这个世界的基本结构是由几个主要大国主导的,因此世界秩序的达成有赖于主要大国之间力量的平衡,也就是所谓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在行动上,它主张:对“暴政”(tyranny)容忍,有限度的与“友好的独裁者”(friendly
dictators)合作,关键不在于某个国家的内部政治结构如何,而在于这个国家站在哪一方。
里根上台正式标志着这种现实主义思维的式微,他直言不讳地运用“邪恶帝国”(evil
empire)这样的词汇,让当时党内的许多现实主义者大惊失色,以为世界冲突就要爆发了。除此之外,里根的经济政策上更多的带有libertarianism(自由至上,即古典自由主义)的色彩,通过减税强化个人的责任和社会的作用,同时在意识形态上更多的带有基督教福音派的色彩。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Reaganism(里根主义)。里根主义带来了长达数年的经济扩张期,鼓励了基督教力量的抬头,以及见证了全球政治结构的剧变。
扛起里根主义大纛的是布什父子,如果说老布什执行的是没有里根的里根主义,那现任总统布什执行的是升级版的里根主义,因为他面临了里根时代所没有的新挑战。里根时代处于全球政治结构剧变的前夜,里根所关心的第一和首要的问题就是苏联,国际法对双方都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并且即使是力量优势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转移,美国的力量仍不是压倒性的。而9.11事件的发生可以说是改变了整个美国社会对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认知,美国面临着一场“反恐战争”,而与原教旨主义武装起来的恐怖主义交战本身就意味着这场战争的“非对称性”,恐怖主义以所有的平民为人质,它对屠戮作为“敌人”的平民从不心慈手软,对为了更高的“善”牺牲作为“自己人”的平民也绝不犹豫和迟疑,它敢于运用包括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针对所有可以成为目标的设施,它巧妙地利用世界社会对于文明和人道规则的持守,以“你君子我小人”的赤裸裸姿态挑战整个世界的道德底线。应该说,世界政治结构剧变后的美国在相对力量上比任何国家都要增加得大,但相对于恐怖主义,这种力量很多时候无用武之地。布什就是面对这样的敌人要打一场这样的战争,the
Bush Doctrine(Natan Sharansky新近撰文用了这个词)也就应运而生了。
过去,在全球左翼有一整套历史主义的意识形态作支撑的时候,左翼的声音是坚决的,因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因此革命阶级“只有在彻底解放全人类之后才能彻底解放自己”;现在,布什主义认为,美国自由与安全的最可靠保证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最终获得自由,为此必须针对自由的敌人——“暴政”和“恐怖”——进行一场长期的战争,并且把“反对恐怖主义”与“推进民主事业”结合起来。
美国国家安全理事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2006年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绪言开篇就说:“合众国的政策,是在每一个国家和每一种文化中寻求和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最终目标在全球终结暴政。在今天的世界,各个政权的基本性格和它们之间的权力分配一样重要。我们国策的目标是协助创造一个由民主和良好治理的国家组成的世界,这样的国家既能满足他们自己公民的需求,又能在国际体系中负责行事。这是为美国人民提供持久安全的最佳方法。”报告认为美国面临“一种新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这种新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给世界带来了“不容忍、屠戮、恐怖、奴役和压迫”。
报告接下来的部分详细叙述了为了达成推进“有效民主”(effective
democracy)和反暴政反恐怖的目标,政府所执行的九大政策:支持对人权、尊严和正义的维护;巩固联盟以打败全球恐怖主义,努力防止其对美国及盟国的袭击;与其它国家一道减少地区冲突带来的危险;防止敌人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美国、美国的盟友;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开创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时代;通过扩大社会之间的开放和建设“民主基础设施”扩张发展圈;拓展与其它主要的全球力量中心合作行动的议程;优化美国的国家安全制度以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与机遇;利用全球化的机遇,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效民主”的提出,这个概念意味着,仓促安排的一两次选举对于民主的有效性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报告从四个方面定义“有效民主”:尊重和支持基本人权;责任政府,人民有权力改变自己的政府;法治;有限政府,保护社会的自治。
报告两处提到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如何推进自由,一处说要principled in goals and pragmatic in
means(目标的原则性与手段的务实性),一处说要idealistic about goals, and realistic about
means(目标是理想主义的,手段是现实主义的),显示了布什主义的思维特色,也划清了布什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界限,简单说,现实主义之为现实主义,不仅其手段是现实的,目标也要现实;布什主义也不同于理想主义,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布什主义与卡特时代的人权外交在目标和手段上都大异其趣。
对比里根主义和布什主义,在安全战略方面,它们除了面临的敌人不同之外,基本思维是很类似的,就是绝不和对手玩“力量的平衡”游戏,在里根和布什看来,如果和对手玩这种游戏,就是把自己置于和对手一样的地位,这就抹杀了对手和自己道德和正义属性上的根本不同,等于自动放弃了自己的道德优势和道德勇气,在行动上势必导致对对手的妥协,有的时候这种妥协是实际利益上的妥协,有的时候则纯粹是道义上的。而“正邪不两立”,善与恶不共戴天,因此布什绝不认同罗斯福对苏联的政策,认为这是一种不必要的妥协,既有实际利益上的损失,也有纯粹道义上的损失,给后来的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恶果,所以雅尔塔体系“这样的愚蠢绝对不能重演”。布什本人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在他支持率高涨的时候是如此认为,在他现在声望下跌的时候也是如此认为,这和克林顿时代的施政随着民意转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手段是“恐怖”的,这一点连施行这些手段的人也无法否认;同时,它们也是有政治目标和政治野心的,那么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政治运动的目标本身,是不是也是“恐怖”的呢?在追求这些目标的人看来,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the
ends justify the
means),目的自然是正义的,因目的的正义再无耻的手段也是可以接受的,因此他们希望通过施用这些手段迫使对方屈服或妥协来达到其政治目的。不过布什既不是过去喜欢搞现实主义手腕的共和党过气人物,也不是一遇到问题和压力就赶紧改弦更张的“自由派”,他既不容忍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手段,也根本不接受他们的目标,这些目标在他看来,不仅由于手段之邪恶而不可接受,更由于其本身反自由的本性就是邪恶的,因此是“不容忍、不接受、不妥协、不谈判”。恐怖主义不可谈判,只能消灭,这是布什主义的信条,而那些向美国开出条件、寄希望于美国妥协的使用邪恶手段追求邪恶目标的人,对布什来说,不是可以谈判的对手(人),只是必须消灭的对象(物)。
要战胜这些自由的威胁——恐怖与暴政,强硬的一手就是不妥协的战斗,温柔的一手就是寻求和支持自由运动与自由制度,推进“有效民主”,“自由绝不能对自由的敌人让步”。
现在布什由于声望下跌,压力也空前强大,“自由憎恨者”的声势扩大了,Natan
Sharansky虽然认为布什“推进自由的事业中日益孤独”,不过仍希望他坚持下去,因为“布什”如果不能“主义”,“邪恶就会取胜,后果就是灾难”。
布什主义能不能获得里根主义一样的成功和声誉,这对布什本人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对世界来说也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责任编辑:柯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