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盛时，各种纺织品、瓷器、南北干货、朝廷的军粮和贡品，夹带着无边风月和鸡鸣狗盗、诗词歌赋和流言蜚语，离开了原产地，沿着运河南下或者北上。有时候会在行舟的沿途挥洒一点，好让船走得更轻快些。船队远去了，它们的痕迹还在。

　　在高邮湖和大运河之间，纤夫拉船所用的石柱依然立于废弃的运河故道边。拨开丛生的荆棘芦苇，石柱上伤痕累累，遍布深痕。想必那些纤夫的肩头也是如此。在记者随后走访的几个城市里，类似的历史碎片如同神经元，轻微的碰触就能拂起运河在某段历史中刹那的流动。

　　聊城大学图书馆里，馆长王云教授拿出了她博士论文的打印稿，这篇名为《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论文将会在今年8月份出版。为了完成这篇论文，三年时间里王教授从德州的四女寺到枣庄的韩庄闸，几乎走遍了山东运河沿线的大小城镇，在田野调查和广泛采访中采集到一大批湮没无闻的碑刻、家谱、实物和口碑资料。她还拿出一摞部分县市自己编印的小册子给记者看，她说这些小册子入不得典籍，属于灰色材料，但是里面却也有不少历史线索。

　　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几乎都是王教授在讲述。她讲述自己小时候生活在运河边的故事，也讲述考察途中的见闻———这一带曾经的匪患是由于运河断流后身怀武艺的水手们集体失业了，济宁人不愿意将女儿嫁到北面的聊城是因为这里再也不是运河上繁华的码头。在她的讲述中，运河似乎渗透进了这些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历史也就活了起来。

　　商帮

　　聊城的山陕会馆建于清乾隆八年。西北商人在聊城建设会馆，除了运河生意需要，还有血缘情分的缘故。元末战争中东昌府曾被屠城，这里又属于传统的黄泛区，人烟稀少。所以，明初的人口迁移中，就有一部分山西人从著名的洪桐县大槐树下来到了运河边的东昌府，从此世代定居。聊城是西北商帮的天下，在捐助修建山陕会馆的碑文上，记录在案的山陕商号就有近千家，足见当年运河之盛及东昌府之盛。

　　离聊城70多公里外的临清，有一条小巷叫做“竹竿巷”，至今还有不少店铺在做篾片编织的生意。当年徽商从运河带来了南方的竹子和编织的手艺，然后又沿运河四处输出产品。运河断了，技术和行当却留下了。徽商重利也重文，他们入了商籍，子女可以在临清读书科考，不少徽商后裔就这样成了本地人。

　　题壁

　　当年东昌府和临清县声名显赫，戏班中流传的说法是“唱不响临清进不了京”。山陕会馆有个戏台，后台墙壁上写满了文字。那都是过往戏班留下的笔墨。除了古戏台墙壁上常见的演出剧目和戏班名称之外，赫然还有不少“反诗”。“道光驾崩正月天，喜兆就在天下传”还算客气，“咸丰畜生，是个王八蛋”就算是艺人对皇上的直接谩骂了。王云教授解释说，鲁西地区是白莲教、捻军、义和团的主要活动地区，朝廷的管理心有余力不足。因此，这些题壁反诗无法追查。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也曾经在聊城留下题壁。原迹已不可寻，但内容却录入了史书。他来到聊城向著名藏书楼“海源阁”借书不得，悻悻而返。“深锁琅饱蠹鱼”，这样的句子多少有些酸溜溜的。

　　市井

　　中国古代著名的市井小说《金瓶梅》就是以临清、聊城一带作为故事展开的舞台，小说的语言是临清周边方言。《三言二拍》和《老残游记》中对这一带也多有笔墨。在运河南段，扬州、高邮周边的苏北地区，其实也有一部流传甚广的市井小说《皮五辣子》。只是影响远不及《金瓶梅》，也不知道是否由说书的话本演变而来。

　　运河上南来北往的商帮、船工、官员和旅人，是封建中国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终年不止。运河造就了沿线的城镇带，刺激了商品买卖的觉醒，将长江下游流域的商业文明传送到了北方农耕文明的区域内。这才是催生运河沿线市民社会形成和市井小说出现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