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高宣扬先生近期出版了新书《流行文化社会学》———一本奇妙的著作。在同济大学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记者如约见到了这位语气谦逊、神情平和的老人。这位思想深邃、涉猎领域广泛的哲学家是本城文化地图上一个引人注目的坐标。

　　“流行文化蕴藏最鲜活的信息”

　　东方早报：你似乎不用手机，是因为厌恶吗？能否说说你本人对流行文化的态度，你为什么要研究流行文化？

　　高宣扬：不用手机是因为觉得麻烦，谈不上厌恶。我过的几乎就是书斋里面的生活，很简单。但是这样的生活也同样处于流行文化的包围之中。不管喜欢与否，我们的生活都已经离不开流行文化。不少人觉得流行文化就是跟风，觉得很鄙视它，其实流行文化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为动力的商业宣传需求催生了它的出现和发展，而它又为社会提供了各领域内模仿的样本。它提供模仿对象，提供偶像。流行文化牵涉的范围太广泛了，关系到商业、经济，也关系到文化、政治，甚至关系到社会的命运。流行文化中蕴藏着每个时期社会变革的最直接最鲜活的信息。因为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紧密，它是社会转折的风向标。这也正是我要研究它的原因。

　　东方早报：流行文化研究领域的现状是怎么样的？

　　高宣扬：现在来说流行文化领域的研究还不多，成果也谈不上丰富。分析流行文化的人也有一些，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系统地研究，理论基础也稍微薄弱一些。做学术研究是要潜心的，不能浮躁。流行文化的研究在国外也才是刚开始不久。东方早报：能大概介绍一下《流行文化社会学》这本书吗？

　　高宣扬：这是我一套丛书里的一本。这套丛书还包括《当代社会理论》、《后现代论》、《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福柯的生存美学》等几部书。研究流行文化的原因前面已经说了，尤其在全球化的时代，它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在这本书里面，我从哲学、社会学、符号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分析了流行文化。主要还是要对它进行理论的分析和总结。书里面有很多照片都是我自己去拍的。我自己在巴黎和台北的街头，去拍时装，拍橱窗里面的海报。因为这本书写的时间比较长，有些照片过时了，后来又去补拍。我要尽可能保证书里面的图片都是最近的，还在流行的。

　　东方早报：有那么多著述的计划，你的时间会不会很紧张？

　　高宣扬：我一直在写东西，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停过。我不以写作为苦。因为写作其实是思想的展开，无法停顿的。你脑子里面有很多想法，需要写出来，这个写作的过程也是思考。会把想法变得更加清晰深刻，会发展原先的思想。我1970年代后取道中国香港去法国留学，所有的费用都是我在香港期间，短时间内写了大量文章赚取的几十万元稿费。一年半时间里面我写了200万字，出了8本书。而写那些文章后来对我的学术道路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是冯友兰的课代表”

　　东方早报：作为一个学哲学的人，你的经历是很让人羡慕的。能否说说你的求学过程？

　　高宣扬：我出生在印尼，小时候也是在那里度过的。后来印尼骚乱，华人的命运很悲惨，我们一家人当然也包括在内，于是就下定决心回到中国。回国后我是从东北考上大学的，1957年进了北大哲学系。当时大学都是五年，本科毕业后我又读了三年的研究生，1965年才离开北大。

　　对于学哲学的人来说，我们那批学生很幸福。那时候的北大哲学系可是汇集了全国所有的哲学教授。全国范围内，除了北大的35个哲学教授，别的大学就没有哲学教授了。因为那时候刚建国不久，要统一思想。毛泽东主席很重视哲学，他把教授们集中到了北大，让这些思想家接受统一的管理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这成就了我们的幸运。这35个教授里面包括梁漱溟、冯友兰、朱光潜等大师，而且他们都开了课，这些课我们都去上了。我是冯友兰先生的课代表，他讲中国思想史。每天上课之前，我去冯先生家里拿他写的讲义。每次五六张纸的讲义，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然后我拿去印刷厂印成讲义发给同学。一学期授课完毕之后，这些讲义直接就能结集成书出版了。当时真应该留几张冯先生讲义的手稿，后来在文革期间所有这些手稿都被烧了。1990年代的时候，我去冯友兰先生家探望他，老师送了他的一套全集给我，题名落款上是“冯友兰九十有三”。那年他93岁了。

　　东方早报：那么在法国呢？你跟很多国外的思想家都有很深的交往，他们对你有哪些影响？

　　高宣扬：在法国的时候，我就读的是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那些年的法国思想界，也正处在各种新思潮涌现、碰撞、嬗变的时期。因此我获益匪浅，跟利科、德里达等大师交往机会也比较多。利科去世的时候，我也专门写了文章纪念他。1983年我博士毕业，当时正好德里达受密歇根总统委托组建了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我被聘用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发现德里达很谦逊，说自己对东方哲学了解不多，希望多交流，也希望我加强中国哲学的研究。但是我自己在国内的时候研究方向并不是中国哲学，很遗憾。高宣扬，祖籍杭州，1940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57年至196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3年获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并兼任由德里达领导的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的中国哲学研讨会主任。2003年至今，任上海同济大学哲学系及社会系教授、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