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秘密录音事件”，导致杨尚昆、叶子龙等一大批同志遭到迫害。拨乱反正后，中央重新审查了此案，并为有关人员彻底平反。巴人同志的这篇文章，根据当事人的日记及回忆，梳理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对我们了解那段历史很有裨益。——编者

　　一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调查研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下午赶回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竟然能够迫使位于中共高层权力核心的杨尚昆不得不中止调研计划？当晚，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4月27日下午5时20分，杨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处于中央一线工作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彭真汇报，看来此事非同小可！

　　当晚，杨尚昆又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谈了一下情况”。第二天上午，杨尚昆又找到龚子荣、曾三(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馆馆长)、邓典桃(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鉴(时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秘书长)等人谈话。

　　4月29日上午，杨尚昆找到叶子龙(时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康一民、王敬先(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三人谈话。下午3时至5时，杨尚昆召集叶子龙、康一民、王敬先、高智(毛泽东秘书)、罗光禄(毛泽东秘书)、龚子荣等人，商谈“关于录音问题的情况”。

　　至此，方才明白:这些天来搅得杨尚昆吃睡不宁的，正是震动中央高层的所谓“窃听器事件”(也称“秘密录音事件”)。

　　二从叶子龙回忆录中获知: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一次大脾气。

　　毛泽东为何大发脾气？根据毛泽东生前的一些警卫员、服务员的回忆文章，情况大致是这样: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从杨尚昆的日记的注释和叶子龙的回忆录中看，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的历史文献资料。录音工作的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的记录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叶子龙回忆录》)，他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过这个建议。从以后的结果看，最高权力层面似乎是接受和执行了这个建议的，毛泽东本人也是认可了录音的做法的。毛泽东曾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叶子龙回忆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毛泽东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

　　然而，问题又出在这个规定上。譬如，有些会议，恐怕中央领导同志是不愿意录音的。这又该怎么办？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叶子龙回忆录》)

　　问题又来了。既然对毛泽东的录音工作是中办机要室的正常业务，那为什么毛泽东会多次批评录音工作；既然1959年11月杭州会议后叶子龙再也没有派人跟随毛泽东外出录音，那么1961年春季“录音事件”的录音者又是谁派的？是谁决定对毛泽东的任何谈话都要录音的？反过来问，对毛泽东的任何谈话都录音的做法，是否符合毛泽东曾经审定的那个规定？

　　三4月30日上午，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时任刘少奇秘书、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三人写出关于录音问题的报告，杨尚昆看了后，提出修改意见，让康一民再去改正。处理完此事，杨尚昆又找来中办副主任龚子荣谈话。

　　是日下午，杨尚昆找来中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南海管理局局长赖祖烈谈话。当天，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惟心情紧张，极易疲乏。”看来这几天确实把杨尚昆搞得心烦意乱，又惶恐不安。他一改平时半夜2时睡觉的习惯，当晚12时便上床了。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录音事件”。当晚，杨尚昆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5月3日、4日，杨尚昆两次与康生商谈“录音事件”的情况及其报告；差不多同时，杨尚昆也多次找叶子龙、康一民谈话。

　　5月8日晚，杨尚昆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第二天上午，杨尚昆乘火车，再去河北保定调研，16日下午返京。然后，在两天时间内，他接连同汪东兴、康一民、吴振英、曾三、李富春、蔡畅、田家英、罗光禄等人谈话。在5月18日的日记中，杨尚昆写道:“汪东兴同志电话告诉了一些情况，心情不安，看东西也难于看下去。”

　　第二天即5月19日上午，杨尚昆找到龚子荣谈话，“心情特别不安”。下午，杨尚昆主动到邓小平和李富春工作处，“把消息告诉了小平同志，请他考虑如何做法”。究竟是把什么消息告诉了邓小平、又要邓小平考虑什么做法，杨尚昆日记中均未透露。

　　5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6月中旬，作为录音事件的影响后果之一，便是中央决定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6月24日下午3时半，杨尚昆召集有关人员，“交代洗掉过去的录音带问题，彭真参加”，后又“约汪东兴谈取消各首长处的日记问题，彭真参加”。

　　在杨尚昆的日记中，震动一时的“录音事件”似乎就这样过去了。然而，据我了解，历史并非这般轻松。至少有两件与“录音事件”有关的事情，杨尚昆的日记中没有反映出来。

　　一是毛泽东于1961年1月底至4月初外出视察期间，发现还有录音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指示汪东兴报告中央书记处查办。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都受到处分，确实是耐人寻味的。二是同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

　　依杨尚昆当时的地位和身份，他不可能不知道以上两件事情。可是，他的日记中却没有反映。

　　四“秘密录音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实际上远不止处分了中共最高三位领导人的秘书和通过了中央书记处的一个决定，叶子龙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如徐子英、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许多同志。”尤其是“文革”期间，有的同志因此案甚至被迫害到家破人亡的地步！叶子龙本人也因此案被监护审查了七年之久。(《叶子龙回忆录》)叶子龙的回忆录写有“窃听器事件”一节，可见此事对他政治生涯打击甚大，伤害甚烈。

　　拨乱反正以后，党中央重新审查了“秘密录音”一案。1980年3月24日，中办政治部做出了为叶子龙平反的决定，其中说:所谓“在毛主席身边设窃听器”，“进行秘密录音活动”，纯系诬陷不实之词。同年5月10日，中办党委批复了平反决定。紧接着，同年10月23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中办《关于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密录音”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说:一、“杨尚昆同志在原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杨尚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建议中央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二、“借录音问题强加给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等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翻，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三、“1961年1月至4月的录音，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同志是没有责任的，因而1961年给他们的处分是不适当的，建议中央予以撤销。”四、“鉴于所谓‘秘密录音’一案株连人员很多，影响很大，建议中央将这个复查报告批转有关单位，以消除影响。”(吴足观摘自《历史学家茶座》第二辑。文章主标题原为《蛛丝马迹之于历史》，现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巴人，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中引文未标明出处者皆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