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2004年10月，彻底退出南洋教育集团的任靖玺在网上发布了长达8万字的个人自述——《教育炼狱十年》(以下简称《万言书》)。震动了当时的中国教育界。文中，任以激愤的口吻将南洋的命运归咎于教育体制。《中国新闻周刊》于2004年底曾以《任靖玺：我败给了教育制度》为题做专题报道。在当时的舆论界，就《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所及，对《万言书》的肯定者居多。

　　时至今日，面对南洋的全面崩溃，对任靖玺的骂声四起。

　　远在新西兰的任靖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万箭穿心。”以下是任靖玺的答本刊记者问。

　　中国新闻周刊：

　　1993年，你为什么会举办南洋教育？为什么会选择教育储备金的方式？

　　任靖玺：

　　当时我是海南南洋发展总公司的总裁，以做旅游和高科技为主。我80年代就已是百万富翁，最后决定投资教育，主要因为我是山西人，把学校建在家乡，就是想做一些善事而已。至于后来的高速扩张和全国办学，那会还没有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南洋使用教育储备金的方式，是受到了当时陈忠联办学成功的鼓舞。

　　1995年，海南南洋迁往北京，是因为当时海南经济形势恶化。也是这一年，我决定将教育作为南洋的主要产业，提出了“麦当劳模式”，用滚动发展的方法，借助民间投资的力量，建立中国最大的教育投资集团。而所谓“滚动发展”，就是教育储备金。

　　中国新闻周刊：

　　1994年国家教委下发了关于禁止审批教育储备金学校的文件。1998年以后，广东已经对储备金模式叫停。但正是这时，南洋开始了高速发展期。政策上的这些禁忌，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吗？

　　任靖玺：

　　我来向你描述一下当时的社会图景。民办教育的呼声是全社会的热点。大家都认为，只有开放民办教育才能改变中国教育投资不足的困境。大家都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子一定会走下去，没有回头的余地，因此中国的教育一定会放开。

　　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朱基总理说穷国办教育，不走多种形式办学的路子，别无选择。我对民办教育的“放开”并最终和资本市场对接持乐观态度。

　　1994年的教委禁令我不知道，教育局也从来没有提起过收储备金是否有问题。广东发生的事情我是知道的。我们只是把那个禁令当作一个地方法规，毕竟国务院和教育部一直没有表态。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停不下来了，因为其他的融资渠道完全堵死，我们只有继续收储备金这一条路，能做的只是减少额度。

　　中国新闻周刊：

　　你是如何减少额度的？

　　任靖玺：

　　2002年开始，南洋主动降低了新生的“教育储备金”比例。2004年我离开之前，以教育储备金方式入学的孩子，在全国南洋已降到20%。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在生源稳定的情况下，将教育储备金完全消化为学费，需要五到七年。

　　从1999年开始，我们就试图向国际市场融资。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曾和南洋初步商定给予南洋200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和3000万美元的低息贷款，却被有关方面以“教育市场外资不得进入”的理由中止而失败。

　　另外，我也考虑过在国内市场上融资，以公司的名义买壳上市，对于南洋而言财力是不允许的，而且还有“教育资金不得挪做他用”的约束。

　　中国新闻周刊：

　　是什么时候你决定离开南洋的？

　　任靖玺：

　　确切地说，是2002年。这时候名校办民校已经出现。而《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实施条例》的出台，等于给名校的“孩子”发了准生证。这些“嫡系部队”对于真正民办学校的挤压实在太大了。后来我在《教育炼狱十年》里也写了，进入21世纪的民办学校的状况是“哀鸿遍野”。南洋的生源受到严重影响，教育储备金的偿还就有了危机。

　　这种不公平竞争，让我对于整个政策环境彻底绝望，才坚定了转让的念头。

　　中国新闻周刊：

　　那为什么你选择了帅建伦呢？你没有预感到后来他的作为吗？

　　任靖玺：

　　可以说是“自投罗网”吧。在那种彻底绝望的情绪下，无论是帅建伦还是张建伦、李建伦我都会卖的。而且，2003年底帅的情况还是不错的，那时候造纸行业很赚钱。他也提出对教育有兴趣，承诺注资，并提出了一整套上市计划。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朱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