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柳青

　　当罗素在1920年10月12日的晨光中看着逐渐清晰的外滩景象时，他大约没有想到自己将会在中国学界引发的震动，以及这震动持续时间之久远。时至今日，在一波一波对于“五四”的反思和讨论中，罗素仍是一个言说不尽的话题。

　　罗素带着新交的女友勃拉克自法国马赛启程，经过一个半月的海上漂泊，他们所乘的“波多号”在10月12日清晨驶进上海港。船比预计抵达时间早了三天，这让上海负责接待的人士和罗素本人都措手不及，直到9点过后最先得到消息的徐文耀才匆忙上船迎接。

　　而当罗素在甲板上打转时，万万不会想到，同船有英国人已经向英国驻华人员密报，指控他沿途“公开发表同情布尔什维克的言论，并流露出反英情绪”，为此英国驻华的外交官们也很是手忙脚乱了一阵，险些把尚未踏上中国土地的哲学家直接撵回英国。

　　那是一战方停的1920年，从巴黎和约到国际联盟，罗素在目睹了种种强权与不公后，对于自己身处的欧洲陷入重重失望，对“西方文明”业已灰心的他，正醉心于道家所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境界。甫一抵沪，当欢迎会上中国学人希望他提供治国安邦大计时，他就在即兴演说中直言：“百年以来支配欧洲之思想，多有违反良知，倾向破坏，奖励贪得掠夺者，余不愿中国移植此种不纯正之欧洲思想。”

　　罗素日后回忆，初见的上海如任何一个西方大都会，和他习惯的伦敦并无分别。纵是如此，他仍尽其可能去感受这城市的另一面——西方表面下的东方，繁华转身后的破落。他在意的即是当日上海所谓之“老城厢”，据《申报》、《时事新报》等载，罗素于10月14日游览上海四郊，“不愿注意租界内情形，往沪南闸北，途中所见事事物物一一询问，而于苦力工人生活，注意特甚，屡令停车，步行观察。”

　　同样的，比起外滩一溜的万国建筑，罗素更心仪于东方古典的半淞园，他在这个黄浦江畔的私家园林中停留了两个多小时。民国年间，有首《竹枝词》这样形容：沪上难寻山水胜，清幽且入半淞园。当年，这60亩水陆参半的园子里错落分布着听潮楼、留月台、鉴影亭、迎帆阁、又一村、水风亭等，曲折环水的长廊上还遍嵌玻璃板所印的《快雪堂书帖》，徜徉园中的罗素对亭台水榭上的对联、匾额以及书画题跋充满兴趣，连连赞叹“华人随处有文学思想”，直至回国后他在《中国国民性的几个特点》一文中仍用欣赏的口吻写下：“中国人有着一种镇静安闲的态度，这态度便是受过欧洲教育也还不至于消失罢。”罗素当年驻足的半淞园早在“八·一三”的隆隆炮火中化作了焦土一片，无处可寻，如今只余半淞园路，站在市井喧嚣的街头，仅能遥想昔日“剪取吴淞半江水”的风情。

　　怕应酬的罗素在上海几乎没有社交活动，除了14日和16日下午分别在中国公学和江苏教育会演讲“社会改造原理”和“教育的效用”，他只在15日上午于下榻的一品香旅舍接受《申报》专访，并于次日中午参观了申报馆。

　　《申报》记者笔下的罗素，“盎然有学者风，一手持烟斗，坐安乐椅上，与记者谈话”，“谈话时，博士并随时欤记者以烟茶，殷勤和蔼，毫无种族之见，阶级之分，则博士之言行，均含大同之精义，固非常人所能及也”，一个多小时的访谈中，“烟斗中之烟，缕缕而上，罗素博士之思潮，亦如涌而至，所发之议论，均细微静切，为常人所未曾道所不敢道。”

　　罗素造访过的申报馆仍在，五层高的砖石建筑立在汉口路山东路交界的十字路口，一个距离外滩一步之遥的不起眼街角。这里早就成了茶餐厅，欧式的旋梯和浮顶、甚至房间的格局都没有变化，但罗素曾经的到访以及更多惊心动魄的往事，已尽消融在了喧嚣人声中。一个终其一生独立、自省的学者与一张以独立立言的报纸，彼此间曾互相作出的注脚，就这样默默藏于砖石之间。

　　这个城市有他熟悉的湿润气候，有让他心醉的东方园林，有人为他的“中国宜讲教育、开发实业”之言论鼓掌，上海对于罗素而言，就如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又新鲜又亲切。孰料乘兴而来却没有尽兴而归。几个月后在中国北方，罗素发现自己身处或保守或激进、或亲英美或亲俄的各思潮派系的夹击中，终于，失落的罗素病中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到：“患病之前我已讨厌中国北方，这里很干燥。我深感疲惫，归心似箭。”

　　当罗素自北京启程回国时，心境与在上海登岸时自是大相径庭了，但他终是心仪着东方，对温馨和美的古中国怀了眷恋与亲近之心，这是旅行自始至终、甚至在后来的几十年中都未有变化的——直到93岁那年，他还在《中国问题》的再版序言中深情写下：“中国人曾历经磨难，但他们的英雄主义拯救了他们，他们应该成功。愿成功是他们的！”

　　(《罗素中国之行的历史反思》、《沪七团体欢迎会上罗素即席演说》等见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