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月5日起，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将上调0.5个百分点。此举虽然能够抑制信贷总量扩张，但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而且应对结构性风险也无能为力。笔者认为，利用外汇政策及财政政策，也应在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评判政策效果如何，首先要明确政策目标。从我国当前宏观面情况看，货币供给总量扩张虽会使通胀压力加大，但还未成为现实的通货膨胀。因此，控制总量应是预防性措施，力度不可过大，否则可能会引起“超调”。况且，货币政策效果存在时滞，需要一定的观察期，不可因短期效果不明显而继续加码。

　　而在信贷总量扩张背后，结构性风险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第一，贷款银行主要集中在国有商业银行；第二，资金流向多为地方政府市政建设项目以及由政府担保的项目，民营企业相对较少；第三，资金的地域流向多为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个区域。贷款主体结构、借款主体结构和区域分布结构上的过度集中，会增加信贷的系统性风险。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政策还属于“一刀切”政策，对于不存在信贷扩张问题的银行也要受到“连累”，紧缩并不过剩的流动性，这将影响其经营状况。

　　由于信贷扩张主要集中在几家资本充足率相对较高的国有银行，这种干预政策也会遇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冲突。有足够承担风险能力的银行增加信贷，这应当是市场经济下的正常现象，也符合银行盈利性目的。如果过多干预，似乎与银行改革目标相悖。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措施在货币供给总量上能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但在调节结构性问题、降低信贷风险上是无能为力的。

　　基于以上分析，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政策虽可抑制信贷总量扩张，但与此同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不能解决结构性风险等问题，也必须予以重视。

　　当前央行的调节主要还集中在国内部门的调节。5月份我国贸易顺差130亿美元，使得今年前5个月的累计外贸顺差已达467.73亿美元。外汇占款增加、央行冲销操作压力增大，这是导致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要应对通货膨胀压力，还必须考虑减少外贸顺差方面的应对措施。

　　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是可选择的手段之一。虽然人民币汇率已破8，自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累计升值幅度达到了3.6%以上。但从国际收支来看，贸易顺差仍呈现持续扩大势头。这表明，进出口部门对汇率变动还不够敏感，小幅度汇率变化尚不能引起国际收支的显著改变。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还有相当空间，进出口部门的承受能力还相对较强。

　　央行政策主要针对银行体系的货币供给一方，但要有效应对通胀压力和信贷结构性风险，还要财政等部门的配合。例如放缓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调节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从而从多角度缓解通胀压力以及信贷结构性风险。

　　（作者为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