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飘满红罂粟

　　本报记者 包丽敏

　　编者按：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

　　19年前，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关于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的部长级会议。提出“爱生命、不吸毒”的口号，与会138个国家的3000多名代表一致同意将每年的这一天定为“国际禁毒日”。对于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来说，那时毒品似乎离我们还很远。但19年后的今天，毒品问题正在或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正值国际禁毒日之际，我们特别刊出这篇报道，是想警醒公众：毒品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其现实的危害已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像。

　　向春玲从未想到，毒品离她的生活竟然这么近。她去云南缉毒前线走了一趟之后发现，云南当地甚至整个国家，都正处在毒品的威胁之下。

　　“毒品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中共中央党校的这位社会学教授说，“可不仅仅是什么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病。”

　　去年3月，向春玲原本准备到云南考察西部发展问题，但云南省一位省委领导向她建议：云南最值得考察的是毒品问题。

　　于是，她花了23天时间，走了云南与缅甸接壤的800多公里边境线，沿边境线考察了9个县市。最近，她正将考察结果写成一份内参。她说：“那里正在打一场禁毒人民战争。”

　　毒贩们藏着毒品，“一脚就跨过边境线”

　　向春玲从北京出发，到达云南与缅甸接壤的边境时有些吃惊。她没想到，边境线既没有铁丝网拦着，也没有边防军站岗。甚至，所谓边境线，其实连条“线”都没有，只是在某些地方立一块界碑。

　　这条看不见的边境线，这边是中国云南，而另一边，便是属于金三角地区的缅北地区。那块土地上，种毒、制毒、贩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

　　在美国国家缉毒署标有地理坐标的东南亚地图上，世界三大毒品生产基地之一的金三角地区，70％的区域在缅甸境内。有数据显示，目前每年经金三角地区贩运的海洛因已占世界总量的70％~80％，而其中超过80％来自缅北地区。

　　中国云南省正与这一区域接壤，边境线长达1977公里，山连山，村连村，公路通着公路。

　　有的地方，一个村子一半属云南，一半属缅甸。有的地方，两国之间仅一溪相隔，桥这头是中国，桥那头是缅甸。还有，一亩田分属两国。甚至，“一家两国”。向春玲见过一座村民的房屋正好坐落在边境线上，院子在中国，后面的住房在缅甸。

　　许多人住在边境线这一边，他们的族人、亲戚和朋友却住在那一边。他们常常走亲访友，“一脚就跨过边境线”。

　　向春玲特意挨着一座界碑照了张相。她面朝云南方向，一脚踩在缅甸，一脚踩在云南。

　　每年，估计有七八十吨毒品，就从她身后那个罂粟花开的地区，源源不断地流入她面向的这个国家。毒贩们藏着毒品，同样“一脚就跨过边境线”。

　　“这样的边境使堵截毒品变得十分困难，”向春玲说，“那边繁荣的毒品经济，对我们这边渗透得很厉害。”

　　数据显示，我国内地流通的毒品中，约70％来自金三角地区。

　　“有的村寨已到了村干部选不出来、老人去世后找不到送葬人的地步。”

　　因为紧邻金三角，云南边境首当其冲遭遇“毒”害。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国门打开，金三角的毒品开始成规模地流入国境。最初，这些毒品只是借道云南边境，经由广东，流向香港，再流向欧美等地。不过很快，云南边境也成了毒品消费地。

　　“在当地，不太熟悉的人递给你一支烟，最好别抽，因为很可能含有毒品，从此上瘾。”向春玲说。毒贩们有时用这种方式卖毒品。

　　向春玲亲眼见到当地因吸毒而家破人亡的一户5口之家，家里有4口人吸毒。丈夫因吸毒死亡，妻子被送进强制戒毒所，两个儿子也都吸毒，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家里穷得只有四面泥巴墙，连床都卖掉了，灶也废弃了，只剩79岁的老母亲，独自守着一口棺材。老人的生活全靠村里人接济。如果村里人哪天忘了送来食物，老人就得挨饿。

　　当向春玲掏出一张100元的人民币递过去时，老人紧紧抓着向春玲的手，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旁边的村民说：“让钱在老人家手里好好捏一捏！”

　　这样家破人亡的事件，当地并不鲜见。还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姓张的吸毒汉子，在不到10年时间里，先将妻子卖到外省，又将女儿卖到陕西，随后将惟一的孙子也卖掉了。紧接着田地出租了，房屋变卖了，直至最后，自己因吸毒过量死亡。

　　2004年一份调查数据显示，这位汉子所在的村子，共有村民150多名，而吸毒者竟有43名。在这些吸毒者中，一半以上的家庭破裂，80％的人负债累累。从2001年以来，有15人因吸毒而死亡,13人离家出走，给这个穷困的村子留下了6个孤寡老人和6个孤儿。

　　当地人告诉向春玲，一个家里只要有一名吸毒者，就会将整个家庭拖垮。毒瘾发作时，吸毒者六亲不认，甚至会拿着刀子向亲人要钱。一个村里要有几名吸毒者，整个村子会鸡犬不宁。

　　这样的吸毒者群体，在云南数目庞大。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底，云南全省有吸毒人员6．8万余人。

　　向春玲前去调研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四分之三的区域与金三角接壤，边境线长达500多公里，一州之地，吸毒人员竟超过2．5万人，平均每100人中有2至3人为吸毒人员。

　　在德宏州的陇川县，当地政府给向春玲出示的一份资料称，该县是“全省乃至全国毒情最为严重的县”。截止2004年11月,这个有着17万人口的边境县，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共有1万余人。平均不到20人中,便有一人吸毒。县里80％以上的村寨普遍存在吸毒现象。

　　在这些吸毒人员中，50％以上是青壮年，除极少数还能正常劳动之外，大部分劳动力都因吸毒变得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其中35％以上的贫困人口皆是由于家庭中有吸毒人员而导致。

　　当地人引领着向春玲参观了吸毒人员众多的村子，俗称“吸毒村”。

　　有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吸毒村”，虽然紧挨着公路，但村里到处“破破烂烂的”，村里大多是木制平房，全村几乎没有楼房。进村的道路也是坑坑洼洼的泥巴路。

　　一个村民对向春玲说：“我们村连续8年没有喝过喜酒了。”

　　没有年轻女子愿意嫁到这里，而村里不少原有的已婚妇女也纷纷改嫁外地。吸毒人口陆续死亡，村里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

　　翻开陇川县的吸毒情况统计表，在册吸毒人员超过1000人的乡镇，有6个，其中有3个乡镇现有吸毒人员超过1000人。而有两三百名吸毒者的村子，在当地比比皆是。

　　当地人告诉向春玲，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吸毒没有戒断的一批人，基本已经死亡。现在，新一批吸毒成瘾者也将在五六年后陆续死去。

　　“有的村寨已到了村干部选不出来、老人去世后找不到送葬人的地步。”该县一份官方资料透露。

　　向春玲不止一次听到当地少数民族发出这样的呼声：“救救我们的民族！”这个在陇川县有着4万多人口的民族，每10人中便约有1人在吸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