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思想之叶檀专栏

　　国家审计署因为没有一如既往地点名罗列政府机关违法、违规具体事件，再次卷入舆论中心。尽管审计署的公开理由是从“揭黑”向制度建设倾斜，将点名从审计署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里分解到日常审计公告里，但民众仍然报以失望的嘘声。看来，审计署作为政府良知的代表，攀上了道德的十字架后就下不来了。

　　但审计署难道真的可以在大环境未变的情况下独木支撑吗？希求一个道德完人来指点迷津，那意味着我们在失去对现实的信任的同时，也放弃了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政府部门。

　　审计署固然应当负起应尽之职，向社会披露公共财政的使用状况，满足公众知情权。在连续披露数年之后，其生存环境的恶化可想而知。虽然审计署不承认，但我们从审计署本身被披露资金使用情况，以及审计署的人事权问题就可见一斑。

　　任何一个组织都只能在制度之内寻求空间，即便是钦差大臣也不例外，更别提行政级别与权力不算太高的国家审计署。如果失去行政与民意的巨大支持，审计署还剩下什么？民众应该对审计署“点名”之后的种种坎坷寄予同情，并继续支持他们，而不是在他们略有懈怠或者改变工作方式时，便唾弃甚至暴打以逞一快。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失去最忠心的看门狗。

　　回过头来看审计署的2005年度审计工作报告，仍然点了不少名，其中财政部与发改委赫然在列。这两个部门，是具体组织中央预算执行的关键部门，前者支配国家公共收入，后者则从计委脱胎而来，历史积淀深厚，目前权力正在不断扩展。审计署抓住这两个部门的问题，起码说明其没有存心只打苍蝇不碰老虎的投机态度。

　　从制度上来说，审计署所审计的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属于公共财政领域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的公共财政体系正在建设的过程中，从报告所见财政部、地方政府部分资金溢出人大监管自成渠道，可见某些官员并未树立起公共财政的概念，而是把自己当成了腰系贾府金库钥匙的大管家王熙凤，这个口袋进那个口袋出，如财政部将中石油上缴的所得税中的100亿元弥补中石化集团炼油亏损的做法，违反了起码的收支两条线原则，何尝有现代国家公共财政管理人的风范！

　　客观地说，在任何国家，公共财政的建立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其建立必须与法治以及市场的建设同步，什么时候能真正确立法治与市场的地位，什么时候审计署才能摆脱万众期盼之下的不可承受之重。在西欧，即便是转型顺利的英国，也充分体现出公共财政建立过程中，从“身份财政”向“契约财政”转变的艰难。从1215年，英国议会迫使国王签署《大宪章》，初步确立了自己的征税权和财政监督权之后，又经过400多年的斗争，直到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议会才最终掌握了税收立法权。而法国为建立公共财政经历数次大革命，付出的代价更是众所周知。依照身份或者地域进行的税收豁免等政策在《人权宣言》之后尚未根本绝迹。中国建立公共财政的努力始于清末，此后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反复试图建立公共财政反复失败的痛苦历史。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无法在制度变革之前，期望以一个部门之力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财政体系。从这个角度说，审计署对于制度的强调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理论依据。

　　吸收经验才能不重蹈失败的历史。当我们在盯住审计报告的同时，必须同时持之以恒地追问政府部门违反财政政策的行为是否得到纠正，并且不放过改进制度的些微努力。惟其如此，审计署才能不再孤军奋战。

　　(作者系资深媒体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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