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丽普 实习生任剑锋/文 本报记者 赵海江/图
人物简介
曾淑华，天津人，现年66岁。1960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师范学校并留校工作，后调天津南开区东南角小学。1963年来到石家庄，先后在新开路小学、河北轻化工学校、谈村小学任教。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参与组建石家庄育红学校，并出任学校教导处主任，主管孤儿生活。1984年育红学校停办后，到石家庄实验小学工作，直至1995年退休。
1976年7月28日凌晨，伴随着7.8级的大地震，唐山在瞬间化为一片废墟，24万人不幸失去了生命，4204名孩子也永远地失去了父母和亲人，成为“地震孤儿”。 为了安置这批从几个月到十几岁的孩子，政府部门想了很多办法：让亲属领养，让父母生前所在单位或社、队收养，社会各界收养等方式，共收养抚育了3000多名孤儿。还在唐山、石家庄和邢台等地建立了5所孤儿学校，收养了近千名孤儿，其中规模最大、设施最好、管理最好的是石家庄育红学校。
坐在记者对面的是一位叫曾淑华的退休老教师，说话声音洪亮，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职业病”。现年66岁的曾淑华曾是石家庄育红学校的一员，作为教导处主管生活的主任，她总管着500多名孤儿的吃喝拉撒睡。她见证了育红学校从1976年开始筹建、直至1984年完成历史使命解散的这段历史。
“我的从业经历很简单，一辈子都在与孩子们打交道，以至于退休后听不到孩子们的喳喳声很不习惯。”曾淑华说，在整个从业生涯中，她带过数不清的学生，最让她难忘的就是那些地震孤儿们，孩子们的音容笑貌已经永远地刻在了她的脑海中，“苗苗(党育苗)、红红(党育红)新新(党育新)、刘文涛、史力群、王立新……他们都是我牵挂的对象。”
“孤儿来前，我们一夜没睡”
每当回忆起30年前的那些事情，曾淑华老师就心情沉重，禁不住流泪。曾淑华说，在与地震孤儿相处的8年时间里，她努力地扮演着老师和母亲的双重角色。
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时，正是暑期。8月下旬，曾淑华接到通知，要她参与石家庄育红学校的筹备工作，先到正东路一教育学院学习文件，当年她正在谈村小学任教导主任。接下来，就是紧张的筹备工作，包括校舍的粉刷和孩子们日常生活物品的准备。
在石家庄市档案馆，记者看到了当年的“火速筹备”：8月24日，石家庄市委接到省里通知后，立即召开常委会，研究校址问题。开始推荐的是救济院，但考虑到离市区较远，最终选择了位于长征街的工人政校，后石家庄市第二幼儿园也搬了出去，将校舍全部让给育红学校。很快，房屋修缮、院落清整就全面铺开了。8月29日，以董玉国为首的学校领导小组开始工作，先后从70多个单位调了260多名教职员工，包括教课老师、生活老师和后勤人员。
“那时候，我们都赤脚用水冲刷地面、墙壁上留下的粉灰和油漆的痕迹。”曾淑华说，“那时候，人们干劲都很足，感觉能为唐山的孤儿做点事，是十分光荣的。”
9月5日就开始了孩子们吃饭、穿衣等生活方面的准备工作，在各方面的支持下，7日就完成了，百货商场、服装厂等都尽了力，“栗村公社一夜间就完成了第一批孩子的200套被褥。”衣服、被褥、床单、枕头、枕巾、毛巾脸盆、牙缸、牙刷、香皂、梳子、手帕，连女孩子用的头绳和发卡也准备了。“孩子来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回家，彻夜未眠，忙着在各个房间里整理生活用具，好让孩子们来了有到家的感觉。”曾淑华说。
“看到孩子，我们都流泪了”
9月8日上午11时，育红学校迎来了第一批148名唐山孤儿。孩子们刚下车时，穿着十分凌乱，每个孩子胸前或臂上有个小布条，上面写着孩子的姓名和住址。曾淑华回忆说，“孩子们的目光呆板，精神恍惚。很显然，他们还没有从失去父母的痛苦和惊吓中解脱出来，我也是孩子的母亲，看到这些孩子心里真是刀绞一样的痛，当第一个孩子被抱下车时，几乎所有在场的教职工都流下了眼泪。”
当天下午，石家庄市委派去大轿车，拉上孩子们去石家庄市一招洗澡。洗澡后，每个孩子从里到外都换上了一套新衣服、新鞋袜，几位理发师傅轮流给他们理了发。
孩子们到学校的第一个晚上，大孩子们还好，能够吃饭、休息，而那五六个需要吃奶的孩子就“麻烦”了，可能是不习惯，几个孩子一个劲儿地哭。虽然给这些孩子准备了牛奶和奶粉，但夜间没有火炉来温奶，老师们就端着奶锅敲开附近住户的门，群众一听到是给孩子们温奶的，就急忙弄火，没有一个人嫌麻烦。
9月28日，第二批地震孤儿183人从唐山来到石家庄育红学校。29日，第三批153人也来了。1982年春节前，105名孤儿从邢台育红院来到石家庄，陆陆续续地石家庄育红学校来了500多名孤儿，他们的年龄从几个月到16岁不等。学校的设置从保育班到小学、初中、高中都有。
孩子们刚到校的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教学楼还没盖起来，他们只能在生活区里活动，在宿舍里学习、生活。
曾淑华作为教导处主管生活的主任，孩子们的吃穿用都是需要她来操心的。那时候，学校有生活老师六七十人，分三班倒，不仅设有洗衣房，还有负责给孩子们缝缝补补、做小件衣服的缝纫房。
“一个月后教学楼就盖起来了，孩子们去上课后，我每天早上都召集生活老师开会总结工作，部署下一班的工作任务和注意事项。几乎每次都嘱咐老师们多一些母爱，让孩子们时刻感受到家的温暖。”在这8年的岁月里，曾淑华每天早早地就来到学校，等孩子们睡下了才能回家，在晚上10时前没回过家，以至于没有时间照顾自家的孩子。“董玉国也多次对我说，多亏了你干事利索、有耐心、有爱心，将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得好好的。”
“不要哭，下周带你回家”
在唐山孤儿中，只有3个孩子的身上没有“布条”，她们姓甚名谁也无法知道，董玉国就和老师们商量着给她们取名，她们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党氏三姐妹”———党育红、党育苗、党育新。
“随着时间上的适应，这些小不点儿反而好照顾了，吃饱喝足了就玩、睡，很快乐，到他们五六岁时，还不知道地震的事情。”大孩子就不同了，他们的情绪很容易波动。曾淑华说，在地震100天的日子，初中的女生们都闷在宿舍内不出来，原来都在宿舍内哭呢，她们的父母去世整整100天了，老师们在劝孩子的过程中，也都哭了。
几个小孩子特别招人喜欢，平时工作安顿好后，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来到保育室。“我一坐到那儿，小孩子们就围上来了，摸摸这儿，摸摸那儿，有时还撩起衣服摸摸乳房，孩子们特别高兴……”曾淑华说，为了让孩子们感受“家”的氛围，她每周末带两个孩子回家，与自家的3个孩子一起玩，来后给他们做一些在学校吃不到的饭食。“孩子们都愿意跟我回家，我就轮着来，有些孩子来不了还不高兴，我就告诉他们，不要哭，下周就带你回家。”
每年暑假，育红学校的老师们就将孩子们送到唐山，到亲属家度假。但也有些孩子没亲属接，苗苗(党育苗)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就带着她到天津老家里去，到天津后，我的母亲，弟弟妹妹都特别关照苗苗，惟恐她受到委屈。”曾淑华翻出母亲与苗苗的照片，看了很久，她说母亲前些日子刚刚在天津去世了。
“从1977年始，每年都有一些孩子高中毕业，或走上工作岗位，或到部队参军。总之，孩子们是在一年年减少着。到1984年，育红学校只剩36个孩子，政府考虑到育红学校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就宣布解散了，孩子们都回到了唐山。”曾淑华说，到此她也结束了自己8年的“育红”生涯，但这8年让她终生难忘。
眼下，育红学校里最小的孩子也30岁了，党育苗、党育新都成了5岁男孩的妈妈，党育红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后，从事了服装设计工作……当年的“孤儿”都成为了社会的栋梁之才，在各行各业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着。逢年过节，曾淑华都会接到很多祝福电话。
今年4月，唐山孤儿王建伟带领20多个孩子回来看望了抚育他们的老师，“我们含泪畅谈往事，30年了，他们都记得我们，都记得育红学校，我们也时刻牵挂着他们。”
记者手记
“藏”在董玉国背后的……
刘丽普
提到石家庄育红学校，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董玉国书记。我们不能忘记，这位来自唐山的老人，为了唐山的地震孤儿呕心沥血、日夜坚守在育红学校的那片阵地上。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与董玉国站在一起的，还有200多个教职员工，曾淑华就是藏在董玉国背后的普通一员，是所有教职员工的一个缩影。
采访中，曾淑华老人说，那哪里是学校呀，教职员工都把育红学校当成了自己的家，把那些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既是师长，又是家长。每年夏天，给孩子们拆洗被褥的时候，所有的女老师都是在学校的操场上铺个席子，一起做被子、缝褥子，想起那场面，很温馨。做棉衣也同样如此，棉衣拆洗后，老师们加班加点为孩子们缝制棉衣……曾淑华还说，想到政府以及各个部门尽自己的努力给孩子们送食品，送牛奶，送衣服，送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的情景，常常让她热泪盈眶……
30年过去了，地震孤儿都已经长大成人，为人父，为人母。唐山这座城市，也从一片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了，成为了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想当年，每年暑期老师们都往返于石家庄和唐山之间，将孩子们从石家庄送到唐山，再将孩子们从唐山接到石家庄，老师们看着孩子们一天天地成长起来，也看着唐山这座城市一天天地崛起。
曾淑华说，她有一个愿望，在唐山抗震救灾30周年的日子里，希望能够与昔日的孤儿们相聚在唐山，共同感受爱的力量……
(责任编辑：赵志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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